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把经济建设纳入法制的轨道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市场经济，作为权利型经济，则更需要法律制度来规范市场的运行。然而，在我国80年代国民经济的管理中，突出使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而忽视法律手段的作用。针对这一现象，先生著文深入分析各种手段的利弊，强调法律手段的重要性。先生认为，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或指挥经济活动，常常会把复杂的经济关系简单化，结果必然导致经济管理和经济活动的僵化和硬化，其最大弊端是不重视客观经济规律，不讲究经济效率，不注意经济利益和经济责任，从而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碍于经济的发展。经济手段对调整国民经济运行非常重要，但只有上升为制度化、法律化，才能使国民经济长期健康的发展。先生还认为，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是目前新形势下提出和强调的新任务和新要求。法律手段不仅是推行经济政策，调整经济关系，改善经济管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可以保障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而对于提高经济效益，法律手段更是不可缺少。为此，先生主张加快我国经济立法的步伐，加强司法工作，加强法制的教育和宣传工作。[15]先生还针对在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反思，认为良好的法制环境不仅能够促进市场的发育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且能够保障对外开放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增强其透明度，并有利于吸引外资。[16]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后，先生指出，市场经济必须要有健全的法制作为规范和保障，这是由市场经济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这就需要加快立法的步伐，尽快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大法学研究的力度，他还特别强调为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要大力加强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和研究。
总之，法律在当代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了法治的优越性和必要性。依法治国方略在我国的提出和确立，不仅是时代的呼唤，同时也反映了一代法学家的高瞻远瞩和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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