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科学方法的产生

20世纪20年代以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为标志的系统科学的出现，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以往人们在研究事物时，习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简单的因素来，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质去说明复杂事物。这种方法的着眼点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单项因果决定论，不能如实地说明事物的整体性，不能反映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因此，它只适应认识较为简单的事物，而不胜任于对复杂问题的研究。系统论的出现为研究现代复杂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系统论是系统思想与生物学、物理学、数学等科学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它又促进了各门科学的发展。系统论不仅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而且也为解决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军事、科学、管理等方面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系统论反映了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所以，它的理论和方法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

系统论已被应用于各种科学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实践中，尤其在管理学中，系统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现代管理科学领域，尽管各学派百花齐放，但没有一个学派不或多或少地运用着系统理论，几乎每一本管理学的著作都离不开系统概念。系统论对管理科学发展的意义主要表现在：[1]形成了管理科学的系统观。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在系统科学基础上做出概括，认为系统的概念及其一般特征是一种“系统的哲学”、“系统的世界观”或“系统思想”。他们纷纷提出系统的若干条普遍规律，可以作为新世界观的基础，并由此推广到认识论和价值学说中去。“系统科学不仅为自然科学而且也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思想方法论和相关认识论基础”[2]。系统论改变了管理者的思维方法，对管理的研究从以个体为中心过渡到以系统为中心，从单值的过渡到多值的，从线性的过渡到非线性的，从单一测度的过渡到多测度的。②系统方法论为管理方法论带来了革命性变革。把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移植到企业管理科学中，丰富和扩展了现代管理方法论。系统论强调系统的整体性；控制论和信息论所研究的系统控制与反馈、信息的传递与转换；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控制理论等系统自组织理论所揭示的系统演化的机制和规律，这些对管理科学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③提高管理理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20世纪中期的现代科学技术成就为系统思想提供定量方法和计算工具，这是系统思想从经验到哲学到科学，从思辨到定量的发展[3]。系统科学中的系统技术：运筹学、控制论和信息论等，为企业管理从定性到定量，从一般数量分析到模型的建立与应用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人类早就有了系统思想的萌芽，自从人类有了生产实践活动以后，就不断地与自然打交道，客观世界的系统性便逐渐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从而产生了朴素的系统思想。古希腊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最早使用系统一词，提出“宇宙大系统”概念，他认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由原子和虚空组成的，原子的运动和相互作用构成了整个宇宙的运动变化。古希腊的伟大学者亚里士多德关于整体性、目的性、组织性的观点以及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等思想都在系统论的基本概念中有所体现。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老子、墨子，科学家张衡等人的学说中也都体现了系统思想。现代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里高津在“从存在到演化”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与协和。”古代朴素的系统思想虽然强调对自然界整体性和同一性的认识，但缺乏对整体各个细节的认识能力，因此，对整体性和同一性的认识是不完全的。这时的系统思想具有“只见森林”和抽象化的特点。直到15世纪下半叶，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开始兴起，研究自然的实验、解剖等分析方法得到发展，把自然中的细节从总的自然联系中抽出来，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这时的系统思想具有“只见树木”和具体化的特点。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能量转化、细胞学说和进化论的发现，使人类对自然界演化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系统思想从此走上“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时代。

（一）系统论方法的产生及发展

系统思想从经验到科学而形成比较完整的系统理论是以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为标志的。1925年，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在研究理论生物学时，用机体论生物学批判并取代了当时的机械论和活力论生物学，建立了有机体系统的概念，提出了系统理论的思想。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贝塔朗菲就开始从有机体生物学转向建立具有普遍意义和世界观意义的一般系统理论。1937年，贝塔朗菲提出了一般系统论原理，奠定了这门科学的理论基础。1945年，他发表了《关于一般系统论》，明确提出一般系统论的任务“乃是确立适用于系统的一般原则”，并揭示系统中整体和部分、结构和功能、系统和环境等之间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他的很多观点和见解对系统科学发展的影响是深刻的、前瞻的。经过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的发展，一般系统论开始形成了国际性新学科。1954年，贝塔朗菲与持有相同观点的经济学家鲍尔丁、生物学家杰拉德、生物数学家拉波波特一同发起成立了“一般系统研究会”。该研究会每年组织召开一次年会，出版一期年刊，吸引了大批科学家，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随之而来的是轰轰烈烈的系统运动。确立这门科学学术地位的是1968年贝塔朗菲发表的专著——《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该书被公认为是这门学科的代表作。一般系统论对系统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它们对于各种系统共同规律的探索主要采取定性描述和概念的阐发，深入的定量理论和方法较少。

如果说一般系统论是偏重理论研究的系统科学，那么“二战”后涌现的运筹学（简称OR）、控制论及信息论等系统科学理论则是应用层次上的学科群体。像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从对实际应用的研究开始一样，系统科学的发展亦不例外。社会实践活动的大型化和复杂化，要求系统思想方法不仅能够定性，而且能定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定量化系统发展的催生婆。20世纪30年代末，由于战争的需要，研制了雷达系统。这个新系统以及其他武器系统的分析、评价和有效运行均运用了大量的数学模型，从而出现了运筹学。“二战”结束以后，运筹学从单纯军事和战争中的应用研究转移到经济和工业管理中，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理论，如规划论、排队论、存贮论、决策论，等等。其成熟的标志是瓦格纳于1969年出版的《运筹学原理和对管理决策的应用》。他把运筹学定义为在实行管理的领域，运用数学方法，对需要进行管理的问题统筹规划，做出决策的一门应用科学。它以整体最优为目标，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力图以整个系统最佳的方式来解决该系统各部门之间的利害冲突。对所研究的问题求出最优解，寻求最佳的行动方案，所以，它也可看成是一门优化技术和优化方法。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蓬勃发展的自动控制技术和统计数学为控制论的诞生奠定了技术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雷达和防空火力控制系统研究的N.维纳在1948年出版了名著《控制论》一书，建立了控制论。他对控制论的定义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与通信的科学。”维纳的控制论阐述了两个根本观点：①一切有生命、无生命系统都是信息系统。控制的过程也是信息运动的过程。②一切有生命、无生命系统都是控制系统。一个系统一定有它的特定输出功能，而具有这种输出功能必须有一套控制机制。通过一系列的有目的的行为和反馈使系统受到控制。在这一时期，主要研究对象是单因素控制系统，重点是反馈控制，但局限于单变量自动控制。到了60年代，随着导弹系统、人造卫星、航天系统等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美国科学家卡尔曼等人将量子力学等引入控制论，使控制论从单变量的自动调节发展到多变量的最优控制。进入70年代以后，主要研究因素众多、复杂的控制系统（如宏观经济系统、资源分配系统、生态和环境系统、能源系统等），研究的重点是大系统的多级递阶控制、分散最优控制和大系统模型降阶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通信的实际需要迫切要求建立通信工程理论。美国数学家中C.E.申农于1948年发表了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宣告信息论的诞生。信息论运用科学抽象和类比方法，将消息、信号、情报等不同领域中的概念进行类比，抽象出信息概念和信息模型。信息论方法与传统的方法不同，传统的方法注重的是物质和能量在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的作用，而信息论完全撇开系统的具体运动形态，把系统有目的的运动抽象为信息变换过程。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使系统工程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系统工程是从整体出发合理开发、设计、实施和运用系统科学的工程技术。它根据总体协调的需要，综合应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有关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利用电子计算机作为工具，对系统的结构、要素、信息和反馈等进行分析，以达到最优规划、最优设计、最优管理和最优控制的目的。第一次提出“系统工程”这一名词的是1940年在美国贝尔电话公司试验室工作的E．C.莫利纳和在丹麦哥本哈根电话公司工作的A.K.厄朗，他们在研制电话自动交换机时，意识到不能只注意电话机和交换台设备技术的研究，还要从通信网络的总体上进行研究。他们把研制工作分为规划、研究、开发、应用和通用工程五个阶段，后来又提出了排队论原理，并应用到电话通信网络系统中，推动了电话事业的飞速发展。1940～1945年，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由于应用了系统工程方法进行协调，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成功。1945年，美国建立了兰德公司，应用运筹学、系统分析等理论方法研制出了多种应用系统，在美国国家发展战略、国防系统开发、宇宙空间技术以及经济建设领域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兰德”又被誉为“思想库”和“智囊团”。美国密执安大学的H.H.古德和R.E.麦克霍尔出版了第一本以系统工程命名的专著，并于20世纪60年代编著了《系统工程手册》。60年代初，A.D.霍尔发表了《系统工程方法论》。1969年，他又提出了著名的霍尔三维结构，即系统工程形态图，为系统工程提供了一种广泛采用的方法论。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中期，美国先后制定和执行了北极星导弹核潜艇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这些都是系统工程在国防科研中取得成果的著名范例。70年代以来，随着微型计算机的发展，出现了分级分步控制系统和分散信号处理系统，扩展了系统工程理论方法的应用范围。近年来，社会、经济与环境综合性的大系统问题日益增多，如环境污染、人口增长、交通事故、军备竞赛等。系统工程技术开始渗透到社会、经济、自然等各个领域，逐步分解为工程系统工程、企业系统工程、经济系统工程、区域规划系统工程、环境生态系统工程、能源系统工程、水资源系统工程、农业系统工程、人口系统工程等，成为研究复杂系统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技术手段。

