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投资行为存在什么规律

第六章　“看得见的手”与投资理论

单靠银行政策对利息率的影响似乎不大可能决定投资的最优数量，因此，我感觉到，某种程度的全面的投资社会化将要成为大致取得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

凯恩斯

第一节　是什么影响着我们的投资决策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社会中存在着几个主要的经济行为主体:个人、企业、国家以及金融机构。在这其中，像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这些金融机构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机构，甚至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一种承担着特殊职能的企业，它们实际上是起到调节整个社会不同的经济主体消费与投资需求，推动社会供给与需求平衡的一个特殊机构。而个人、企业与国家，则是真实意义上的三个层面的行为主体，他们各自都有自身特有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

我们在介绍凯恩斯消费理论的时候，在分析消费需求与消费规律的过程中，所面对的行为主体主要就是个人消费者。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是从你、从我、从现实中每一个具有真实的消费需求的个人的消费活动中总结出来的。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会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一定的收入，然后会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把这部分收入分为消费支出或者投资支出。

对于这个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当他们取得一定的收入之后，随之所产生的最为重要的需求当然是他们的消费需求了。凯恩斯告诉大家，其实你们每一个人的消费都是有规律的，每一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收入水平、边际消费倾向、自发性消费需求这三个重要的因素来确定自己的消费水平。在一个人的总收入中，只有扣除了自己的消费性支出之后仍然还有剩余的话，那才是他的投资性需求。

提到投资，我们往往把它和理财等同起来。在通常的情况下，是把我们近期所不需要花费的钱存入银行，或者购买一些股票、期货、基金等有价证券，这与我们平时生活中所说的把资金投入用于购买机器设备、原材料等再生产物资的投资性支出不一样。但是银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相关金融机构的存在，就可以把每一个普通储户的存款贷给企业，把它转化为企业真实的投资来源。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对于个人来说，他们的投资仍然是考虑他们的消费需求，个人的投资支出只是个人可支配收入扣除自身的消费性支出需求之外的剩余罢了。

政府则是我们现代经济中的一个特殊的经济主体，它其实和我们每一个消费者一样，也是把它的全部收入扣除它日常的消费性支出之外的余额全都转化为投资性支出。只是对于政府来说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的收入、消费与投资与个人、企业都不一样，政府的收入主要是来源于它的税收收入，以及国有企业的上缴利润，而消费与投资则更多出于政策性的目的，而非像个人与企业一样更多的考虑经济收益。

对于一些企业主来说，企业从创立到日常运营、扩大再生产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投资性支出。当然，这些投资性支出可以来自于企业自身的盈利，也可以来自于企业主自身的积累，或者是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但是一个企业的运营到底需要投入多少资金，又最终真实的投入了多少资金，这些到底都是由哪些因素所决定的呢?

首先，决定一个企业的投资规模的是不同产业、不同类型企业的投资需求的差异。我们看到，随着次贷危机在全球的扩张，中国政府以及各地方政府纷纷推出很多优惠政策鼓励青年创业，尤其是针对一些拥有较高的技术技能的专业人才、较完整的知识结构与较强的创新思维的大学生的创业活动，很多地方都推出了从创业培训、资金支持到简化流程、专业服务等一系列扶持政策。

对于不同产业来说，创业门槛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初始的投资金额。像汽车行业、石化行业或者通讯行业，都是我们所说的资金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往往从创立之初就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它们日常的运营也需要巨额的资金。对于一般资金实力不强的个人或者中小企业来说，不但没有能力创办一家此类企业，即使你白送他一家汽车公司或者石化公司，他可能连维持基本运营的资金都没有。因此我们看到，在国家扶持政策的鼓励之下，尽管诞生了相当数量的创业企业，但这些企业绝大多数都是集中在像餐饮、物流、零售这样的对于初始投资规模要求不高的服务性行业，或者一些专业技术产品的制造业等高技术加工行业，甚至一些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的农业加工行业。

从这个方面来看，初始投资规模的要求其实就构成了很多产业的进入门槛。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看到，当一家饭店生意异常红火的时候，在边上很快就会冒出好几家与其经营类型大致相同、菜品特征大致相仿的新饭店，这其实就是进入门槛过低惹的祸。

与之相对，国内的石油与通讯产业的暴利一直是国内舆论所抨击的热点问题。2009年中期一度传出中石化购买1200万元的天价灯饰，以及出资2.4亿元巨款用于办公楼装修，这更让社会舆论对于这些垄断行业的暴利愤愤不已。然而明明石油行业存在着暴利的机会，为什么没有人去投资石油行业，去与中石化、中石油一起分享这些暴利呢?当然这里面存在着国家有关部门的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的问题，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石油行业对于投资规模的要求很高，对于一般的个人投资者甚至对相当一部分的大中型企业来说，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入该行业。

