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主义是中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理论基石

民权主义是中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理论基石

辛亥革命风暴之后，孙中山经历了“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以及“护法战争”等惊心动魄的一连串政治事变，不仅增长了社会阅历，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社会矛盾与复杂性及其国际背景，同时在斗争中也积累起丰富而鲜活的政治经验。他的晚年，虽然遭受重大挫折却无怨无悔，并且准备接受更加严峻的历史考验。

孙中山清醒地意识到“我国共和程度，尚在幼稚时期”。^〔230〕共和国之所以受到重大挫折，固然表明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之间狼狈为奸而形成的凶顽、残暴超出一般想象之外，从根本上说仍然表明革命领导力量存在着严重弱点。要想彻底改变敌强我弱的政治态势，就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从自身建设做起，提高斗争艺术和水平。

首先，建立一个坚持革命而统一的革命政党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孙中山沉痛地指出：武昌起义后“南北议和”“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231〕

孙中山从辛亥革命后的艰苦岁月中感悟到：“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其所扶持之势力初非甚强，而革命党人乃不能胜之者，则为当时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且尚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232〕由此，孙中山便把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其战斗力作为今后革命成功的首要条件。

1924年，对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来说，确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转折的一年。

孙中山在原国民党基础上实行大刀阔斧的改组，创立中国国民党，同时吸收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进来。彻底提高中国国民党的政治素质、组织能力和斗争水平，便成为孙中山创建崭新的革命政党的基本准则。中国国民党成立后在“国共合作”新时期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

其次，提出一个针对性强，切实符合中国民主革命深入开展的政治纲领。

1924年初，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明确提出：“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革命“急欲为全国人民求一生路”，就必须正确揭示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强调现时国民革命的主旨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应当说这是切实反映出当时社会主要矛盾，为革命所急需的政治纲领。

孙中山综观国际形势的新发展，引发出新的思考。他说：“世界潮流已为民主所激荡，有一日千里之势，吾人内视国情，外察大局，惟本互助主义，奋斗之精神，以顺应趋势，积极进行。”^〔233〕

实际上，孙中山所说的“互助”“奋斗”“积极进行”，就是唤起广大民众，特别是工农大众的政治觉醒，动员全国人民积极参加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行列中，建立坚强统一的联合阵线，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战斗到最后胜利。

历史进程表明：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成立后“国共合作”为契机，勇敢地站到一个新的战略起点上，赋予“国民革命”以新的理念，为创立新的共和国模式走上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新征程。

孙中山根据“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及中国国民党改组等深刻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明确而坚定地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作为实现战略转移的依托，进而认为“中国的革命能改变所有旧制度，以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234〕

我们理解所谓“国民革命”的新的理念，主要是要求把国民革命同从前的少数革命党人的武装暴动，那种脱离群众的斗争方式区别开来。它是以动员、吸引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的，具有规模大、气势壮的广泛群众性为特征的伟大民众革命。“国民革命”最具时代光彩的是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彻底改变少数人孤军奋战而与人民脱节的被动局面。这样便可以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最大限度地孤立少数反革命派，最大程度地壮大革命声威，切实提高国民革命的威慑力和战斗力。

国民革命作为新的政治理念的生命力，更体现其提出的“为全体国民脱离军阀压迫、外国帝国主义压迫而奋斗”的忠诚为国民服务的崭新思想。

1922年，孙中山提出关于“主权在民”的新内涵。他说：“欲知主权在民之实现与否，不当于权力之分配观之，而当于权力之所在观之。权在于官，不在于民，则为官治；权在于民，不在于官，则为民治。”

孙中山还论证了“官治”与“民治”的原则界限。他说：“官治云者，政治之权，付之官僚，于人民无与。”而“民治则不然，政治主权，在于人民”。“民治”条件下的“官”“只尽其能，不窃其权，予夺之自由，仍在于人民，是以人民为主体，人民为自动者。”^〔235〕由此可见，孙中山关于“建立崭新的国家”，实际上应理解为在“国共合作”的新时期，提出真正以人民为主体的新式民国的独有的科学内涵。