一般系统论、运筹学、控制论、信息学以及系统工程，相互渗透融合，绘出了一幅系统科学从基础理论扩展到工程应用的图景，书写了系统科学20世纪40～60年代诞生、成长的里程。这一阶段系统科学发展的特点有三个：一是数学工具大量应用，这些学科的建立使系统科学从思辨的方法论的层次已经发展成为定量的以数学科学为基础的学科。特别是运筹学的应用，使系统科学已经从方法论的科学变成了一门实际应用的科学，一门精确的科学。二是在认识事物主导思想上已从原来整体考虑、总体分析发展到控制系统使之达到总体的优化。三是系统技术的研究，如运筹学、控制论、信息学等方法，这些方法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是综合的方法、普遍适用的理论还未形成，还未建立起一个理论体系。

（二）系统论及其方法的日益丰富

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出现的系统自组织理论和非线性科学方法群不仅丰富了系统科学，而且促进了现代系统科学体系建立。

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从宏观、微观以及两者的联系上回答了系统自己走向有序结构的基本问题，两者都被称为系统自组织理论。比利时物理化学家普利高津于1969年发表了名为《结构、耗散和生命力》的一文，提出耗散结构理论研究在开放并且远离平衡的情况下，系统是如何从无序达到有序的。普利高津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他认为热力学第二定律以及统计力学所提示的是孤立系统（与环境没有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在平衡态和近平衡态条件下的规律。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与外界环境不断交换物质和能量的开放系统。这种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态的情况下，由于非线性的复杂因素而出现涨落，一旦某个参量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量变可能引起质变，系统以新的方式组织起来。从原来的混沌无序的混乱状态转变为一种时间、空间或功能的有序状态，并以能量的耗散来维持自身的稳定性。普利高津把这种关于在远离平衡情况所形成的新的、稳定的有序结构的理论称之为耗散结构理论。普利高津不仅发展了经典力学和统计物理学，而且还为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的有序结构稳定性提供了严密的理论依据。

把自组织理论研究深化的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德国物理学家哈肯提出的“协同学”。协同学不仅研究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规律，而且研究系统从有序到混乱的演化规律，首次真正地把有序与无序统一起来。哈肯发现激光是一种典型的远离平衡态时同无序转化为有序的现象，但他发现，即使在平衡态时也有类似现象，如超导和铁磁现象。这就表明，一个系统从无序转变为有序的关键并不在于系统是平衡或非平衡，也不在于离平衡态有多远，而是通过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能自发产生在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稳定的有序结构，这就是自组织。协同学理论强调协同效应，协同效应是指在复杂大系统内，各子系统的协同行为产生出的超越各要素自身的单独作用，从而形成整个系统的统一作用和联合作用。协同作用是任何复杂系统本身所固有的自组织能力，是形成系统有序结构的内部作用力。“协同导致有序”是这一理论的高度概括。

70年代还有一些理论对系统科学的发展有重大意义，如突变论（Catastrophe Theory）。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活动中，除了渐变的和连续光滑的变化现象外，还存在着大量的突然变化和跃迁现象，如水的沸腾、岩石的破裂、桥梁的崩塌、地震、细胞的分裂、生物的变异、战争、市场变化、经济危机等。因此，突变论又称“灾变论”。突变论方法试图用数学方程描述非连续性突然变化现象过程，揭示系统从一种稳定组态跃迁到另一种稳定组态的规律。突变论的创始人是法国数学家雷内托姆，他于1972年发表的《结构稳定性和形态发生学》一书阐述了突变理论，荣获国际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兹奖章。突变论的出现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被称之为“是牛顿和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300年以来数学上最大的革命”。突变论指出，非线性系统从某一个平衡态到另一个平衡态的转化是以突变形式发生的。当系统处于稳定态时，标志该系统的某个函数就取惟一的值；当参数在某个范围内变化，该函数值有不止一个极值时，系统必然处于不稳定状态。系统从一种稳定状态进入不稳定状态，随着参数的再变化，又从不稳定状态进入另一种稳定状态，系统状态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突变。突变论用拓扑学、奇点理论和结构稳定性理论解释和预测现实中发生的不连续的或“突然的”变化过程，提出突变有七种基本形式，即发生四个控制因子（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下的七种初等突变类型：折叠型、尖顶型、燕尾型、蝴蝶型、双曲脐型、椭圆脐型和抛物脐型。突变论指出，事物的各种状态，包括稳定态与非稳定态是相互交错的，在外部控制因素的影响下，事物即可以处于稳定态，也可以处于非稳定态。在严格控制条件下，如果质变中经历的中间过渡态是不稳定的，就是一个飞跃过程；如果中间过渡态是稳定的，则是一个渐变过程。质态的转化，既可通过飞跃来实现，也可通过渐变来实现，关键在于控制条件。“突变论”从数学上解决了突变行为的数学分析及突变形式的分类，是研究系统序演化的有力数学工具。突变论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大英百科年鉴》1977年版中写道：“突变论使人类有了战胜愚昧无知的珍奇武器，获得了一种观察宇宙万物的深奥见解。”

耗散结构论、协同论与突变论一起，在有序与无序的转化机制上，把系统的形成、结构和发展联系起来，成为推动系统科学发展的重要学科之一，被称为系统科学的新三论。

除了上面介绍的新三论，艾根的“超循环”理论以及混沌分形等系统科学分支学科的出现都在复杂系统自组织演化机制的研究上有着重大突破，揭示出复杂系统在一定条件下，特别在远离平衡态和输入负熵的条件下，怎样在随机涨落中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分叉与突变，系统元素之间能自动、自发协同动作演化为新的有序结构或高层次组织。

20世纪70年代以后，系统科学正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各种各样的系统理论朝着建立统一的系统科学体系的目标前进着。这个阶段的特点表现为：①各种与系统科学有联系的理论在相应的学科中有着很大发展，混沌、分形等非线性科学已经成为当前科学发展的前沿之一。②综合不同学科中的先进理论，构建系统科学理论框架工作已经展开。首先，系统论与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系统工程、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等新兴学科相互渗透、紧密结合的趋势；其次，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模糊系统理论等新的科学理论，从各方面丰富发展了系统论的内容；在系统科学的这些发展形势下，国内外许多学者致力于综合各种系统理论的研究，探索建立统一的系统科学体系的途径。③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对各类实际复杂系统的研究工作在系统科学观点的指导下进一步深入，人工智能系统、经济运行系统、人脑系统等各类复杂系统有其本身的特点，也需要按照新的观点来进行分析。因此出现了复杂系统理论。