其实，决定一个企业的投资规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本的可获得性。伴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现代企业投资与一百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从亚当·斯密时期现代工业企业刚刚诞生的时候开始，到二战以前的凯恩斯时代，一个人如果想创办一个企业，往往需要依赖自己或者自己家族的资金。在这一时期，尽管现代银行制度已经确立，但是为了控制风险，现代银行往往乐于“锦上添花”，更愿意向一些资金实力雄厚、并不非常欠缺资本的大企业集团提供资金，却不愿意“雪中送炭”，为那些真正需要资金、却又苦无来处的中小企业提供运营资本，或者为有志于创业的创业者提供创业资本。而且由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限制，企业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的途径主要集中于银行信贷、发行股票等少数几种，筹资规模也非常有限，因此更多的企业都必须依靠自己的资金实现发展。很多国家的经济命脉通常操纵在一些资金雄厚的大家族手中，如我们所熟知的大名鼎鼎的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以及伴随着前些年的一本流行读物《货币战争》而为国人所熟悉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是这一时代的产物。

随着战后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现代商业市场已经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资本运营法则了。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没有人会指望完全依靠自身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发展，通过金融市场获得其他的资金来源是很多企业实现自身发展的成功秘诀。当一个企业需要一定的投资资本时，已经不再仅仅通过传统的借贷方式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或者千军万马都走上市融资这一条独木桥。现代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多种多样的金融工具，以及在不同国家之间急流涌动的国际热钱，已经使得投资者获得了更多的选择。

尤其上世纪末伴随着IT浪潮的发展，风险投资已经成为国内很多创业者最为青睐的融资方式了。通过引入风险投资，不但为企业未来的发展取得了充足的资金来源，而且等于为自己的企业寻找到了一个有经验的合作伙伴。当然了，风险投资不可能会像电影《非诚勿扰》中戏说的那样，“越有风险越投资，没有风险不投资”。风险投资商为了追求自身投资的安全性和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必然会对引入风险投资的企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或者来规范这些企业的运营管理，真正为这些企业的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可能读者朋友在一些财经文章中经常看到，一些国内企业与国外的著名投资银行，通过一些个性化的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进行融资活动的报道。诸如2002年以来，对赌协议等其他金融工具就成为国内企业海外融资的一种常见的手段，它帮助国内很多企业克服了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瓶颈。

想必今天的各位读者已经非常熟悉蒙牛这个品牌了。可是在2000年前后，蒙牛这个品牌即使在内蒙古当地也仅仅是立志追赶伊利牛奶的一家一般规模的奶制品公司，根本谈不上什么知名品牌，更不用说在国内其他地区的市场影响力了。可能很多读者朋友们并不清楚，蒙牛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主导全国乳品市场的领导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对赌协议从著名投行大通摩根斯坦利那里获得的近3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资本。

所谓的对赌协议，有些类似于我们平时所说的打赌。蒙牛和大摩打赌的对象就是蒙牛未来的业绩增长。大摩通过向蒙牛提供投资资本获得了大量的蒙牛的股份，如果蒙牛业绩增长，必然会反映在证券市场上，带动起蒙牛的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这显然会使得持有蒙牛股份的大股东们获得丰厚的收益。因此双方约定，如果2003～2006年间，蒙牛的复合年增长率不低于50%的话，蒙牛股票上涨肯定会给持有它的大摩带来极大的收益，那么大摩会选择一定的方式向蒙牛表示感激之情，那就是将退还蒙牛一定数量股份。而如果蒙牛的复合年增长率没能达到50%，大摩将无法实现借助蒙牛股价飙升而获益的目的，因此蒙牛又将为大摩不能从它的股票价格中获得足够收益而承担一定的责任，它就应该赔偿大摩一定数量的股份。在这个合同中，蒙牛的业绩增长成为双方打赌的内容，而双方手中所持有的蒙牛的股份则成为摆在赌桌上的赌注。

结果大家也很清楚，蒙牛拿到这笔钱通过投资超级女声，一下子打响了自己的品牌，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而大摩在享受到蒙牛发展给其带来的收益的同时，也按协议规定退还了蒙牛相当数量的股份。熟悉现代商业经济的读者们应该知道，除了蒙牛公司之外，永乐电器、保利地产等一些知名企业都曾经尝试通过与国外知名投行签订对赌协议来为自身的发展注入足够的资金。像对赌协议这样新颖的融资手段、金融工具，正在慢慢地改变着我们今天的资本市场格局。

