耆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互动

一　耆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互动

(一)耆老对于官吏政绩的申举与品评

耆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耆老与地方官员的互动体现出来。史料中往往有如此记载:某个官员在某地执政有善绩，其将离任或离任之后，地方上的耆老们往往追思其善政，将其事迹记录下来，请求当时的名儒、士大夫作记，并在地方上刻石立碑，以示彰显，希望能够为后来者垂训借鉴。此种记载颇多，暂举几例。

归信县尹史君自其下车伊始，“不钩距、不机阱，牖民于约，绳吏以律，明听慎罚，以治其下，殆有志利人泽物者与。延改元夏四月，邑耆老赵某数辈走京师，谒余(张养浩——引者注)曰:我史君去官今一年矣。其为治也，雍容无遽色，或以为缓，既而民孚吏革，阖境慑然爱而敬之，耋稚惟一，逮其去，茫然若失怙恃，虽吾辈亦不自知其然，将碑以发之，敢属笔于子”^[63]。

“至正戊子秋，高唐孙君由中书直省舍人来絬林州，期月而颂声作，三年而一致。耆老佐义、杨显、牛恒善辈请曰:孙侯惠吾林不一，即人共知者若始至，谒庙学，易神门，植松鯢，甓垣墉，造礼器，拓门径，奖励学子，急先务而知所本矣。……于府皆实惠切民，今终更去矣，将刻之石，以永我林民之思。且知公(许有壬——引者注)亦嘉其善，辞必不靳，敢迹其实以请。”^[64]

“无极尹唐候治县七年，代者始至。士民耆老不忍其去，录其政之善者，属予(苏天爵——引者注)文诸石，尚其永远不能望也。”^[65]

“至正庚寅，庆都耆老王国瑞、曲成、邵德，儒士赵士元、吕严等屡状令尹尚侯治行，上燕南宪府。复诣予(苏天爵——引者注)请曰:‘吾邑自至元、大,以来，为政有声者数人。既去，民其遗爱于碑。老者虽亡，少者犹克知之，以有石章故也。尚侯家世卿相，由成均释褐入官，即能大振名声，非赋予过人，能若是乎!今则瓜代，将刻石着其惠政，执事幸赐之铭，庶吾民永远而不忘也。”^[66]

地方官员的善政，往往会因为耆老的申举而为上级官司所得知，如材料中所提及的“屡状令尹尚侯治行，上燕南宪府”，而官员的仕途也往往会因此而得以转变。都水监罗璧有善政，“因移疾求解职，不许。请于朝，又不许。越父老闻之，争赴台省乞留，乃还，寻除都水监，换正奉大夫”^[67]。罗璧此次官职变动，首先是因为其政绩较好，同时也不可否认父老“争赴台省乞留”的作用。又有福建道都元帅府奏差潘积中因于仙游等地平叛而有功于当地，“父老郑天锡、儒生洪希文率众上书，请留为令。蒲田县民董安亦以君行境无扰请如仙游。郡监佐争诣大府白状，留赞郡事。帅府录其功上之中书省，宪府核其实，上御史台，且移浙东佥宪王公复验。事既显白，久皆不报。或谓:功多赏后无以示激劝。君曰:小臣尽职人不知”^[68]。潘积中因为镇压起义“有功”于当地，父老郑天赐等人上书，“请留为令”，其事迹亦为有司层层上报，足见父老上书申举官员善政的行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晋宁人张德荣出为宁国路宣城县尹，“岁适大侵，道?相望，连数百里。公振廪劝分，境内独无害。父老相传为口实，部使者举公五事备，又举公治行为诸邑最。台府亦交章论荐之。擢朝列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弥纶庶务，多所裨益”^[69]。张德荣的仕宦走向，与父老的褒扬有直接的关系。

有时，官员的廉洁清白也要依靠耆老的申明才能得到证实。官员张照于至元八年官奉训大夫知兖州事，“时春夏不雨，二麦将槁，吏民阖境祷，公入境而雨几二尺，是岁大熟。属县黠吏扼持官府，侵仇细民，夤缘为奸利。察知其尤桀暴者，痛绳而除其名，群邪为之屏息。二吏赴提刑司诉魾。耆老七百人继状申明知州公明断为民除害，此二人诬饰虚妄不可听，愿将若辈投诸水火无憾也。二人者逃匿不知所在。瓜代，兖人刻石颂德”^[70]。依照材料反映的情况，此中耆老等的联名申明，对于案件审理的结果起了关键的作用。