（三）系统方法论的特征

1．唯物辩证法是系统方法的哲学基础

系统科学首先表现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在系统科学基础上做出概括，认为系统的概念及其一般特征是一种“系统的哲学”（拉兹洛）和“系统的世界观”（邦格）或“系统思想”（切克兰德）。他们纷纷提出系统的若干条普遍规律，可以作为新世界观的基础，并由此推广到认识论和价值学说中去。那么，这些新世界观形成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系统方法论的哲学依据归根到底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整体与部分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事物内部矛盾的发展和演化等思想，构成了其系统辩证观的精髓。钱学森认为，所谓系统，就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贝塔朗菲承认马克思的辩证法对今天被称为一般系统论的理论观念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普利高津主张，“我们需要一种更加辩证的自然观”。哈肯在谈到协同学的“哲学方面”时，明确应用了对立统一、量变质变等辩证法规律。钱学森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系统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自觉地应用辩证法于系统研究。因系统科学向唯物辩证法的回归及螺旋式推进，辩证法的物质统一性、普遍联系、永恒运动、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必然性与偶然性等规律和范畴在系统科学中都能有所体现。把辩证法的思想用于系统科学研究就形成了系统方法论，该方法论强调还原论方法和整体论方法相结合；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目的分析与因果分析相结合；局部描述与整体描述相结合、确定性描述与不确定性描述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相结合；静力学描述与动力学描述相结合、理论方法与经验方法相结合、精确方法与近似方法相结合等。这些结合是系统论方法之精髓所在。

2.还原论和整体论相结合

1996年，钱学森的论著《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曾指明：“系统论是还原论和整体论的辩证统一。”[4]古代科学的方法论本质上是整体论，强调整体地把握对象。古代的整体论是朴素的、直观的，没有把对整体的把握建立在对部分的精细了解上。近400年来，科学遵循的方法论是还原论，主张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去研究。作为还原论方法的奠基者之一，笛卡尔主要是从如何研究整体才算是科学方法的角度论证还原的必要性的。还原论的一个基本信念是，相信客观世界是既定的，存在一个由所谓“宇宙之砖”构成的基本层次，只要把研究对象还原到那个层次，搞清楚最小组分即“宇宙之砖”的性质，一切高层次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由此强调，为了认识整体，必须认识部分，只有把部分弄清楚才可能真正把握整体；认识了部分的特性，总可以据之把握整体的特性。在这个意义上，还原论方法也是一种把握整体的方法，即所谓分析—重构方法。系统科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的是这种方法，在整体性观点指导下进行还原和分析，通过整合有关部分的认识以获得整体的认识。对于比较简单的系统，这种处理一般还是有效的。但是，当现代科学把简单系统问题基本研究清楚，逐步向复杂问题进军时，仅仅靠分析—重构方法日益显得不够用了。把对部分的认识累加起来的方法，本质上不适宜描述整体涌现性。愈是复杂的系统，这种方法对于把握整体涌现性愈加无效。特别是社会实践越来越大型化、复杂化，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形成也突出强调要从整体上认识和处理问题。总之，研究系统既要使用还原论，还要运用整体论。因为在研究系统时，不还原到元素层次，不了解局部的精细结构，那么对系统整体的认识只能是直观的、猜测性的、笼统的和缺乏科学性的。没有整体观点，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只能是零碎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解决问题。

3．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

定性判断是定量计算的基础，定性认识不正确，有可能把科学研究引向歧途。但如果只有定性描述，对系统行为特性的把握也难以深入准确。借助定量计算能使定性描述深刻化、精确化。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是系统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原则之一。钱学森在《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一文中指出：“系统思想是进行分析和综合的辩证思维和工具，它在辩证唯物主义那里取得了哲学的表达形式，在运筹学和其他系统科学那里取得了定量的表述形式。”系统思维方式是把事物联系的方式作定性把握，突出定量化、模拟化、精确化。它是先从整体性出发，定性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然后借助于数量化的形式化的分析，从而达到对系统的定量化，最后在系统优化选择中进一步对系统进行定性分析，这样就为人们的科学认识提供了新的方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系统科学的内容。

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物质世界是由无数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事物和过程所形成的统一体；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事物总是处于变化之中，从量变到质变等有关系统的定性判断为系统科学的深入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系统科学的研究中，首先要对系统的定性特性有个基本的认识，然后才能正确地确定怎样用定量把它们表示出来。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多种因素的有机联系。对于一个大而复杂的系统来说，这种因素的相互关联就更为复杂。这就要求对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的分析不仅是定性的，而且是定量的。只有这样才能清晰地展现出系统内部的复杂关联性。运筹学正是为适应系统工程定量分析的需要而诞生的。它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和数据库，采用科学步骤与数学方法来判定决策，成为对系统做定量分析的综合性应用数学。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运筹学应用范围的扩大，先后出现了规划论、博弈论、排队论、图论、库存论、决策论等多种分支，系统定量分析法也就渗透到各个领域。以往许多不得不靠经验、直观或猜测解决的问题，现在被置于精确的定量分析中。这是人类认识方法的一次大飞跃，是分析综合法的深化。无论是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与信息论），还是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与突变论），都是运用大量定性的数学、物理学的研究成果。80年代末，钱学森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他把专家体系、数据和信息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一个高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人网结合的系统。综合集成方法为复杂系统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

4．局部分析与整体综合的结合

系统科学研究的对象——系统就是整体与部分的统一。钱学森认为，系统思维不仅要把握系统客体的整体效应，而且还要研究系统客体的微观机制，深入分析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序列、层次、秩序和整体组合方式，分析各要素对整体效果的影响。整体是相对的，它既是更大系统的部分，又是本系统的整体。整体是具有一定结构、层次和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的整体性质的规律只存在于组成部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局部分析的目的是了解系统的组元及其层次结构，而整体综合的目的则是了解系统的功能结构及其形成过程。突变论的创立者托姆在其对系统的研究中就交替使用了从局部到整体的数学概念——解析性和从整体到局部的数学概念——奇点。他认为，“在突变论中交替地使用上述两种方法，我们就有希望对复杂的整体性情况做出动态的综合分析。”[5]

5．确定性描述与不确定性描述的结合

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确定论描述和以概率论为代表的不确定性描述在系统科学中均得以广泛的运用：一般系统论和突变论采用了确定论描述；而信息论则是建立在概率论描述的框架上；控制论、运筹学以及自组织理论使用了确定性描述与不确定性描述两种方法。我国学者认为，系统科学的发展尤其需要把确定论框架和概率论框架沟通起来。

6．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

科学理论是具有某种逻辑结构并经过一定实验检验的概念系统，科学家在表述科学理论时总是力求达到符号化和形式化，使之成为严密的公理化体系。但是科学的发展往往证明任何理论都不是天衣无缝的，总有一些“反常”的现象和事件出现。这时就必须运用哲学思辨的力量，从个别和一般、必然性和偶然性等范畴以及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等规律来加以解释。

自从人类试图通过集体劳动来达到目标时起，人类的管理思想与管理实践就已经存在。但管理从经验走向科学以1911年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为标志。人类的管理理论从此丰富起来，主要包括古典管理学派、行为科学学派、现代管理理论学派及当代管理学派。这些管理理论或多或少都体现了系统科学的思想，特别是管理科学学派和当代管理学派广泛地吸收了系统科学理念和方法。

1．古典管理学派的系统思想火花

古典管理学派的杰出代表有“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管理理论之父”——法约尔以及“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他们分别提出了科学管理、一般行政管理理论和组织理论。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体现了系统思想的火花。

泰勒的研究集中在对企业生产活动的研究上，泰勒把工人的生产活动看做是一项工程，通过研究工人的动作、使用工具、前后工序等来寻求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的科学方法，形成了科学的生产作业系统。工业界的“泰勒系统”可以说是系统工程科学的萌芽。1916年，亨利·法约尔在其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一书中，提出企业的六类基本活动（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管理活动）与管理的五项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法约尔指出，任何企业都存在着六种基本的活动，而管理只是其中之一。但管理活动处于核心地位，即企业本身需要管理，同样的，其他五项属于企业的活动也需要管理。法约尔关于管理过程和管理组织理论的开创性研究对后来的管理理论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管理科学开始从研究企业的单一生产活动转向对企业各项活动的关注与研究，把企业看做是由各种活动子系统所组成的大系统，这是系统管理思想的雏形，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法约尔管理思想的系统性和理论性比泰勒更强，后人根据他建立的构架，建立了管理学。马克斯·韦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理论方面，他构建了一种称为官僚行政组织结构的理想模式。他认为，各种职位是按照职权的等级原则组织起来的，每个职位有明文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形成一个阶层体系。他的管理组织理论与系统论中的层次等级原则不谋而合。系统论中的层次等级原则认为：在系统中，低层次隶属和支撑高层次，高层次包含或支配低层次。多层次是复杂系统必须具有的一种组织方式，必须按层次方式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进行整合，首先对元素整合，形成许多子系统，再对这些子系统进行整合，形成较高一级的子系统，一直形成系统整体。

