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威权体制下的政治集权、经济自由、开放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起飞和社会发展。虽然二战后东亚各国的权威主义政体并不排斥民主和法治，且宪法均获得了名义上的权威，但由于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和优先发展战略，东亚国家政治结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呈现出“民主工具主义”[2]和“国家主义法治”[3]的症状，即通过法律移植而建构的“现代性”国家秩序，基于加强社会控制、保证权威合法性、实现“经济赶超”的努力以及权力本身的扩张性等，使得法律体系的建构带有严重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各国从威权体制向多元民主体制的转型，亚洲各国的法律制度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实现了法治转型。
与当年亚洲各国面临的问题类似，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而市场机制带来的成果越来越没有平均地影响到社会各个层面，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社会内部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不断拉大，中国的大多数富人多与权力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些难道与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无关吗？
由此看来，当今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就在于当今的中国社会，政府不但调控和管理市场，而且以市场化的手段参与市场。一些政府官员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公开或者隐秘地运用所掌控的权力和巨大资源为自己的家人和亲友牟利和寻租。因此未来中国要走上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道路，就必须用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制度来使政府的权力受到实质性的约束。如果政府的权力不受人民代表的实质性制衡，谈任何表层的市场化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会流于空谈，也肯定达不到预想的市场经济、和谐社会的效果。
亚洲各国的经验表明，把违法的权力之争转变成依法的程序之争，把一纸空文的宪法转变成名实相符的宪法，是多元民主化体制成功的关键。如韩国第六共和国为了引进更加民主的政治程序，对司法审查制度作了根本改革，在1987宪法中恢复了1960年设置的宪法法院。1988年后宪法法院的运转成为韩国宪政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政治革新，它的影响相当深远，改变了公众对宪法、法律以及总体上对法治的态度。这对韩国巩固民主的进程，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转型，一个突出特点是通过有意识、有组织、有策略的法律诉讼，为社会运动和政治反对派提供保护，争取合法空间，为推进台湾多元民主化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反过来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也推进了法律制度的建设，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家族因其执政时的贪污而被判入狱服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未来中国的法治和民主政治建设中，认真研究周边国家从威权体制向多元民主政治转变过程中，法律制度与多元民主政治的互动发展过程，汲取其历史经验，有着直接和切实的当下意义。
无论从中国19世纪中叶开始的被动开放与转型，还是从最近三十余年来主动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来看，上海作为长三角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经济中心和发展极，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上海这个城市的崛起与中国的开放和经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或者说，上海的崛起，本身就是中国经济社会开放与转型的结果。和中国改革开放奇迹的典型代表深圳相比，上海是一个历史要久远得多的城市。但拉长历史的镜头来看，上海崛起其实不过百余年历史。而且上海的发展史，本身也就是一部经济社会开放与发展的历史。而上海的开放、转型与发展，本身又对长三角、长江中下游区域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实际上，单就经济影响而言，以香港、深圳、广州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和内地的联系相对薄弱，因此作为长三角中心的上海，在中国所有城市中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最为重要和突出的。
因此，对上海的崛起及其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开放、转型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系统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乃至东亚社会转型内在的深层逻辑。而将上海的发展置于全球化和东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置于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中来考察，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上海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更加系统、全面地理解上海发展的历史、现状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更加清晰地理解上海在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历史使命和未来蓝图。
【注释】
[1]威权体制包涵两个维系体制——科层制度和一统观念制度。
[2]民主工具主义否认古典民主理论中“人民主权”、“公意”、“共同福利”等价值取向，将民主视为一种方法或是一种程序。这种程序民主的概念直接影响到达尔、亨廷顿等人的民主理论。
[3]国家主义法治观点为，法律是国家的产物，法律是国家意志形式表现出来的统治阶级意志，而这个意志是客观的，反映了物质生活条件，法律是实现国家任务的工具。在法律国家主义中，人成为国家实现其目的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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