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欺骗性的商业的结论

这里包含着机智与理智之间的千百个争辩问题中的一个。象近代的好争论的人们一样，不知有多少富有才智和能力的著作家在改造商业的各个问题面前怎样遭到可耻的失败呀！这是因为文化团体已经变成了商人团体，他们著述书籍是为了出售，而不是为了荣誉，他们在选择题材的时候，只考虑利益的诱饵。我们的世纪已不能拿宗教、理性和荣誉来和商业的拥护者抗衡。这三方面的领导人曾为斥责商业制度和激励人们寻求更美满的制度而进行过斗争，但他们遭到了人们的轻视。

一、宗教宗教在各个方面都为商人精神所玷污。它应该怀疑这种精神，应该揭露这种精神，同时应该从事于被哲学所推翻了的那种分析研究的工作；商业精神是宗教的敌人，它对待宗教犹如对待商品一样。斯密指出唆使宗教相互攻讦的方法，目的在于降低宗教团体服务的价值。假定斯密现在能到法国来周游一番，那么他一定会感到很满意，因为他在这里的农村中将看到牧师们和司祭们的报酬是多么可怜，虽然还未曾使他们陷入赤贫的状态，但他们依靠这样低的代价已不能提供什么服务了。

消灭基督教世界的慈悲心的正是商业精神。这种精神为了便于进行卑鄙的投机倒把，就不再过问不幸的被俘者在阿尔及利亚服苦役^[53]中死亡的事情，并且看着希腊的主教们受土耳其大臣（他抽着烟管站在被交付掌刑人折磨的那些大主教旁边）的拷问而感到快乐。我们看到无耻的著作家们怎样冷静地估计着这些残暴行为给他们的商人们所带来的机会。在一个只求符合于商业利益而把基督教徒的生命看得和黑人的生命一样微不足道的世纪里，基督教的同情心和慈悲心已变为受嘲笑的对象。

当基督教世界为了夺取圣地^[54]而成群地奋起进军的时候，人们曾责备他们。难道他们这种高贵的幻想，不比使我们对于基督教徒在阿尔及利亚受折磨、在希腊被屠杀的苦难漠不关心的那种卑鄙精神强过百倍么？

可见商人精神无疑地是宗教的天然敌人。宗教应该使这种精神受到谴责，特别应该谴责它从来就不认可的这种精神中的任何一个基本原则，它在斥责欺骗行为以及在一览表中所揭示出来的商业的一切特点；它始终禁止高利贷，尤其禁止证券投机，并鄙视象破产和海盗行为、囤积居奇和证券投机（它们目的在于使人民挨饿、使生产瓦解）一类合法化的劫掠；它特别斥责返回到奴隶制度和为了有利于贪婪的殖民者的利益而对于黑人所采用的残酷行为；这些殖民者为了尽快增加自己的财富，强使黑人在强迫劳动中和在受折磨中死亡。其实只要好好地对待黑人就足以增加他们在殖民地的人数。

恰恰相反，宗教是把促进废除奴隶制度当作自己的光荣。难道宗教能赞同这种卑劣的贪财欲（它复兴奴隶制度并对奴隶进行古代闻所未闻的迫害）么？道德高尚的、本身又遭到现代诡辩者所迫害的宗教，虽然对商业的种种卑鄙行为被迫默不作声，但是宗教却从来没有玷污过自己，即它从来没有赞同过这些行为或赞扬过商人实行欺骗的自由。因此当人们把商人的精神捧到首位的时候，一般人完全没有去求教过宗教精神。

二、理性如果把在《序论》中所描述的哲学家的十二个基本原则作为理性的训示，那么怎么能使这些原则与颂扬商业及其构成社会罪行的一切属性的理论相调和呢？哲学向我们说必须利用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但它竟没有想到对商业的基本特性进行分析。怎样来原谅这种健忘呢？

哲学把真理、自由以及启蒙运动的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作为理性的教训推荐给我们。我已充分地证明现代商业和真理之间不存在有任何的联系。商业是自由的最小的一个敌人，但正是为了商人的利益，人们恢复了黑奴买卖及相伴而来的可怖的奴隶制度。当船长遇到偷运黑人将被揭发的风险时，便把黑奴一对对地塞进箱子里，然后象抛弃走私的货物一样把这些箱子抛到大海中去；或者是当黑奴病得快死时，便把他们当做无用的商品一样加以抛弃；往往当贩奴船将被截获时，船长便毒杀了全部的黑奴（参看182 1年6月26日向英国议会所提出的报告）。最后，对这些不幸者的虐待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如果把他们带到跳板上去，他们会全部投海，以此来缩短自己的痛苦和免得落入殖民者手中被慢慢折磨而死。

