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假设性的结论

一些假设性的结论

SVC与SVCT成立的合资企业从字面上来理解包括两个合伙人。SVC白人成员拥有围墙一边的商业用地，而黑人农场主则生活在另一边的共用土地上。只有当我们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上津巴布韦国内的黑人和白人曾在土地分配问题上进行过激烈的斗争这样一个社会政治背景之中，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之间那么对立。“解放斗争”是以“土地问题”的名义发起的。为土地而展开的斗争在“解放斗争”之后仍在继续，直到1980年津巴布韦宣布独立时才算正式结束。故意破坏标出白人商业用地的边界的围墙以及使用围墙的电线来诱捕动物已经成为了当地社区表达它们对“土地问题”的不满的方法。

在自然保护的早期阶段，为了保卫边界，管理人员通过在围墙两侧发动大量的反偷猎行动来与当地社区发展互惠关系，甚至向巡逻员发出“射杀”命令。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这样的互惠关系在政治上已经不能持续下去。于是通过社区保护过程来建立相互信任和联盟成为了确保、保护和管理国家公园和私人野生动物区之间的边界一种流行的做法（赫尔姆和墨非，2001）。具体做法就是从野生动植物和旅游市场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给社区。除了应对获得的礼物以及随后的经济利益外表示感激之外，社区还应该尊重围墙所划定的边界以及围墙中所包含的野生动植物。SVC与SVCT成立的合资企业便是建立这样一种管理实践的尝试。

合资企业是SVC献给社区的一个礼物。作为回报，社区应该尊重SVC边界及其围墙。但最终结果却并非如此。为了矫正历史上的不公平，在当前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津巴布韦政府宣布威吓商用土地边界的行为为合法行为。本来希望以SVC与SVCT成立合资企业的形式建立的合伙关系能够促进彼此之间的互惠互利和相互信任，但现在看来这种希望已经成为了一个徒劳的希望。消极的互惠互利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破坏划定边界的围墙以及使用围墙的电线来诱捕动物已经成为了当地社区表达不满的方法。在他们与国家缺少法律规则这一现状作斗争的过程中，地主给出的明确回答便是在努力寻求结成（国际）同盟（如面向环境保护的NGO及其他多国机构，如世界野生动物基金（WWF）和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IUCN））的同时修理和维护围墙。根据其他人的观点，管理合资企业中的边界不过是维护或破坏有形的围墙而已。围墙既是表示土地所有权边界的物理实体，又是合作者之间边界的一个社会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和想象的建筑。

在就社会科学中的边界进行的争论中，讨论的许多边界被概念化成不同群体（如种族和文化群体）之间具有象征意义的边界（安德森，1983；巴思，1969；科恩，1985）。在一个虚拟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用语以及互联网似乎要为世界运转的方式提供新的范例的时代，想象中的和具有象征意义的边界（和网络）吸引了许多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注意。但是却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对边界进行的这种讨论会导致概念化，它们有时会和被描述的边界一样具有象征意义和虚构性。本案例在这里描述的边界不但具有象征意义，而且还具有物理形状。边界争论（如本章中的那个一样）正好将我们放到了一个切实的、有形的实验性的现实之中。也正是这些边界才使我们认识到了物理空间在理解群体和竞争性的利益之间的边界方面的重要性。

该案例研究强调了战略联盟的合作者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能否有效地管理这种关系是战略联盟成功与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并且该管理过程明显应该将重点放在边界的管理上。信任和互利问题意味着需要在关系的合作者之间进行协商以及保持明确的期望。在某些情况下，定义或分离合作者的“边界”本身就会成为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和一个潜在的冲突源。最后，缔结战略联盟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将引发环境方面的需要，进而会对合作者之间的边界提出挑战。这些动态性会再一次要求就“边界”进行认真的协商、澄清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