据上所述，褒扬地方官员的善政成为耆老们的一项责任，就如同他们要谴责贪吏的桀暴一样。官吏的政绩为耆老人等以记石刻碑的方式记录下来，同时又将官员的善政上达于“宪府”，甚至官员的清白也有赖于耆老们的申明来证实，足见耆老作用的重要。耆老们的褒扬实际上是对地方官员施政的认可，一定程度上，它可以作为朝廷考核官吏的参考标准。故而对于官员来说，处理好与地方耆老们的关系就十分重要。

(二)耆老的咨询作用与官员执政

官员初任地方，通常不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往往需要向当地耆老咨询采访，以便能更加顺利执政地方。耆老们掌握着品评官吏政绩的舆论权力，同时，耆老们对于地方风土人情等各方面情况较为熟悉，能够为官员为政提供咨询和建议。

袁州路分宜县学田为崇法寺僧所窃据，学寺诉讼不断。县尹赵思顺负责处理二者的田产争讼，“尹诣田所，集耆老、佃人询，知固学田也。会宋应槐子从吾出前主学徐祺印信、征租之文以为左验”^[71]，事遂白。

廉浦为浦江县达鲁花赤，“会宪司行随产当差之法，他州县皆别遴官，独浦江就诿侯行之，盖素知侯廉明正直足以登厥事。侯亦感激益行素知。集耆老于庭，备询其详，令民自实其业，用宋咸淳册为之根柢，命里长履亩而推正之。及命邻都复核，侯躬校簿书，正其是非，斥其隐蔽，更造册籍，粲然明白，积年之弊不可去者，一旦尽除之”^[72]。廉浦之所以能够将积年之弊除去，恐怕和“集耆老于庭，备询其详”有很大关系。因为耆老们在当地生活多年，其地田亩、户籍等实际情况、轻重利害必然知之甚详^[73]。对具体情况有了详细的了解，就可以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以官府权力为保证来解决问题。

至治元年(1321年)，佥宪萨德弥实至万载县，以其县学“规模敝陋弗称，而学计不足以给用，用父老言，命县尹河南张辅延见邑人江州榷茶大使黄璧，咨以修学之事，璧承命以为己任”^[74]。后县学屡经修缮，“凡三役，三使者一以属黄君，不资于众人，不烦于官府，材木之直、工役之佣一出于私帑”。黄璧饶有财产，能够承担修缮县学的费用，这种情况为县中父老所知。而官员通过咨询父老直接得知黄璧的实际情况，可谓走了捷径。

潘应武、任仁发修治吴淞江水利之时，亦曾多有寻访叩问当地耆老，咨询水利事宜，对治水颇有帮助^[75]。

地方官员召集耆老咨询问政，是其顺利施政的前提之一。耆老们对于当地民情风物等情况的掌握至深至全，而这些是初到官员所急需了解的，咨询耆老不失为一条捷径。而耆老也利用官员的重视，借咨询之机向官员建言，往往会为官员所采纳和接受。两者的关系，耆老并非总是被动，同样存在着与官员的互动。

至大皇庆间，同知郡事赤盏显忠来到延平，“讶鼓楼无郡扁，询诸耆老，耆老以实告且曰:‘厥今时平兵息，愿去南剑名，复名延平，于以避俗忌、从民欲，可乎?’于是郡佐盏公以闻于上司，上司以闻于朝廷”^[76]。终有果。

纳瞞不花为政盱眙县，“他日耆老来告曰:‘吾邑在汉为临淮郡，有孔武者，由国子博士来为郡守。卒于官，遗爱在民，民祠事之。宋季，祠毁于兵，今吾幸生治平之世，又遇县侯兴学作士，民之俊秀将日益盛。愿即虎山别建黉舍，以广为学之所，并为祠以祀孔公，不亦可乎?’监县曰:‘是维某之责也。’首捐俸五百贯以倡其众，僚肕士民咸乐输财助役。是岁四月经始，九月告成。”^[77]

耆老通过接受官员咨询的机会，利用自身的特殊地位提出若干建议和要求，通过这些建议和要求被采纳及满足，间接参与了地方事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