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全球金融市场，各国股市暴跌，企业利用在一级市场上市来获得投资资本的渠道基本完全堵死。与此同时，包括银行、基金、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在内的各大金融机构也都遭受了极为沉重的损失，美国知名的华尔街五大投行仅剩下大摩与高盛尚可勉力支撑，曾经风光无比的贝尔斯登、雷曼与美林三大投行，先后遭遇破产或被兼并，这也使得曾经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呼风唤雨的投行一时风光不再。在它们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再向它们寻求风险投资或者通过对赌协议融资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包括我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在内的各银行，也因为危机所带来的企业业绩下滑、银行坏账率急剧上升而收缩了贷款规模。国内的众多企业，特别是那些经济实力不强的中小企业，忽然发现它们再也无法轻易从银行获得贷款了，如果企业的流动资金不足的话，企业的运营就将陷入困境之中。因此大家可能注意到，2009年以来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频频现于各大主流媒体，对于国有银行“嫌贫爱富”的责难也不绝于耳。然而，如果我们要站在银行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嫌贫爱富”恰恰是国内众多银行控制信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对于一些大企业来说，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它们拥有巨额的固定资产，相对而言，金融机构贷款给它们更为放心，它们也更容易获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然而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情况就没有这么好了。由于它们自身的资金规模不大，通常也没有足够的土地、厂房、设备等可以用作抵押贷款的担保物，在经济危机的风暴袭击之下，这些小企业显得更为脆弱，也许一场大的风暴就会使它在危机中走向破产。如果借钱给它们，那么向它们提供贷款的银行就有可能会血本无归。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了它们的资金安全，通常不会愿意向这些企业提供太多的贷款。

对于现代经济中的很多中小企业来说，即使它们面临现实的融资需要，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便捷的融资渠道的话，根本没有办法筹措到足够的资金用于投资。因此要保证一个社会的投资水平，拥有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使得每一个企业都能够获得一个便捷的融资渠道也就至关重要了。

那么，是不是当企业拥有投资的需要，且又拥有一个便捷的融资渠道的时候，它就一定会通过融资来获得投资资本，并且通过推行强有力的投资活动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呢?

很多读者肯定一下子就想到了，融资成本也是制约各个企业投资规模的一个重要指标。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说，无论其投资的资本是来源于自有资本还是融资资本，都是要承担一定的成本的，对于它们来说，只有投资获得的回报高于其融资成本，它们才会考虑推行相应的投资活动。

可能有些读者觉得奇怪了，不对呀，不是所有企业都要靠贷款或者借钱过日子的啊，有些企业自身的资金比较雄厚，它们只要依靠自己的资金就可以实现投资以维持生产的再继续或者扩大再生产的啊，那岂不是就不用再支付银行贷款利息了吗?

如果一个企业主如此计算他的成本的话，那么他就很有可能在商海中折戟沉舟了。因为他在考虑他的成本的时候，压根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机会成本。在经济学中，在核算成本时不仅要考虑实际发生的真实成本，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财务核算中得到的实际成本，还必须考虑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如果不被使用到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如果把它用到其他用途中可能得到的最大的收益，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机会成本。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你可能是一名年薪10万元的高级白领，现在你打算辞职自主创业，那么你的创业成本不仅包括你用于创业活动中所真实花费的资金成本，还必须算上你如果不进行创业，你在别的单位中就职将可以获得的10万元的工资收入，那么这10万元钱也就是你的机会成本。同样，如果在创业过程中你拥有10万元自有资产用于创业投资，尽管你不需要为这10万元资本花费代价，但是如果你不进行创业的话，那么你本来可以把这笔钱用于其他投资。无论是相对保守的将其存入银行、购买基金产品，或者相对激进的用这笔钱来购买股票、期货等高风险、高收入金融产品，这些金融投资都可能会给你带来一定的收益。假设你的资金在资本市场上的平均年收益为10%，你本来可以利用它获得10%也就是10000元的收益，那么这10万元钱本来有机会获得的这10000元的收益也同样构成你的投资成本，准确地说，是你投资的机会成本。

当然，对于绝大多数通过融资手段获得资本的投资者来说，对他们的成本的考核就相对简单得多了，他们的成本主要由融得的资本和支付的利息支出构成，当然也必须包括自身劳动力或者自有资产的机会成本。事实很明显，如果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明确的利息率来代表一笔资本的融资成本的话，如果投资所得到的预期回报率要高于融资成本，我们就应该开展这项投资活动。相反，如果这笔投资所得到的预期回报率要低于融资成本，那么这样的投资就是不合算的，最好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投资计划。

在每一个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中，通常都会用银行的利率来表示他的投资成本，然后再用他投资活动的预期收益来与投资成本进行比较，只有预期收益率要高于投资成本的情况下，他才会选择执行他的投资计划;如果预期收益率都不能弥补其投资成本的话，其投资规模越大，那么损失的资金就会越多，这明显是一项不理性的选择。

当然了，决定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的投资决策的时候，不仅仅要考虑其融资成本，或者投资预期收益率，有时还必须考虑其投资的风险性以及流动性。收益率、风险性和流动性这三个因素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