人们高兴地看到，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曾就此提出必须彻底改变“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在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的工具”的陈旧观念。

综观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代议制国家，资产阶级通过“选举”把自己的代表送进议会或内阁，同时按照资产阶级的需要制定并推行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法规，切实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一般平民，即工人、农民等城乡劳动群众却成为被奴役的对象，过着相对贫穷困窘的生活。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的《宪法》虽然以“主权在民”相标榜，并对国民以各种平等自由与权利相许诺，但是严峻的社会现实则与此相去甚远。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大平民在“代议制”光环下却陷入“资本的奴隶”的地位。平民吞噬的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恶果”。这就是欧美各国社会矛盾激化、工人罢工等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勃兴和社会动乱的重要根源。

孙中山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身是难以医治这个致命伤的。他以亲身经历深刻感受到共和制在我国辛亥革命后的不幸遭遇，他说：“我人欲贯彻民生主义，非在官僚中夺回政权不可。否则，我国徒拥有——专制变相之民主国号耳。”^〔236〕我国人民必须推翻军阀官僚反动政权才有可能为建立维护人民权利的平民政权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孙中山从“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事件中受到极大鼓舞和启示。他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下，认真总结了亲身经历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决心以国民党改组为契机继续对新的共和国模式和体制做出进一步探索，力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攀登共和政权建设的高峰。

孙中山在晚年以丰富的社会阅历和鲜活的政治经验为基础，在新的国际国内历史和条件下对救国救民真理展开了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这种探索和研究的一个积极理论成果就是赋予“民权主义”以新的时代光彩和科学内涵，进而有力地指导着国民革命的前进方向。

孙中山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战略眼光捕捉住“国共合作”的历史机遇，及时赋予“国民革命”以新的时代内涵，并在北伐战争，收拾“残局”的同时，提出建立新型共和国的政治理念。这是一个事关中华民族振兴，开写历史新篇的创举。

孙中山明确提出，“此刻实行革命，当然要中国驾于欧美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并且庄严宣告：“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国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237〕孙中山上述掷地有声的铿锵语言，充分表达出一代伟大革命家、政治家在新时期对崇高政治理想的执着而坚定的追求。

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各派军阀势力都把中华共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有时把共和国玩弄于股掌之中成为独裁专制的装饰品；有时则用颠覆手段，弃之如敝履，把共和国践踏成为军事独裁的牺牲品。正如孙中山概括指出的北洋军阀“戴共和民治假面具，而行其武力主义”。^〔238〕盗用共和之名，而行专制之实。这一切都说明共和国实际上变成了少数野心家、阴谋家谋取私利和压迫平民的工具。

孙中山以革命义愤拆穿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丑恶表演及卑劣行径，力图彻底扭转这个局面，用新的共和国理念和模式取代资产阶级代议制政体。这既表达出他在政权建设上的更高追求，同时也反映出由资产阶级共和国向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转变。

孙中山看到，历史展示出的美好前景是：国民革命胜利，南北统一后建立的崭新共和国，将彻底结束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历史。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在长官意志支配下的“官本位”政治将消失。代之出现的是以民为本的“民本位”政治体制。在这种条件下“官”和“民”的内涵都发生深刻变化。政府从总统、部长到所有官员，于是真正成为人民公仆。那些做官当老爷，私欲膨胀，以权谋私者必然被人民所抛弃。

孙中山说：“以前的中国，政府是管人民的，人民是养政府的。”“政府垄断了全部政权。”要彻底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把政府所垄断的政权，全部加诸人民”。也就是说，“政府是应该做个国家生产的经纪人，政治上设施，全由人民自己办去。”^〔239〕不难看出，孙中山提出的平民做主，公仆为民服务的深邃思想，是建立在向人民群众负责，不是向上级长官负责的真正民主政治体制上的体现。它的真正实现，必将使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被颠倒了的官民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实现政权建设上的一次深刻革命。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是一个历史的变革过程。从权力社会到能力社会，从身份社会到实力社会，从依附社会到自主社会，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不仅需要经济基础的变革、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更需要民主、法制的支撑。这是从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化，建设政治文明的根本。