古典管理理论为后来的管理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当代许多管理技术与管理方法皆来源于古典的管理理论。但是，古典管理理论的着重点是组织系统的内部，而对企业外部环境对组织系统的影响考虑得就非常少，未研究管理行为、手段和组织如何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古典管理理论是一种静态的科学。

2．行为科学学派的系统思想焰火

1927～1933年，行为科学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梅奥教授率领研究小组进行了著名的“霍桑实验”，把管理理论的领域从生产过程管理和行政管理，拓展到行为科学。行为科学学派认为，经营企业不只是机器和生产方法，而是这些与社会系统啮合起来而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技术系统。这些实验导致人们进一步强调行为科学在管理中的应用和认识到管理人员是在一个社会系统里经营。梅奥的上述研究形成了人际关系学说。梅奥等科学家通过霍桑试验建立的人际关系学说，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人在组织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问题。人际关系学说是行为科学学派的早期理论，但它引领人们探索管理中关于人的行为的一般理论。后来形成了很多学说，其中主要有：需要层次论、双因素论、公平理论、期望理论、强化理论、双向决定论、X—Y理论、超Y理论、Z理论、团体力学理论、群体冲突理论等。

行为科学学派的理论体现了更多的系统思想。行为科学中关于人的激励、群体理论等体现了系统论中的系统相关性原则。该原则认为，系统中某一要素的变化将会引起其他要素发生相应的变化乃至整个系统的变化。因此，在企业管理，必须重视人这一企业中最核心的要素。管理实质上是对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是现代管理的首要问题。系统相关性原则的另一个观点为：企业系统的状态是企业各要素之间的黏性相互作用力与内部瓦解力和外部的吸引力对抗的结果。企业各要素之间的黏性相互作用是企业系统形成的基础，当企业各要素之间的黏性相互作用力大于将要素分开的瓦解力和外部的吸引力时，企业系统才得以存在。在企业系统中，只有每个人精诚团结，拧成一股绳，才能抵御来自外部的冲击，保证企业系统正常运行。团体力学理论则体现了协同学的主要原理，协同论认为：系统的有序是由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形成的，协同作用是任何复杂系统本身所固有的自组织能力，是形成系统有序结构的内部作用力。另外，行为科学理论认识到“管理人员是在一个社会系统里经营”，把企业系统看做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其观点符合系统论中关于环境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论述：环境就是一个系统所从属的更高一级的系统。任何系统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产生出来，又在一定的环境中运行、延续、演化的，不存在没有环境的系统。

3．系统思想和方法融入现代管理理论

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在1961年12月发表的《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中指出，在西方，只是到了20世纪，特别是到了40年代，才对管理进行系统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已有的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和学说，形成了众多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数量管理学派、系统管理理论学派、权变理论等，这被著名管理学家孔茨形象地比喻为“管理理论丛林”，也有人以此为标志称企业管理进入了现代管理理论阶段。现代管理理论是系统思想及方法与管理理论大量结合的产物。

（1）社会系统学派的系统思想。由美国管理学家巴纳德创立，以协作系统为核心论述组织内部平衡与外部条件适应的管理理论。社会系统学派首先运用系统论中的协同论的观点，强调系统要素统协同作用的意义。该学派提出，组织是协作的系统，是由相互协作的每个人组成的系统，管理必须着眼于整体内部的协调。为了说明系统的协调，他引入了“协作效用”和“协作效率”两个概念。首先，他主张系统的协作效率和协作效用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具有协作效率的系统一定具有协作效用，但有协作效用的系统不一定具有协作效率，而正是系统的协作效率吸引着人们去选择加入这一系统并为之做出贡献。其次，社会系统学派吸收控制论和信息论的思想，认为管理既是控制过程，也是信息过程。通过信息的传输、变换和反馈来实现系统的调节与控制。强调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和信息联系是这个系统正常运行的基本要素。最后，社会系统学派又运用系统论中的环境适应原则，指出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它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部分，受到社会环境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管理的职能就在于保持组织同外部环境的平衡。按照系统方法，泰勒的机械论观点基本上是一种封闭系统观点。相反，巴纳德关于系统与环境间的动态相互作用观点孕育了组织是一个开放系统的思想。

（2）决策理论学派中的系统思想。决策理论学派是在巴纳德的社会系统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是有赫伯特·西蒙和詹姆斯·马奇等人。该理论吸收和运用了系统科学中老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理论和方法。它提出，决策贯彻于管理的全过程，管理就是决策。组织是作为决策的个人所组成的系统，要了解一个组织的结构和职能，就必须分析其成员的决策和行为及其受组织的影响，就必须研究影响人群行为的复杂的决策网状结构。在企业管理中必须采用一整套制定决策的新技术，寻求最佳的方案。这正是运筹学中强调的决策论和规划论。另外，运用信息论对企业系统进行了研究，西蒙等人特别强调在决策过程中信息联系的作用。信息联系是一种双向过程，信息传递途径又可分为两种：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西蒙等人对非正式渠道更加重视，把权力机构放到次要的地位。在信息联系的整个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障碍因素，为了克服这些障碍因素，主张在组织中成立一个特别的“信息联系服务中心”，以收集、传递和贮存各种情报。

（3）数量管理学派系统思想。数量管理学派又称管理科学学派，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继续和发展，其代表人物是伯法，他的代表作为《现代生产管理》。该理论的正式形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与行为科学平行发展起来的。1939年，美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布莱克特领导的小组建立的运筹学，发展了新的数学分析和计算技术，这些成果应用于管理工作就产生了数量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数量管理的目的是通过把科学的原理、方法和工具应用于管理的各种活动，制定出用于管理决策的数学和统计模型，并把这些模型通过电子计算机应用于管理，降低不确定性，以便投入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得到最大的经济效果。

（4）系统管理学派的系统思想。这一理论是卡斯特、罗森茨威克和约翰逊等美国管理学家在一般系统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体理论表现在对系统科学的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和协同论的应用。这种理论的要点包括两方面：一是企业组织是一个人造的开放系统。该学派认为，工商企业是一个由相互联系而共同合作的各个要素（子系统）所组成的以便达到一定目标（既有组织的目标，又有其成员的个人目标）的系统。并且工商企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同周围环境（顾客、竞争者、工会、供货者、政府等）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作用，并具有内部和外部的信息反馈网络，能够不断地自动调节，以适应环境和自身的需要。这体现了耗散结构论的开放系统论和协同论的自组织理论。二是认为企业组织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企业的基本职能必须用系统观点来考察，计划、组织、领导、控制是一个循环往复的链条，同时又构成自己的子系统，又发挥着系统的整合作用。这部分内容体现了控制论的核心思想。

（5）权变理论中的系统思想。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力图研究组织的各子系统内部和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组织和它所处的环境之间的联系，并确定各种变数的关系类型和结构类型。它强调在管理中要根据组织所处的内外部条件随机应变，针对不同的具体条件寻求不同的最合适的管理模式、方案或方法。权变理论的主要观点有：第一，权变理论在企业组织结构方面，把企业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并把企业分成不同的结构模式。第二，权变理论在管理方式上认为，并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领导方式。一切以企业的任务、个人和小组的行为特点以及领导者和职工的关系而定。第三，权变理论的主要含义是“权宜应变”，“权变”是指偶然事件或偶然性。因此，权变理论学派也称为因地制宜理论、情景管理理论、形势管理理论以及情况决定论等。权变理论不仅运用了一般系统论的一般原理、耗散结构论中的远离平衡态、开放系统等观点，还运用了突变论的观点。