首先，通常的投资行为往往是利润率越高风险也就越大，与之相对，要是风险相对较小的话，那么投资的预期利润率往往也会偏低。如果一项投资预期收益率既高、投资的风险性又相对偏低，在一个信息公开的市场中，相信所有的投资者都可以发现这样的好事，那么可以想象，所有的投资者都会选择这个投资活动。另一方面，如果几个项目的投资预期收益率是相等的，那么投资者出于理性的选择，往往会选择安全性相对较高、风险性偏低的投资选择。同样，如果几个项目的投资预期的风险性一样，那么理性的投资者往往会选择收益率较高的投资项目。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家可以感受到，把钱存到银行安全性是最高的，风险最小，但是事实上，无论是活期存款还是定期存款的收益率，往往都无法满足众多投资者的胃口。相反，股票、期货甚至不动产投资之所以能够吸引如此多的投资者趋之若鹜，显然是由于这些投资选择可能带来的收益会更大的缘故。2007年危机爆发以后，全球证券市场以及不动产市场的暴跌也同样告诉投资者，这些预期收益率比较高的投资项目的风险也是最大的。正如马克思的名言:“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其实这正是反映了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之间的联系。

其次，投资的流动性与风险性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所谓的流动性就是你的投资可以变现转化为现金的能力。一般来说，如果一项投资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可以较为容易的转化为现金，那就意味着它能够较为便捷的转化为资本性资产，它的安全性也就较高，风险性较低，相对而言，这样的投资收益性会差一点，最为典型的就是通常的银行存款了。如果我们关注各种适时的消费需要，不希望在需要支付一定的货币资金的时候，却由于没有持有足够的货币而遭遇不便，则更喜欢通过活期存款的方式持有自己的货币资金，可以随时取现，其安全性更高。与此同时，想必大家也知道活期存款利率是最低的，在西方国家，活期存款甚至是没有利息的。

如果要选择以定期存款的方式持有自己的资金，那就意味着一旦我们选择把资金转变为现金，就将损失一定数量的利息。对于很多存款者来说，出于这一点考虑，除非迫不得已，通常是不愿意把定期存款提前转化为现金的。由于定期存款不大容易转化为现金，那么它的便捷性就会下降，作为一种补偿，银行必然会提供更高的利息，而且期限越长其便捷性就越差，那么它的利率也就会越高。

在当前的经济社会中，一个投资项目的投资规模，或者一个投资者的投资资本的可获得性，往往是在决定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实实在在的制约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只会对特定投资者产生影响。由于不同的投资项目面临不同的初始规模要求，不同的投资者也面临着不一样的资金可获得性。我们无法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评估这些因素对于社会投资需求的影响，它们只是作用于单个企业的投资过程而已。

从整体上来说，真正影响一个社会投资决策的其实是实实在在的投资成本，我们通常用银行的利率来表现这一成本。如果银行利率水平高的话，那就意味着投资者使用融得的资金的利息支出比较高，或者投资者使用自有资本的机会成本比较高，这将大大地限制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而另一方面，如果社会的利率水平较低，就意味着投资者使用融得的资金的利息支出比较少，或者投资者使用其自有资本的机会成本比较低，因此将能极大地鼓励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

第二节　我们的投资行为存在什么规律

凯恩斯在对于投资的分析中第一次引入了资本的边际效率的概念。所谓的资本的边际效率其实就是指，如果你再增加一块钱的投资，你的收入能增加多少，实际也就是投资额的变动对于投资者的收入产生的影响。

相信大家在进行一些理财或者投资活动的时候，会慎重地考虑你的投资所带来的回报，把它与你的投资成本进行比较，来权衡你的投资计划是否合理，到底应该不应该投资，又应该投资多少才合适。当然，如果你是一个精通经济学的人的话，你除了要考虑你的真实的投资成本与投资收益，你还应该考虑到，如果不用这笔钱去投资，它将可能给你带来的其他的最大的回报，也就是我们前面所介绍的投资的机会成本。一个投资计划未来能够带来的投资收益只有能够超过它的真实的投资成本，而且也超过它的机会成本的情况下，这个投资计划才是能够给你带来真实的收益的，这样的投资计划才是可以执行的。

凯恩斯在分析社会的投资行为的过程中，也和我们大家一样认真地比较投资的成本与收益。在凯恩斯的投资理论体系中，投资的收益用的是投资的边际效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后一块钱投资所能够给投资者带来的利润。而投资的成本，凯恩斯则用的是社会的一般利率水平。通过对这二者的比较他就可以看出来，这个项目的投资收益比成本高，看来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在这上面就应该有投资;而那个项目的投资收益居然比投资成本还要低，如果对它投资的话，那么肯定是要赔钱的了。就是通过这样的简单思考，凯恩斯就可以判断出整个社会的投资水平到底应该有多大。

我们设想一下你就是一个投资者，你手上拥有一定规模的可以用来投资的资金，同时你也会面临很多不同的投资项目的选择，那么你会如何决定你的投资安排，或者说你会如何决定你到底愿意投资多少资本，以及在哪个项目中进行投资，各个项目各需要投入多少资金呢?