第三十五个商业特点——奴隶的投机买卖——的后果就是这样。假如哲学对商业加以分析，那么它就不能不认识到这种只有在现代殖民制度开始以后才发生的特点。怎么能使这种情况和哲学所装出的爱自由的姿态相调和呢？又怎么能使理性（如果它爱自由的话）与这种恢复使用奴隶的制度相结合呢？

启蒙运动与自由主义理想的发展。难以看出这两者能与商人精神有什么一致的地方，因为鄙视科学艺术和专门敬重金钱乃是商人精神的基本原则。诚然，在商业中一切的人都是无耻地以下面这个人所共知的原则来自诩的：

金钱！金钱万岁！没有金钱，一切皆空，

善行而无金钱，可说是徒劳无益的东西^[55]。

假使哲学家们实事求是地来观察商业，那么他们将承认到处都是黑暗精神，到处都非常轻视科学，到处都使一切爱好科学和抱有自由主义见解的研究者遭到放逐，最后，凡是不具有卑鄙的精神、自己也不实行欺骗和嘲笑学术团体（它们的名字在商业界中成为嘲笑的对象）的人，几乎都难免落魄不堪。完全浸透商业精神的作者们，当他们站在这种立场上时还能去向荣誉领教领教么？这个问题使我们要从科学荣誉的角度上把问题提出来。

三、荣誉在这一方面，诡辩者们在其与商业的关系中已软化到了不值得去严肃批判的程度；只应该对它们加以嘲笑就成了。

在最近一百年中，哲学不得不提出一些值得信仰的幻想，来代替它所蓄意攻击的那些以前贵族和宗教的具有威信的对象。必须提出某种为人民所尊敬的新偶像来。

因此哲学把目光转向于黄金之神，把它作为社会崇敬的和烦琐哲学争论的对象。光荣之神已经不是把她的一百个声音献给诗神及其弟子们，而是献给商业和商业的英雄们。再用不看云谈什么贤明、善行和道德，这一切都不适用了，只应该五体投地地去称赞商业。按经济学家们的说法，一个国家的真正伟大和真正光荣就在于把裤子多卖些给邻国，而少由他们那里购买这种东西。

始终易受自己嗜好支配的法国，必然不顾一切地沉溺于今天的狂妄行为；所以在法国如果不是为了商业的利益，那就决不会想出什么，谈出什么，更不能写出什么来了。甚至今天社会上最伟大的人物也变成了这个狂癖的奴隶：希望获得声誉的大臣不得不允许每一个小城市都有无限大的商业和不受限制的商业；巡视各省的显赫的高官也必须在每一个城市中声明自己是商业的友人，为商业的福利而奔走。凡能把交易所价格变动的秘密告知我们的人，就是十九世纪出类拔萃的天才。[诗歌和美术都处在被轻视的地位中。]现在只为那些能告诉我们为什么砂糖价格疲弱，为什么肥皂下跌的人们来修纪念堂。从哲学把全部热情献给商业的那个时候起，抒情诗神就为这门新科学栽种了各色各样的花卉；用最优雅的辞令来代替以前的商业用语，现在人们都说很文雅的话：砂糖下跌了，疲弱了，这就是说价格下落了，肥皂起着美妙的作用，这就是说价格上涨了。以前，象囤积居奇的那种有害的阴谋是可以激起著作家们的愤慨的，但是现在这种阴谋却成了光荣的美德，光荣之神对这种阴谋用诗人聘达^[56]的语调来宜布：“急速和未预料到的波动，在肥皂方面已突然地感觉出来了。”在这些话里，使人觉得好象肥皂箱已经飞到九霄云外，而收购肥皂的人们也名垂宇宙了。不管对待商业的态度如何，只要是一张息票或四分之一磅的干酪，哲学家们就会以极华丽的文体和动人的赞美来谈论它。在他们的笔下一桶烈性酒可以变成一坛芳香油，干酪可以发散玫瑰花的香味，肥皂可以胜过百合花的白色。所有这些花言巧语强有力地促进生产的成就；生产在哲学家的支持中得到了人民在这种支持中所得到的那种帮助，即：空话连篇，无补于事。

但对于自私自利的下流作家来说，这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只想为自己创造卖书的机会。他寻找可以引起学术上争论的题材，他们在商业精神中找到了养料，——那么他们把商业当作现代的神灵，还值得奇怪么？荣誉会劝告他们或者象古代世界曾经做过的和宗教现在还在做的那样，鄙视商业的欺骗或者真正地去寻求办法来反对这种使社会上卖身求荣的风气占优势的制度；但是他们为自己选定了这个新神以后，还会去找寻荣誉吗？