4．当代管理学派与系统思想的整合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顺应时代的潮流下，新的管理理论不断涌现，其中主要有：战略管理理论、企业再造理论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组织管理理论等。这些理论已不仅仅是对系统理论和方法的简单的运用，而是把系统思想与管理理论整合在一起。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管理学界开始重点研究如何适应充满危机和动荡的环境的不断变化，谋求企业的生存发展，并获取竞争优势。战争中的词汇——“战略”开始引入管理界。安索夫《公司战略》（1965）一书的问世，开了战略规划的先河。到1975年，安索夫的《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出版，标志着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体系的形成。该书将战略管理明确解释为“企业高层管理者为保证企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通过对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分析，对企业全部经营活动所进行的根本性和长远性的规划与指导”。他认为，战略管理与以往经营管理的不同之处在于面向未来，动态地、连续地完成从决策到实现的过程。自从战略管理诞生之日起，系统思想就已经深入其中，系统论的系统整体性原则、环境适应性原则以及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思想均体现在战略管理理论的精髓中。

20世纪8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企业管理，三四十年代形成的企业组织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管理学界提出要在企业管理的制度、流程、组织、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创新。最具代表性的是由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哈默和詹姆士·钱皮所提出的企业流程再造。在他们合著的《再造企业》中提出，企业的问题源自过程的架构，而非组织的架构，把新组织放在旧过程上，就好比新瓶装旧酒，难以取得突破性的成绩。在传统的劳动分工的原则下，职能部门把企业的流程割裂成一段段的环节，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单个工作或任务，他们通常只注意到局部的业务，而对流程的整体视而不见。这种以专业分工、经济规模为基础的顺序性程序不能适应具有顾客主导、竞争激烈、变化迅速为特征的现代企业经营环境。流程再造理论就是要打破传统劳动分工的理论框架，将既有的业务以零基预算重新组合，更换企业活动的工作程序，根据环境的变化，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设计企业的活动、活动间的逻辑关系、活动的实现方式及活动承担者四个要素的组合，彻底翻新作业流程，以便找出关键竞争因素。流程再造的起点是市场，直接驱动力是更快、更好地满足顾客不断变化的需求。流程再造的实质就是以顾客需求为中心来组织工作，以便使每个工作环节都产生顾客所需要的价值。流程再造理论体现了系统整体变革思想、系统的开放思想以及系统外部适应思想等系统论的一般原则。

20世纪90年代，知识经济的到来使管理学界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如学习型组织管理理论、网络组织管理理论等。1990年，彼德·圣吉所著的《第五项修炼》成为学习型组织管理理论的经典力著。该书引导管理者由看片面到关照整体、由看事件到看变化背后的结构以及由静态的分析变因到看见期间的互动，进而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彼德·圣吉提出，企业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源于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更好的能力，学习型组织正是人们实现共同愿望和获取竞争优势的组织蓝图。要想建立学习型组织,必不可少的“五项修炼”为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其中第五项系统思考是五项修炼中的核心，该书因此命名为第五项修炼。这也说明了系统观念及系统思考的重要性。

总之，管理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人类活动的历史进程而不断演变。管理对象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随着管理对象的日益复杂化、多变性，对管理方法的要求也就越来越科学化、定量化，这就要求管理理论要有科学的方法论来指导，要有科学工具来支持。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建立在其他学科提供的知识框架的基础上，管理科学也是如此。系统科学理论是现代管理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管理知识体系包括管理技术和管理理论，而系统科学和哲学为管理科学提供了思想方法论和相关的认识论基础，如系统科学的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理论对于管理学上的意义在于将管理对象视为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是开放的、不断变化的系统，如何对这一系统加以认识是进行管理研究的关键性问题。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论很好地把握了管理对象这一演变过程。信息论和控制论对如何有效地把握和控制管理这一动态系统提出了重要的方法。运用系统论方法演变而来的系统管理学、权变理论、决策管理理论、战略管理理论以及学习型组织等理论综合了多样化的管理思想，构建了现代管理理论的统一框架，使之在变化着的管理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成为人类管理思想演进的必然趋势。

（一）系统论方法论原则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系统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是由部分集成整体的意思。系统论把系统定义为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论基本理论体现在它的基本原则中，系统论认为，整体性、关联性、层次结构性、环境适应性等是所有系统共同的基本特征，是系统论的基本原则。企业管理的对象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运用系统论的基本原则指导企业的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1．系统的整体性原则与企业管理

系统的整体性是系统最本质的属性。系统的整体性源于系统的有机性和系统的组合效应。它包含以下两层含义：第一，系统和要素不可分割。贝塔朗菲把系统定义为：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的综合体。系统是由若干要素组成的，要素是系统最基本的成分，也就是系统存在的基础，离开了要素就谈不上系统。系统和要素的关系是“和则两存、分则两亡”。系统的整体性要以要素属性为基础。系统中各要素的性质和行为都会影响到系统整体的性质和行为。第二，系统的整体功能不等于各组成部分的功能之和，即“非加和定律”，用公式表示为W≠∑pi，其中，W代表整体，∑为加和符号，pi代表系统的第i个部分。非加和定律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整体小于部分之和；二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系统的整体功能不是各组成要素功能的简单叠加，而是呈现出各要素所没有的新功能。

系统的整体性原则运用到企业管理中主要体现在：①企业管理必须树立全局观念，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管理企业这一复杂系统必须统筹规划，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做到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②加强系统要素的管理。由于系统中各要素的性质和行为都会影响到系统整体的效能，因此，提高管理要素的功能便成为改善管理系统整体功能的基础。在管理实践中，首先要注意引进高质量的人、财、物。其次，要特别注意提高企业关键要素和薄弱要素的功能，防止因部分要素功能的低下而产生“木桶效应”。③建立科学的管理组织模式。结构决定功能，由相同要素组成的企业按不同的方式组织和管理，则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合理的结构方式产生正的结构效应，整体将大于部分之和；不合理的结构方式产生负的结构效应，整体将小于部分之和。通过建立合理的企业结构和组织模式，把管理诸要素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协调并统一管理各要素的功能，才能使系统功能产生放大效应，发挥管理系统的整体优化功能，实现1+1>2。

2．系统的相关性原则与企业管理

系统相关性的内涵是，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其中某一个要素的变化将会引起其他要素发生相应的变化。贝塔朗菲用一组联立的微分方程描述了系统的相关性：

式中：Q1，Q2，…，Qn为n个要素的特征;

t为时间;

f1，f2，…，fn表示相应的函数关系。

上述公式表明，系统任一要素随时间的变化是系统所有要素变化的函数，即任一要素的变化将会引起其他要素发生相应的变化乃至整个系统的变化。

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系统的状态。企业系统的状态是企业各要素之间的黏性相互作用力与内部瓦解力和外部的吸引力对抗的结果。企业各要素之间的黏性相互作用是企业系统形成的基础，当企业各要素之间的黏性相互作用力大于将要素分开的瓦解力和外部的吸引力时，企业系统才得以存在；反之，企业将灭亡。因此，企业管理就是要通过构建企业文化、加强对企业中非正式组织的引导、建立合理的企业激励机制等管理手段来提高企业的向心力，加强各要素之间的黏性作用，维护企业系统的稳定性。另外，系统的相关性原则促使企业的管理从重视事后评价转向事前预测和事中监控。管理者在做出任何一项决策前，必须预见该决策对企业系统其他要素和系统整体可能带来的影响，并提出相应预案。在决策实施的过程中，管理者还需对企业系统的诸要素的运行进行时时监控，做到防微杜渐。由于在系统相关性的作用下，企业在财务、生产、用人等管理上的小小漏洞就很有可能引发企业系统的整体危机。因此，当某一要素发生改变并偏离企业的目标时，管理者要立即采取措施，降低其对系统的负面影响。系统的相关性原则亦为企业改革提供了科学的思路，即全盘联动效应。任何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企业改革中，只有相关要素同步联动，企业各部门协调配合，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3．系统的层次等级原则与企业管理