设想你现在拥有1000万元可供投资的资本，同时你面临着10个不同的投资项目。在西方经济学中，我们通常假设社会信息是完全的，也就是说你是可以知道这10个投资项目各自的投资回报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哪个项目最赚钱，你会优先考虑把钱投到哪个项目里去。如果最赚钱的项目已经让你投资了，如果再继续投资的话，就可能在这个行业内出现投资过热，反而会影响这个项目的总体利润水平，你就应该停止投资了。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手上还有闲钱，你才会再考虑在剩下的9个项目里哪个项目是最赚钱的，你会接着把钱投到剩下的最赚钱的项目中去。就像这样，你会一直把你的投资资金投到对你来说可以选择的最赚钱的项目中去，直到你的1000万投资资本全都投出去为止。

当然，如果你发现你可以选择的最赚钱的项目的预期利润率都没有你的投资成本高，比如说，你从银行贷款的成本是年利率8%，可是在所有你可以选择的项目里面，预期投资利润率最高的也只有6%，你说你会愿意花8%的利率从银行把钱贷出来，再辛辛苦苦地去投资，为的只有6%的利润率吗?在这种情况下，相信略微理性一点的人，即使手上还有可以用于投资的剩余资本，也不会再继续投资了。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他投资的资金规模都是存在一定的限度的，而他面临的投资项目的选择也是有限的。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他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会选择尽量把资金投向最赚钱的投资项目之中，只有满足了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项目的投资需求后，投资者才会把资金再投向剩下的投资选择中利润率最高的其他项目。

如果我们研究的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话，那么所涉及的投资资本的规模将会更大，面临的投资项目的选择也会更多。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我们通常都会假设信息是完全的，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会假设所有投资者都清楚各个投资项目的收益率，我们能够把所有的投资项目按照投资收益率从高到低排列起来，那么整个社会的投资资金显然也就会按这个顺序、按各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从高到低依次进行投资。

那么投资什么时候会结束呢?首先，因为整个社会的投资资本的规模是有限的，最多也只能够等于社会总产出，也就是GDP的数量减去整个社会的消费支出所得。那么很显然，当所有可以用作投资的资本都已经投入投资项目，整个社会已经不再拥有多余的投资资本时，社会的投资需求就会中止。因为不再拥有投资资本的供给，那么社会的投资活动就会结束了。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你一个月的总收入是5000元，其中用于日常消费的花费至少也得1000元，那么显然你可以用作投资的最大的资金数量也只能是扣除了正常的消费支出之外的那部分收入，也就是剩下的4000元。超过这4000元，即使别人告诉你一个一本万利的投资机会，如果你不能从朋友那借到钱，或者从银行处贷到款的话，你也是根本没有办法实行这一个颇具诱惑力的投资方案的。

其次，前面我们说了，投资者之所以决定是否投资，主要取决于其投资的收益率以及其投资的成本二者之间的权衡。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以货币市场的利率来表示投资成本。毕竟对于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说，他们都是通过在货币市场中向银行支付一定的贷款利率获得融资资本的。如果单纯以利率水平来表示投资收益的话，那么很显然，如果一笔投资的回报率无法达到市场利率，选择投资所获得的收益都无法弥补融资成本，对于一个理性的投资者显然不会选择这样的投资项目。因此，对于整个社会的投资者来说，一旦他们投资的边际效率，也就是他们所面临的所有投资项目中最赚钱的项目的收益率无法高于市场的贷款利率时，再进行投资就成为一种不理智的选择了。

通过上面的分析，相信一些喜欢思考的读者已经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规律了，既然每个投资者都是按投资项目的收益率从高到低来选择投资项目的，那就意味着他的第一笔投资资本是投向收益率最高的项目，随着最赚钱的项目得到充足的投资之后，他才会逐渐把剩下的资本投向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的其他项目。也就是说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每新增一元钱的投资所能够带来的回报率是在持续下降的。只有当新增一元钱的投资回报率，也就是投资的边际效率恰好等于市场的利率水平时，整个社会的投资活动才会中止。这也就是凯恩斯所提出的第二个重要的心理规律——“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通过对于这个规律的研究，凯恩斯最终形成并完善了他的投资引诱理论。凯恩斯告诉大家，在社会投资活动中，投资的回报率是递减的，随着整个社会的投资规模的增加，最赚钱的项目都得到投资之后，你再去投资的回报率显然就会下降了，这就可能会大大限制社会的投资需求。如果市场机制所引导的投资活动不能够满足社会整体的投资需求，结果出现了投资需求不足的情况的话，你是不可能强求企业去投资到那些赔钱的项目的。那么谁愿意干这些赔钱的活呢?对了，政府嘛，它的钱就是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只要能够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政府把钱赔光了也无所谓啊，“千金散尽还复来”嘛。所以他就告诫各国政府领导人了，其实是可以通过政府的投资来弥补社会投资的不足啊，这样不就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投资规模、扩大市场需求、解决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难题了，不就可以保证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平衡，这不也就维持社会的充分就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了吗。

