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伦理学

5.20　商业伦理学

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尺度宽泛的观点与一个公司怎样处理它在社会中的行动有关。正如曾经讨论过的那样，这些问题当然有一个伦理学方面的意义，但是它们并不是完整的商业伦理学。单个管理者所做出的日常决策通常并不是建立在对股东价值结果的一些详细计算的基础之上的（然而，理论上应该希望决策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并且更为一般化的伦理考虑必须在解决实践中有时发生的两难问题时发挥作用。

商业伦理学的范围非常宽泛，因为一个公司或者它的雇员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是合乎伦理学标准的或者是不合乎伦理学标准的。下面的清单与其说旨在穷尽所有的情况，不如说旨在举例说明商业中的伦理性问题的纷繁芜杂的性质:

■针对顾客、供应商、销售商和竞争对手的行为:例如，购买和销售、公平竞争、集思广益、劝导和激励；

■雇员的待遇:例如，招募、奖励、培训、提升、解雇、雇员及雇主的权利和责任；

■其他利益相关者团体的待遇:例如，地方社区、政府、利益团体；

■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污染、回收利用、维护能力；

■在全球化经营中的行动:例如，力量的运用、对人权的尊重、在成本较低的环境中运营的“非定域作用”。

不存在关于正确或者错误的单一看法

商业伦理学中的这些问题可能是复杂多变的，因为在一般伦理学中，没有一个关于什么使得事情正确或者错误的单一看法。有一种学派强调责任，强调不管结果如何必须去做（或者制止）的事情。这种义务论的观点主张优良和恶劣只有在行为本身中才是明显的，例如，说谎是恶劣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恶劣的。相对而言，一种伦理学结果主义的观点主张，一个既定行为的优良或者恶劣只有在这个行为的结果中才是明显的:一个谎言是好的还是坏的依赖于这个特定的谎言在当时所带来的结果。例如，功利主义是一种结果主义的理论，因为它寻求把受一个特定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的净幸福值最大化（有时它被表达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快乐”）。上面所讨论过的公司社会责任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结果主义的，因为它们主要关注一种对一个公司的行动效果的评价。

责任和结果（或者说“手段”和“结果”，在通常的说法中后者证实了前者的正确性）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处理伦理问题的方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不幸的是，它们是很难进行推理的，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能会导致互相矛盾的结果。例如，一种排他地建立在责任基础上的伦理学观点迟早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专制主义，或者在特定情况下，哪种责任的承担应该优先于其他的责任。举例来说，如果说谎和杀人被认为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以说谎来避免杀人是可以被接受的吗？并且，不管得出了哪种答案，我们是如何知道它的正确性的呢？在可靠地预测一种行动的可能的结果是什么，以及决定如何去衡量那些结果的时候，一种排他的结果主义的伦理学观点同样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方法论的问题。功利主义的一些形式对弱小的少数派来说可能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它们容许通过增加更大多数人的幸福来抵消少数派承担的痛苦（也就是说，这种痛苦是作为一些特定行为的结果而发生的）。

对伦理学的手段和结果的选择也是非常困难的。在西方思想中，几个可以被区分的更进一步的方法包括:

■价值观伦理学，它建立在这样一种分析的基础之上，在两种令人讨厌的极端之间是合乎标准的人类品质（例如，“勇敢”的美德位于这样两种令人厌恶的极端之间，一个极端是“怯懦”，而另一个是“莽撞”）。

■伦理学的相对论，它主张优良和恶劣主要的或者完全的由讨论进行时的主流价值观所决定，因此，当时间或者文化发生变化时，伦理标准也会随之改变。

■情绪主义，它指出关于伦理学的陈述是对讲演者的态度的基本反映，因此寻求任何伦理性的“真理”是没有用的。从这种观点出发，“说谎是恶劣的”这种陈述仅仅是在说“我不喜欢说谎”，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多的意义。

工作中的合乎伦理的决策

那么，为组织机构工作的人们是如何做出合乎伦理学标准的选择的呢？对这个问题没有单一的普遍适用的答案——伦理意识是可以被培养的东西，并且不同的观点通常有助于使一个特定的困境清楚明白地显现出来。有些观点可能会更适合于特定的情况。例如，尽管在考虑一个公司应该怎样行动时很难避免某些种类的结果主义的成分，但是很显然在考虑合乎伦理学标准的对待诸如雇员等人们时，建立在责任基础上的观点必须占据很重的分量。德国哲学家康德有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应该总是把人们看做结果，并且永远不把他们仅仅当做手段。这是合乎伦理学标准的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当然的、至关重要的原则，并且是一个总是被认为比获得短期利益更为重要的观点。

个人的诚实和私人价值观是做出工作中的合乎伦理学标准的决策时的重要因素，但是越来越多的普通公司的、职业性的或者工业的行为规则也会为决策提供支持和指引。这并不是说，这些伦理性“资源”会总是提供明确的和恰如其分的指引——有时，组织机构中的成员将会承受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要求与他们所在的组织机构对他们的要求之间所产生的冲突。如果这些冲突变得无法调和并且不能通过常规的手段来解决，那么一个个人就会决定变成一个对公共利益“吹口哨的人”，它会采取这种高风险的方法，为了寻求解决方案而把问题留给组织机构去解决。行为规则提供了一系列个人可以向之求助的书面的价值观，而不是让风险完全地私人化，这有助于减少像前面所谈到的艰难的情况所带来的风险。

（感谢我的同事——朴次茅斯大学商业和管理学院的理查德·克里斯蒂，为我提供了上述的关于价值观和伦理学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