在系统论中，把高层次具有低层次没有的特性称为涌现性。高层次必有低层次没有的涌现性一旦还原为低层次，这种涌现性就不复存在。一般来说，低层次隶属和支撑高层次，高层次包含或支配低层次。多层次是复杂系统必须具有的一种组织方式。简单系统无需划分层次就可以把它的各部分有效地组织起来，复杂系统则不行，必须按层次方式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进行整合，首先对元素整合，形成许多子系统，再对这些子系统进行整合，形成较高一级的子系统，一直形成系统整体。

企业是个复杂系统，企业管理的重要职责就是按照系统的层次等级原则构建企业系统组织结构。组织结构是企业高效运作的制度基础。在构建企业的组织结构时，要注意以下几点：①把企业要素合理归层，确定哪些要素属于同一阶层，这个阶层又处于哪个层次。②综合考虑管理幅度与深度，确定合理的组织层次。层级过多不利于信息的传达，对环境的应变能力差；层级过少又会增加管理幅度，增加管理的难度。③各层次目标要统一。尽管各阶层都有各自的分目标，但必须统一到系统的总体目标上来。④避免管理的混乱无序，低层次要服从高层次。⑤集权与分权相结合。集权，是指把较多和较重要的经营管理权责集中于企业的高层组织。分权，则是把较多和较重要的经营管理权责分散下放到企业的中下层组织中去。任何企业进行高层与中下层之间的权责分工都应保持必要的集权，也要有必要的分权，哪一方面都不可过度膨胀，只有使两者形成平衡状态，管理才能有序进行。

4．系统的环境适应性原则与企业管理

环境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系统的外部规定性。环境就是一个系统所从属的更高一级的系统。任何系统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产生出来，又在一定的环境中运行、延续、演化，不存在没有环境的系统。系统的结构、状态、属性、行为等或多或少都与环境有关。同样的元素在不同环境中须按照不同方式整合，形成不同的结构，甚至元素的性质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系统的输入来自环境，系统的输出也必须适应环境，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系统只有涌现出特定的整体性，才能与环境相适应，形成稳定的环境依存关系。随着环境的改变，系统须产生新的整体涌现性，以达成新的环境依存关系。

企业是存在于经济社会这个复杂大系统之中的一个子系统，企业的外部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文化环境、科学技术环境等。企业系统是个开放的系统，它必然与外部经济社会环境产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又必然被经济社会环境所制约，因此，企业系统必须适应性外部环境的变化才能生存和发展。企业的建立是适应环境需要的结果，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企业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现代社会，惟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人类已经进入十倍速变化时代”。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要求企业管理要做出相应调整。企业管理者要树立权变的管理理念，企业管理者应根据现实情况和条件灵活运用管理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形成与环境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和模式。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能够适用的一套管理体系和模式。系统学派的创始人巴纳德在他的协作系统的概念中也指出了管理的职能就在于保持组织同外部环境的平衡。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经济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企业管理体系和模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二）系统方法在企业管理应用中的专项研究

系统科学技术和方法包括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和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在第六章中我们已经论述过运筹学，这里仅对其他部分进行论述。

1.耗散结构论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第一，开放系统是产生耗散结构的前提。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一个孤立系统的熵自发地趋于无限大，随着熵的增加，有序状态会变为无序状态。因此，对于孤立系统来说，不可能产生有序结构。这便是熵增原理。而对于开放系统来说，熵的变化（ds）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系统本身由于不可逆过程（如热传导、扩散等）引起的熵增（dis），此项永远是正值；另一部分是系统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引起的熵流（des）。若des<0，系统不断从环境中获取物质和能量，从而给系统带来负熵，使整个系统的有序性的增加大于无序性的增加，新的结构和新的组织（即耗散结构）就能自发形成。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企业必须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建立相对稳定的开放性系统乃是保证组织不断适应新的环境的必要条件。企业系统的生存和发展实质上是在不断与外界环境交换物质、能量的过程中实现的。企业系统只有不断地与外界环境交换物质、能量，才有可能降低自身的熵。对于现代企业组织来讲，最基本的过程就是“投入—产出”，一方面，企业从要素市场输入劳动力、技术、资本和信息，根据市场需求信息，诸要素通过生产技术与经营管理思想的有机结合，变换成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又必须将产品和服务向市场输出，以满足用户和社会的需要，并获得利润。无论是输入还是输出，一旦停下来，企业内部所有秩序或结构都将瓦解，企业系统将解体和死亡。因此，加强企业的信息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创新管理、财务管理和营销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将耗散结构理论引入企业管理中，就是管理耗散。根据熵增原理，任何企业组织管理的政策、体制、文化等因素在运营过程中，都会伴随有效能量的逐步减少、无效能逐渐增加的情况。这种情况会使企业逐渐向无效、无序和混乱的方向运行。管理耗散就是当企业组织不断地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过程中，将诸如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新制度等有利于增强负熵的若干因素引入企业系统中。进行组织的再造和管理的创新，形成管理耗散结构，让组织有序度的增加大于自身无序度的增加，企业系统负熵增加大于正熵增加，进而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和产生新的能量。企业管理的实质是一个增加负熵和建立耗散结构的过程。

第二，远离平衡态是有序之源。如果没有远离平衡态，系统仅仅开放是没有用的，因为系统仅在平衡态附近，与外界交流也仅能是类似微扰的作用，不能使系统发生本质的变化。因此，开放并不能保证系统形成有序结构。只有在外界的物质流和能量流驱动下，将系统逐渐从近平衡区推向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才有可能使系统演化成为有序结构。耗散结构与平衡结构有本质的区别。平衡结构是一种“死”的结构，它的存在和维持不依赖于外界，其系统熵最大；而耗散结构是个“活”的结构，它只有在非平衡条件下依赖于外界才能形成和维持。由于它内部不断产生熵，就要不断地从外界引入负熵流，不断进行“新陈代谢”。远离平衡态是企业系统高效运作的必要条件。企业中的人、财、物、结构、权力等都必须遵循远离平衡态原则才能建立高度有效的企业管理系统。首先，打破人员的终身雇佣制，向社会敞开大门，随时引进高素质的人才；其次，企业的生产、采购等都要遵循效率原则，必要时可采用外包生产、招标采购等开放式方法；在管理结构上要改变机械式的管理模式，向柔性化的管理模式转变；管理方式上避免官僚作风，管理系统的权力要由集中的、等级式的权力结构逐步演变到分散的、网络式的权力结构。只有企业中各要素均远离平衡态，企业系统才会从低级向高级、从无序向有序方向演化。

第三，涨落导致有序。普里高津非常重视随机涨落在耗散结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提出涨落导致有序的观点。当系统处于远离平衡态时，随机的小涨落可以通过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和连锁效应被迅速放大，形成系统整体上的“巨涨落”，从而导致系统发生突变，形成新的结构。企业运作存在涨落和突变。涨落通常指企业的运作在动态有序的稳定点附近来回振荡，如出现有序—无序—有序的来回振荡。企业运作总是动态的，它所达到的有序是动态有序，也就是说，企业运作存在涨落，当企业运作涨落被放大后，出现突变。在管理过程中，涨落的出现是正常的，我们应努力利用并创造条件，使管理朝有利于目标的方向发展，防止相反方向的出现。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应该善于运用涨落导致有序原则实现企业的飞跃。管理者应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制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小涨落，如竞争上岗等，在无形中给组织原有员工施加压力，激发斗志，从而产生“鲶鱼效应”。促使企业系统发生巨大的涨落，实现企业质的飞跃。同时努力避免管理失误的带来的涨落，如产品质量的缺陷、资金周转失灵、人才大量流出等小涨落，很可能带来企业系统的巨涨落，导致企业的失败。

总的来说，在一个开放的远离平衡态系统中，不断地从外界引入负熵，以负熵流来抵消正熵的增加；当负熵达到一定域值，涨落形成突变，通过系统内非线性动力学机制，才有可能形成稳定化的有序的耗散结构。只要输入能量达到某一临界状态并大于或等于耗散能量，耗散系统将处于稳定态或演化状态。这是将耗散结构理论应用于经营管理的关键所在。