当然，在凯恩斯的投资理论中，凯恩斯和他的前辈——一些古典经济学家一样，都是以收益最大化为基本假设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企业家在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总是追求投资收益的最大化，总是按照前面我们所说的那样，按不同投资项目的回报率从高到低来进行选择。在投资资本充足的情况下，只要是收益率高于利率的投资项目都会得到足够的投资资本，并最终把社会投资的边际收益率推到等于利率这一点。

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投资选择，并非完全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的，而且这些违反了上述假设的投资决策，也并非用投资者不理性来理解。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些商店或者饭店刚开张时，会选择用较大的优惠来吸引顾客，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要追求投资收益的最大化，他们应该按照正常的运营方法和定价策略来经营，没有必要给予消费者过高的优惠。然而对于一些新进入市场的投资者来说，在进入市场的初期，通过较大力度的优惠促销吸引更多的顾客光顾，集聚起人气，“赔本赚吆喝”，其实最能够给自己的企业带来更为长远的收益。

更为典型的是，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五百强企业绝大多数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然而很多我们熟悉的五百强企业，其实在中国刚刚开始推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了。在20世纪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尚不够发达的时候，国内的消费市场并不旺盛，这些五百强企业进入中国并不能获得太多的经济效益。甚至一些五百强企业在尚未在华开展业务的时候，已经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分公司，并花费重金针对公司的经营范围、经营理念进行广泛的宣传推广，这一阶段它们的目的显然并不是追求销售多少的产品，或者是追求获得多大的投资收益。这些早期进入中国的企业的投资，从经济效益上来看明显是不合适的。从表面上看，这些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决策既然不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假设，难道是它们的投资失误，或者是不理性的决策吗?显然不是，这些国际知名企业之所以愿意赔钱也要进入中国市场，看中的是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它们追求的是尽早占领中国市场的战略意义。

在现代商业经济中，每一个企业已经不再仅仅是投资者的企业，也不能把它们称为各个股东的企业，更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属于所有员工的企业，它们已经是一个社会的企业。它们的一些投资决策可能不仅要考虑经济收益，也必须要考虑对于社会的影响，或者说是投资不仅要算经济账，还算看社会账，看它们的投资能够对社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企业现在已经开始关注公益性活动，很多企业家每年都会花费大量的资金用于慈善性的公益活动。最为典型的是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发生后，无论跨国公司、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几乎所有的国内企业都向灾区人民积极捐款捐物，奉献爱心。单从经济上来看，它们用于捐赠灾区的资金如果要用作生产性投资，将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回报，然而它们捐赠给灾区后，却根本无法从中获得任何的经济回报。单从投资的机会成本来看，这些捐赠活动是不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的企业，向灾区人民奉献爱心，正是体现本企业的社会性的良好机会，也是树立一个良好的企业形象的机会。从这个方面来看，通过一些不符合经济利益的捐赠行为，其实反而能够极大地改善企业的社会形象与品牌形象，对于企业的长久发展是有利的。

想必很多读者朋友都知道，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多次在公共场合宣称，要把自己全部家产捐赠给慈善事业，以他和他妻子命名的“盖茨－梅琳达基金会”，每年会在世界各国的慈善事业上投入巨额资金，他前前后后投入慈善事业的资金已经有数百亿美元了，真可谓是世界头号大善人。然而，他麾下的微软公司，为了追求利润抢占市场，在与各个对手的竞争中，各种手段无不用极，可谓真正的商场大鳄。不知道有没有读者考虑过，既然他决定把所有的家财都捐给慈善事业了，那么现在再辛勤赚钱不等于是替他人做嫁衣裳吗，对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那还不如在商场竞争中温柔一点，让自己的竞争对手、商场伙伴多赚点钱，不也等于一种慈善活动吗。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其实上面问题的道理很简单。在现代的社会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企业积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教育事业、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建设，如果单纯从收益率来判断的话，这些投资绝大多数都是公益性的，显然是不符合经济学分析中投资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也就称不上经济学上的理性的投资选择了。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些并不能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回报的公益性投资，却能够对于企业形象的改善以及企业长远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作用。比尔·盖茨的慈善捐赠活动，对于微软公司无疑是一场成功的公关活动，在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政府官员面前，这也是树立盖茨本人以及微软公司公众形象的一个好的机会，这其实是符合微软发展的策略选择的。然而在现代市场竞争中，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律要求我们必须按照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来办事，如果盖茨真的把市场竞争当作慈善活动的话，那么他的公司也许就离走向灭亡不远了。