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属性决定，不仅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同时还存在封建专制主义“官本位”制与封建等级制。这些都在事实上成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严重障碍。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代表先进的社会进步力量，经历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的跌宕起伏，特别是民主共和制遭受沉重打击、挫折的苦难历史，深深感悟到“民国者，民之国也。为民而设，由民而建，由民而治者也”。^〔240〕只有用“民本位”制代替“官本位”制，才可能建立真正以人民为主体的新型民主制度和政治体制。

我们认为，孙中山提出的创建“民本位”政治体制的政治革新方案，实质上是一个由“官本位”政治体制向“民本位”政治体制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政府由社会管理体制向公众服务体制转化的过程。从历史上来考察，这个转化过程则是权力向人民回归的过程，它的首要条件是创立真正的共和政体（不是口头上的，也不是形式上的）。然后通过政务公开，使民众获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以及对渎职、劣迹官员行使监察权、罢免权并另行选出符合条件的政府公务员。只有这样才能逐步由民众取得真正国家主人的地位即事实上的国家主人。

孙中山关于从“官本位”和“民本位”政治体制的探索和思考，实际是对他提出的“权能关系”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充分揭示出孙中山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中的创新思维和与时俱进的高尚政治品质。遗憾的是却因他过早的离世，而未能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

历史昭示：从资产阶级代议制共和国向人民共和国的过渡，从“官本位”政体向“民本位”政体的转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步历史潮流，人类迟早必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转变的。孙中山这种科学预见，既是他对中华民族崛起与腾飞的深刻理论思考，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建设上的一个重大贡献。

【注释】

〔230〕在北京军警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9页。

〔231〕国民党一大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4页。

〔232〕国民党一大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4—115页。

〔233〕致涩泽荣一函，《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425页。

〔234〕与美国布瑞汉女士的谈话，《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420页。

〔235〕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孙中山集外集》，第33—35页。

〔236〕在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集外集》，第92页。

〔237〕国民党一大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

〔238〕军政府对友邦宣言书，《孙中山集外集》，第510页。

〔239〕与叶楚伦的谈话，《孙中山集外集》，第253—254页。

〔240〕为居正题词，《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00页。

民生主义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以发展生产和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经济生活固然丰富多彩，但最基本的却是衣、食、住、行等需求。这个基本需求是通过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经济活动来完成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进而为经济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国力增强及社会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同西方先进国家比较，近代中国因沦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共同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存在很大差异。我国各族人民在落后农耕生产方式下，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贫穷生活。人民不仅生活和健康毫无保障，而且经常陷于饥饿、疾病及种种苦难之中，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中国的民生问题，是一个在现实生活当中亟待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

当中国走进近代时期，西方主要国家先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了长足进步的历史时期，如经济上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在自由竞争中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国民生活也有显著提高。但是，广大无产阶级和城乡劳动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仍处于资本的奴隶状态。他们在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条件下经常受到贫困、饥饿以及失业的威胁，过着毫无保障的动荡、困窘的生活。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分化，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两极分化造成了极不平等的世界。面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榨的广大工人群众，为了改善生存条件被迫掀起罢工风潮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历史进程表明：资本主义虽然比过去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的社会问题却极大地困扰着广大群众，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和不安。

孙中山在关于“民生主义”的讲演中，曾以高度热情和理念关注“民生”问题。他说：“‘民生’两个字是中国向来用惯的一个名词。我们常说‘国计民生’，不过我们所用这句话恐怕多是信口而出，不求甚解，未见得涵有几多意义的。但是今日科学大明，在科学范围内拿这个名词来下一个定义，可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241〕孙中山提出的“民生”问题，涉及“社会生存”“国民生计”及“群众生命”，亦即“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民生所关注及要解决的便是这个问题。

中国的民生问题，是一个在现实生活当中亟待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孙中山一生倾注极大精力探索和研究民生问题，体现了一位伟大革命家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命运的深切关怀。

【注释】

〔241〕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