2．协同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协同学理论是以耗散结构理论为基础的。协同论认为，系统的有序是由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形成的，协同作用是任何复杂系统本身所固有的自组织能力，是形成系统有序结构的内部作用力。自组织原理是协同论最主要的内容，它是指系统在没有外部指令的条件下，其内部自系统之间能够按照某种规则自动形成一定的结构或功能。

根据协同论，企业组织要从无序向有序发展必须通过组织内部构成要素非线性相互协同作用来完成。各要素的非线性相互协同作用导致企业系统新质的涌现。企业上下级之间、各部门之间、各个人之间，都存在复杂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要使他们之间的这种非线性的相互作用达到协同，就必须对企业系统进行和谐管理：第一，建立企业系统的共同愿景。企业要素之间能否做到协同，根本原因在于能否把部门和个人愿景转化为企业的共同愿景。当部门和个人愿景融入到企业的共同愿景中时，部门和每个人渴望实现的目标才会与企业目标相一致。各部门和个人则会产生自我调节、相互协调的动力，形成实现共同愿景的合力和凝聚力。第二，构建具有自组织能力的企业组织形态——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是一种通过不断学习来改革组织本身的组织，它是自组织的。通过不断的学习，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我优化、自我设计、自我创造、自我监控、自我修正。组织中管理者、专业人员和雇员不再像严格等级制中的一台机器那样，是必须啮合在一起的齿轮牙，而是网络中的知识贡献者、决策点或节点。每一个节点能够直接与其他的每一个节点交流，每一个职能都成为一种资源。学习型组织鼓励共同合作和团队学习，在组织中，所有人员在前进中发展规则，角色是流动的，任务是与其他团队合作开展跨职能的工作。彼得·圣吉将其发展成为相对定性的系统思考的学问，并且形成了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五项修炼。第三，采取“聚变式”管理方式，实现系统自组织。物理学上有裂变和聚变之分。在裂变过程中，由原子核分裂产生能量，由于它会产生危险的有害废物，需要严密的控制，因此，裂变能量的释放一般与层层控制系统相关。我们用裂变来比喻近百年来一直沿用的传统管理方式：它以劳动分工、个人责任制及规范为基础，借助于森严的等级与权力进行管理。这种“裂变式管理”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两大缺陷：一是员工的智慧和独创性受到限制；二是组织僵化、反应迟钝、变革阻力大。而这两大缺陷使企业要素无法形成协同效应，更难实现企业的自组织。“聚变式管理”正是针对“裂变式管理”的弊端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管理方式。在物理学上，聚变与裂变相反，它不是将原子分开，而是将原子核聚合在一起。虽然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每个原子核都带有正电荷，相互排斥，但是一旦聚变发生，其所产生的能量相当裂变的5倍。“聚变式管理”强调的是联合、聚集、沟通与协调。它主张通过聚变唤醒员工的潜在力量（即创造性思维、目标理想、交流能力、积极情感、革新勇气、承担风险、敬业精神），实现员工的自主管理，彻底改变以强制力量来管理员工的方式。“聚变式管理”是一种真正“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只有在这种管理方式下，企业才能做到无论管理者在与不在，员工都会依照企业目标进行自发的协调和自我管理，真正实现企业系统的自组织，达到老子所倡导的“无为而治”。

3．突变论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突变论是应用数学模型来揭示各种事物的不连续变化。突变理论的创始人托母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种运动状态都有稳定态和非稳定态之分，在微小的偶然扰动因素作用下，仍能保持原来状态的是稳定态，一旦受到微扰就离开原来状态发生突变的则是非稳定态。系统的稳定态和非稳定态是相互交错的，在外部控制因素影响下，事物既可以处于稳定态，也可以处于非稳定态。

在分析研究一个系统可能产生的突变状态时，首先要确定系统的势函数。系统的势函数表示了系统任一状态的值，而系统任一状态是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统一。如在抛物型突变模型：f（x，y）=y4+x2y+wx2+ty2+ux+vy中，f（x，y）表示一个系统的势函数。其中x、y是状态变量即系统的内部变量；w、t、u、v为控制变量，即系统的外部变量。当系统势函数的值达到极值时，系统的质态将发生突变，即势函数由极大向极小或由极小向极大方向跃进。系统势函数是否达到极值，又要受系统中的控制变量的制约。所以，突变模型的本质是系统中诸控制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作为最终的种合力对状态变量的影响和作用。

依据突变论，企业管理中必须引入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体系。首先，提高企业的危机意识。企业经营贵在居安思危，否则，由于突变的发生企业则会陷入危机。其次，建立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形象、信誉、经营决策、财务等方面的种种危机，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建立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包括：第一，建立科学的企业预警系统。预警系统相当于一般控制系统中的传感器，使企业对内外环境时刻保持敏感。预警系统通过预测和监控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状态随时掌握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当出现可能引发突变的前兆时，马上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方法和手段，矫正企业系统的失误和波动，以保证企业系统的正常运行。如2004年的阜阳“奶粉”事件、德隆危机事件、杜邦的“特富龙”事件等，严重威胁到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所有这些事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由于企业缺乏危机意识，对突发事件没有充分准备，因此，当突发事件发生后，企业只能陷于被动的事后处理，进行“亡羊补牢”式的管理。第二，构建企业紧急应变机制。一个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突发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再有实力的公司亦不例外。可口可乐公司、强生公司、福特汽车公司、雀巢公司等诸多跨国公司都曾面临突发事件的挑战，由于这些公司对突发事件处理及时，方法得当，因此，突发事件的影响没有危机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第三，加强人员培训。由于突发事件而导致企业系统发生突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缺少训练有素的危机管理人员。据零点调查最近公布的《京沪两地企业危机管理现状研究报告》显示，我国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中，有72.7%的被访者属于低危机识别能力者，9．4%属于中等危机识别能力者，仅有18%属于较高危机识别能力者。第四，实行细节管理。老子曾说过：“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这句话精辟地指出，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从细微处入手。成功的企业一定是关注细节的企业；忽略细节的企业也一定不会成功，很多企业由于一时的小疏漏最终酿成大灾难，导致企业倒闭破产。这一过程是突变的过程，而非从量变到质变的渐变过程。因此，企业的管理者必须加强对生产、采购、销售、服务、人员等的细节管理，同时增强员工细节防范意识，是保证企业健康发展的最好方法。

4．控制论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控制论是一门研究系统控制的科学。其创始人维纳对控制论的定义是：关于生物系统和非生物系统内部通讯、控制和调整的一门科学。维纳的控制论阐述了两个基本观点：①一切有生命、无生命的系统都是信息系统。控制的过程也是信息运动的过程。无论是机器还是生物，在构成控制系统的前提下，都存在着对信息进行接收、存取和加工的过程。②一切有生命、无生命的系统都是控制系统。一个系统一定有它的特定输出功能，而要具有这种输出功能，必须有相应的一套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是具有某种特定的明确的目标的系统，系统的一切运动和行为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控制的目的有两种：一是保持系统原有的状态使其不发生偏离；二是引导系统的状态达到某种预期的新状态。

企业是一个控制系统。企业系统的总目标是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企业中各子系统除了服从总目标，为总目标服务外，常常还有自己的分目标。在企业管理中，既要进行统一控制，防止子系统偏离总目标；同时为了更有效地对子系统实施控制以期实现各自的功能、完成各自的任务，还必须进行分项管理，如生产管理、产品质量管理、设备管理、技术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销售管理、服务管理，采购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无论对企业系统进行统一管理控制还是分项管理控制，对其有效控制的前提是系统的信息反馈。因为控制系统是通过信息的传输、变换和反馈来实现调节控制的。因此，在企业管理中，必须重视信息反馈。管理过程既是控制过程，也是信息反馈过程。通过信息传输可以将企业的战略、计划、规章制度、任务目标、责权利等信息传递给相关部门和人员，以便进行监督与控制；通过信息反馈可使企业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及早发现问题改进工作。