尽管我们在介绍“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时候是以信息完全、投资者能够清楚所有的投资项目的预期回报为分析基础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凯恩斯的理论中，不确定性一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解释的话，所谓的不确定性就是同样的行为可能会带来多个不一样的结果。换而言之，就是风险。

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凯恩斯强调，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人们不可能完全把握投资的收益，投资活动往往会由于一些忽然性的事件而发生剧烈的变化，人们只通过自身所占有的知识对于投资的发展进行预期。也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这些对于投资收益的预期必然不可能拥有合理的、科学的依据，这也就意味着现实的投资活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或者说风险性。人们只能在这样的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以其自身的投资预期作为决策的依据，来分析其投资的边际效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的“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只是预期的投资的边际效率，或者是预期的投资收益递减规律。

大家不要小看了这里所提出到“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要知道这是凯恩斯的投资理论的核心内容。凯恩斯正是凭借这一理论以及他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把握，对于投资的风险的深入理解，他在当时英国的投资市场中真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成为当时英国投资界的一名金融大鳄，为自己赚得了千万家产。作为一名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同时，凯恩斯也以一名杰出投资家的身份永留青史。

第三节　政府应该怎样来影响社会投资

正如凯恩斯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边际收益倾向递减与投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市场自发实现的消费与投资总是不足的，很难保证市场需求可以满足市场供给的需要，这必然会导致生产过剩，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

凯恩斯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提出政府要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主张通过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利用政府积极的公共采购与公共投资来弥补市场消费不足与投资的不足。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尽管在前面我们分析了政府可以采取促进消费的政策选择，但是相对而言，影响一个社会的整体消费水平的收入水平、边际消费倾向、自发性消费等三个因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较为稳定的，通过改变这三个指标来提升消费的难度比较大，如果想通过它们大幅度促进消费则更加困难。与之相对，投资是受投资收益和投资成本的比较而影响的，当社会处于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政策选择，想方设法降低投资者的投资成本，或者增加投资者的投资利润，推动市场投资水平的大幅提升，最终缩小市场的供需矛盾。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影响社会投资需求的是投资的规模限制、投资资金的可获得性以及市场的利率，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可以从这三个角度着手，鼓励社会投资的发展。

投资的规模限制是一个投资项目的自然属性，即使是政府，也很难在短时间来改变一个行业所需要的投资规模。政府总不能制定一个法律，规定以后注册资金1万元就可以创立一家汽车公司或者通讯公司吧。即使通过了这个法令，但是这些行业本身的运行规律也决定了你真的想进入这些行业，至少得有亿万家产，如果真的只有几万、几十万的话，都不够维护这种行业的企业一天的运营成本。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新颁布的法令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就目标而言，真正能够改变一个行业的投资规模的，只能是技术革新与科技创新。很多产品在产生之初都是属于高科技、高投资的大型项目，随着科技的进步，很多产品的生产流程标准化，生产的技术门槛会大幅下降，也就降低了市场的进入门槛，可以鼓励更多的投资者进入该市场。正如读者们所感受到的，当10多年前模拟手机刚刚诞生时，其技术完全由几家世界知名的电子通讯公司所垄断，其生产的投资要求极大，其产品的市场价格也令人咋舌。然而我们再进入各大手机卖场，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手机会令大家头昏目眩。所谓的山寨手机的诞生，更让我们明白手机已经不再是高科技的代名词了，无论功能多么强大的手机，完全可以通过一个小规模的投资，在一个作坊式的小工厂中生产，这与科技进步所导致的手机生产工艺的标准化、技术门槛的下降有着直接的关系。除了手机之外很多电子产品，从家用电器到MP3、U盘都有着相类似的经历。在这些技术产生之初，生产它们的投资规模要求极高，随着技术创新的发展，其投资规模会逐渐降低，这也就为更多的新竞争者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对于政府来说，我们无法通过行政管制的方式来规定某一种产业的投资规模，但是完全可以鼓励一些国有科研机构的研究创新，当一些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其他科研人员取得一些重要的科研成果之后，由政府出面加强这些科研成果的市场化，帮助企业在第一时间获得这些科研成果。或者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鼓励企业尽早应用新技术发展新产品，加快最新科技成果在经济发展中应用的速度。这就有可能更快地降低一些产业的投资规模限制，降低这些产业的进入门槛，鼓励更多的企业的投资活动。

在次贷危机发生以来，我国政府加强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强调为更多的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当企业的经营活动需要更多的投资资本的时候，使它们能够通过从银行获得贷款或者通过上市融资、发行债券、引进新的战略投资伙伴等方式取得投资资本。我国政府的金融支持为很多国内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雪中送炭，推动了它们的投资发展。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由于美国市场的信贷风险急剧上升，包括三大华尔街投行在内的众多金融机构的破产，使得很多金融机构重新关注信贷风险，极大地收缩了信贷规模，以期度过经济寒冬。

与欧美国家类似，在2008年我国各大银行也同样收缩了银根，减少了放贷规模。因此在2008年底的时候，很多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陷入了资金不足的危机之中，收缩投资规模、减少生产数量、熬过经济寒冬已经成为很多国内企业的共同选择。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

2009年在全球经济仍然处于低谷之际，我国政府仍然提出了保8目标，力争经济增长率达到8%。而要实现保8目标，鼓励社会投资、扩张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了。2008年11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大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确取消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

2009年初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的银行信贷明显出现了放松的趋势，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有了明显的扩大的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保证所有拥有投资欲望并且拥有良好的投资项目的企业都能够得到足够的信贷资金，对于扩大全社会的投资规模，扩大社会生产，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此与同时，从2008年底国务院颁发以创业促就业的111号文件以及关于促进大学生就业工作的2009年3号文件等一系列政策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当全球经济处于低谷，社会对于劳动力需求不旺时，通过鼓励有技术、有知识、有创意、有能力的青年自主进行创业，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已经成为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无论是针对有创业意愿的返乡农民工，还是对持有完整知识结构与创新意识的青年学生的创业活动，我国政府都推出了一系列鼓励贷款发放、简化工商登记手续、提供创业培训与创业咨询的扶持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举措就是鼓励金融机构向这些有志于投身创业活动的青年提供小额无担保贷款，从资金上为创业者提供便捷的投资资金。这些政策在经济危机之际的推出，鼓励了社会的创业活动，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了全社会的投资，从而为我国平安度过经济寒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当然，对于社会投资影响最大的就是市场利率了，利率水平直接决定投资者的投资成本，从而对投资规模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利率上调，就会导致投资成本上升，一些原来可以赚钱的投资项目可能就变得不赚钱甚至赔钱了，因此投资者将会放弃这些投资项目，从而压缩其投资规模，进而导致全社会的投资规模下降。与之相对，如果利率下调的话，就会导致投资成本下降，一些原本无利可图的项目会由于利率的下调而变得赚钱，投资者就可能增加对于这些项目的投资，从而鼓励投资者扩大投资规模，推动全社会的投资扩张。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市场利率来改变社会的投资需求，从而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这种调整市场利率水平的政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货币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手段。

如果考察一下我国的历年利率调整表的话，大家可以明显看到中央政策的政策目标所导致的调整策略的差异。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始终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因此防止经济过热，防范社会投资需求过旺，控制通货膨胀的发生，就成为当时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时期，我国的银行利率始终保持了稳步上调的趋势，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从2002年2月的5.31%，在5年多之内先后经过9次调整，至2007年12月达到7.56%的高位。

然而2007年中，自美国开始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经济，它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欧美各国的经济，同时也导致国际市场对于我国出口产品需求的急速下滑，严重依赖出口推动的中国经济开始感受到危机所带来的寒意。更为重要的是，危机的发生也极大地改变了国人对于未来的预期，出于防范未来不可期的经济危机风险的考虑，很多国人开始压缩消费增加储蓄，企业也开始压缩投资规模，控制生产规模，银行等金融机构也纷纷收紧了信贷龙头，我国的经济似乎也将走向衰退。

此时，我国政府的政策目标显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前几年的防止经济过热，一举转变为防止经济走向衰退。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从紧缩转向扩张，从稳健转向积极。而市场利率也明显反映了这一政策目标的转变。仅2008年一年，我国就4次调低利率水平，一年期贷款利率也从2007年底的7.56%调至2008年12月的5.40%。很明显，我们政府希望在全球经济处于低迷之中，国内投资需求不旺的格局之下，通过下调银行利率降低投资者的投资成本，起到刺激社会投资的目的。

得益于中央多次调低利率、提高资金可获得性等鼓励投资的政策，央行的开闸放水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仅2009年第一季度，新增贷款规模就达到4.58万亿元的天量，尽管随后信贷规模有所下落，但上半年的贷款总额仍然高达近7.4万亿元，而其中绝大多数新增贷款都是用于基础设施贷款、技术贷款的中长期贷款。

伴随着信贷规模的持续扩大，2009年中期我国经济基本摆脱了危机的影响，社会投资需求基本恢复，经济发展与社会就业保持稳定。但是，伴随着粮食价格与油价的上调，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增速又有所上升，通货膨胀预期重新产生。2009年下半年中央又重新收紧房贷等信用规模，加强信用管理，控制信用风险，鼓励投资促进增长的目标又重新转向防止通货膨胀，抑制经济过热。我国的投资规模必然也会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

对于每一个社会来说，稳定的生产投资是维持经济运行、促进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中，更是强调必须通过加大投资弥补需求不足是维持经济稳定发展、促进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2007年以来的次贷危机，更是给予我们一个清楚地观察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调节社会投资规模、实现不同政策目标的机会。这也同样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应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去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一个良好的契机。通过对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的重新解读，也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各国应对当前危机的各种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