企业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既存在白箱，也存在灰箱和黑箱。白箱是指系统内部结构十分清楚的系统，如企业的生产流程就是白箱，白箱系统易于控制。黑箱是指人们无法直接观测其内部结构的系统。由于黑箱内部的结构让人无法看清，因此难于控制。对于黑箱的研究只能用控制论的黑箱方法，即利用信息的输入和输出现象，通过外部的实验和观测，来研究和了解黑箱系统的特征和功能，探索系统内部结构和机理，进而对系统进行控制的科学方法。企业管理的实质是对人的管理，而人恰恰是一个黑箱。在管理中经常说“知人善任”，但要做到知人非常困难，这就需要使用黑箱方法。管理者要想了解某人的情况，可以通过布置特定的任务、提供特殊的环境等方法实现信息的输入；然后通过考察其完成任务的情况即其输出的信息，对该人的能力、品德、性格、愿望等做出恰当评价。黑箱方法在企业管理中的用人和在研究顾客和竞争对手的心理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灰箱就是系统中既存在大量的已知的、明确的信息，也存在大量未知的或非确知的信息。灰色系统法是在不打开或不能打开灰箱的情况下，利用箱内已知的白色信息来研究系统的方法。我国著名教授邓聚龙提出了灰色预测、灰色关联分析、灰色决策、灰色系统控制等。这些方法在企业的控制、经济效益分析、市场销售预测等方面均得到了应用。

5．信息论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信息论的创立者申农认为，信息是控制系统进行调节活动时，与外界相互作用、相互交换的内容；信息是系统不确定性的减少。申农提出信息熵的概念，认为信息量实际是负熵，一个系统所获得的信息量越大，系统就越有序，熵就越小。反之，所获信息量越小，系统就越无序，熵就越大。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多地获得信息。企业系统所获得的信息越多就意味着系统越有序，也就意味着更多的市场机会，还意味着在竞争中获胜的可能性越大。但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企业要想获得有用的信息绝非易事，必须借助现代化的手段，如计算机网络等。如果前工业社会的财富是土地，工业社会的财富是资本，那么后工业社会的财富就是信息，谁具备了先进的信息技术，谁就能获得更多的信息，也就能得到更多的财富。

信息论认为信息是不守恒的，可以放大、缩小、湮灭。信息不遵守能量守恒定律，常常由于传递过程中所受到的干扰而造成信息的损失。企业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信息在这样的系统中进行传递也会遇到信息被放大、缩小和湮灭的情况。由于信息的失真，往往会造成管理者决策和判断的失误，也容易造成企业的失控。因此，在管理企业这一复杂的系统时，应采用较为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如引进ERP系统。ERP系统即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是一种基于供应链（SCM）理论，把客户需求、企业内部制造和供应商的资源整合在一起的信息管理系统。由于企业部门较多，并且有些部门或子公司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因此，信息不畅、信息湮灭就在所难免，损公肥私的现象就难以遏止。ERP实质上打破了既有的金字塔，将其拉平为一条管理流水线，原来的总经理和部门经理的“财权一枝笔”被解构为一个由多个环节衔接而成的流程。钱和物分两个系统流动，职能部门做事，财务部门运转资金，企业的一切运转都透明化，既提高了管理效率，又避免了信息失真。

信息论还认为信息是有时效性的。企业系统信息的传递必须要做到迅速及时，否则企业会因此丧失很多发展良机，也会因信息传递不及时而延误企业的最佳调整和修整时机，造成企业突变。要做到信息传递及时不仅需要企业引进先进的信息技术，还需要企业进行组织结构上的调整，实现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网络化。

系统科学的技术方法应用于企业管理，不仅改变了企业管理理念，而且丰富了管理的方法论，使企业管理更系统化、科学化和规范化。

现代管理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系统的运动和发展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动力：首先，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其次，管理科学与其他相邻科学、新兴科学的相互渗透，推动着现代企业管理科学的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管理理论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总体趋势是企业管理更加复杂化、管理形态知识化、管理组织虚拟化、管理手段和设施网络化、管理国际化等。

第一，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将成为多国公司、跨国公司的主要方法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是霍兰于1994年在圣菲研究所的题为“复杂创造简单”的报告中提出的，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复杂适应系统比较完整的理论。适应性造就复杂性以及系统个体之间的差别和个体类型的多样性是该理论的重要思想。跨国公司和多国公司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组织。该组织成立之初就具有复杂系统的特征。跨国公司和多国公司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组成，因此，系统中个体之间的差别和个体类型的多样性表现得最为突出。例如，诺基亚公司拥有5万多个员工，他们分别来自119个国家，管理这样一个复杂系统就要运用复杂系统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指出，系统的个体与环境之间以及个体相互之间存在着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越复杂的系统，这些流的交换就越频繁，各种流也就越错综复杂。而这些流的渠道是否通畅，周转速度如何都直接影响者系统的演化。要管理好一个复杂的系统就必须注重系统中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和谐统一。在管理复杂系统中,管理者必须做到系统思考即整体性思考，而不是“拆零式”思考。复杂性概念中蕴含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整体性、非线性，每个局部都是相互锁定的网络的一部分，不可能通过将它们分解为既定系统或不同方面而完整地描述它们。系统思考是一项看清复杂性状况背后的结构以及分辨高杠杆解与低杠杆解差异所在的一种修炼。所谓“杠杆解”是指用一个小而专注的行动去引起持续而重大的改善，类似于机械的杠杆作用原理。

第二，不确定性系统理论是探讨虚拟企业等不稳定组织的主要分析方法。未来企业系统的不确定性将逐渐增加。一方面，社会系统结构越来越复杂，经济全球化、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爆炸性增长使得企业管理越来越多地面对不确定性环境。另一方面，由于资源的有限、市场的多变和技术条件的成熟，将来虚拟企业等松散式组织会逐渐增多。无论是环境还是企业组织自身的变化给企业带来了更高的不确定性。在这个“十倍速”的时代，企业真正需要的是懂得如何面对瞬息万变的环境，迅速制定新的战略和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以及构建新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所有这些都要用到系统科学中的不确定理论，如混沌论、突变论等。

第三，自组织论进一步在“学习型组织”中得到应用。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资本变为知识本身，因此，企业自组织论进一步在“学习型组织”中得到应用。系统自组织理论强调：系统在没有外部指令的条件下，其内部子系统之间能够按照某种规则自动形成一定的结构和功能，它具有内在性和自主性。学习型组织就是自组织系统，首先，学习型组织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开放的系统才能够使外界的人才、信息、资本、技术、先进的管理理念等各种负熵流入，避免熵增，从而使企业系统得到有序的发展。其次，学习型组织必须具备自主性和适应性。学习型组织的自主性和适应性更强调系统的学习能力和协调能力。只有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协调能力才能够科学及时地处理各种局面。再次，“学习型组织”的创新性。学习型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是知识和技术，因此，不断提高的知识和技术是引起系统“巨涨”的关键因素。

第四，生物系统基因理论将在企业管理中得到应用。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经说过：将来的经济将会以生物学为核心，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将经济和社会比喻成为一个生物系统。以遗传基因为代表的当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必将带来管理及其他学科的发展。

从系统自身来看，每一稳定存在的物种都有一套固定的基因。基因是决定所有生物生命现象的最基本的因子，基因是遗传信息传递、表达，性状分化发育的依据。在时间演化过程中，基因不断复制，系统性质不变，这样一代一代演化，保持该物种独立存在下来。有时在基因复制过程中，会出现基因突变。基因突变的出现使生物体发生改变，发生突变的个体会将突变后的系统性质通过基因复制保存下来，逐渐发展形成新的物种。而无论是发生突变的生物体还是不发生变异的生物体，都必须适应其生存环境，否则就会被大自然淘汰。遗传、突变与自然选择的结合构成了生物发展进化的核心内容。企业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的演化也同生物体相似，也存在遗传、突变与自然选择问题。企业持久的生命力在于复制和继承企业优良基因，企业卓越的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往往决定企业能否成功发展的关键。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企业管理应不断进行创新使企业基因发生突变，进而使企业发生质的飞跃。

随着系统科学的不断发展，其先进的理念和方法还会不断被应用到企业管理中，为解决管理实践所涌现出的新问题提供更新的方法论。

[1]席酉民：《管理研究》，第16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2]席酉民：《管理研究》，第16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3]杜瑞成：《系统工程》，第1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4]转引自许国发：《系统科学》，第3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5]托姆：《突变论》，周仲良译，第20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