现在卢梭可以这样说：“自莫里哀以来，值得嘲笑的现象已经改变了，但是在发现新的值得嘲笑的现象上，莫里哀还显得不够。”在商人的学说的夸大的空谈中我们能看到什么呢？难道不都是一些废话吗？其目的无非使印刷机尽全力开动，以及象以前闹自由和平等时（现在是商业狂代替了这两者）一样，是要供给游手好闲之徒一些争论的资料罢了。

从商业精神控制了舆论的那时候起，在经济生活中出现这样多的掠夺行为，这难道在以前曾经看到过么？由于一个岛国乘旧法国衰微的机会而占了便利，借垄断和海盗行为而发了横财，于是所有古代的哲学都变成有缺点的了！于是商业成为真理、智慧、幸福的唯一道路！于是商人成为社会机构的中流砥柱，而一切内阁都在收买了它们的那个国家面前力求卑躬屈节！这个国家收买了它们，只用去了从它们那里征收来的经济贡品的十分之一。

当你看到国王和人民在某些商业诡辩论的影响下受了欺骗，并且竭力吹捧证券投机者、囤积者以及其他经济上的海盗等阶级时，就出现了把魔术信以为真的受诱惑的状态。其实这些不过是运用自己的势力来聚敛大量资本，以求引起各种商品价格的波动和依次地破坏每个生产部门，使勤劳阶级[农民、工业家……]变成穷人，然后再利用投机的办法去进行大规模的掠夺，好象鲱鱼数以百万计地被鲸鱼大口大口地吞进去一样。

虽然以上我只是简略地说明了这个称为自由商业的罪恶渊薮，但就是这样不多的一点说明已足以使我们注意到：

一、现代人们的骗局，他们力图使人相信这种欺骗的机构是流通唯一的保证；

二、诡辩者的骗局，他们不去攻击掠夺行为以获得光荣，不去作出发现，反而堕落为掠夺行为的保护者；

三、政府的骗局，它们允许商人吸血鬼掠夺自己，但是本来应该自己去从事商业以便确立对诚实的保证。

当你看到一切的社会阶级这样地被引入迷途，以及为了一个卑鄙的与不事生产的阶级的利益而遭受耻辱，难道还能否认现代人们的精神已遭到歪曲这个结论吗？在古代，当社会精神还一点不知道商业上有这种恶劣的行为时，它就已经公开嘲笑商业了。假如现代人想到分析商业的各种特点，那么他们也会继续以同样的态度来嘲笑商业的。我在关于商业特点的一览表中已经指出了这些特点，单是其中我所确切阐明的一个——破产——就已能提供在全面分析商业时发现一切卑鄙龌龊行为的尺度。学者们既然忽略了去作这种分析，那么他们在社会设施方面毫无成就，他们把文明引向它所想避免的一切暗礁，即引向五种毁灭性的垄断上去，他们也不能预见摆脱文明制度的任何一条出路，甚至不能预见到摆脱属于现时研究范围内的那两种统一的垄断（单纯的与复杂的），以及不能够提供适合于文明制度精神的另一条出路的单纯化竞争的任何方法，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

因此，在没有提高到研究情欲谢利叶时，也能发现到达保证制度，即第六时期的各条道路，而社会精神本来也是有缺点的，因为它不能预见到这些得救之道中的任何一条。

我不得不说出这种关于商人精神使近代人陷入谬误的那些详情细节，这是对于傲慢者和不可能论者所持的理由的一种回答。那些人在宣布关于协作社的伟大发现时，首先就大叫大嚷说：在出现了这样一些优秀天才之后，还要希望有什么发现乃是荒诞不经的事。但是这些优秀天才不想去开采采石场；他们不想把光明投进商业欺骗的迷宫中；他们既不能发现由研究海洋垄断所得到的那些出路，而只是愚蠢地高谈反对这种垄断；他们也不能发现诚实的竞争的出路，因为他们抛弃这条道路，而去阿谀逢迎商业的吸血鬼；他们也不能发现协作社制度的出路，因为他们忽视这种制度的两种萌芽，而特别是货币制度（它虽然在一切方面与我们的商业机构相反，但却是相互间唯一诚实的和有保障的关系）的萌芽。

既然现代人在商业（他们把它奉若神明）科学方面，以及在使哲学其他部门归于无用的那种科学方面极少成就，那么对于古代和现代的一切哲学的很多体系说来，这是如何不愉快的预兆呀！请允许我们赠给它们全体同样一个预言：

……特罗亚由高处被推下来（……ruit alto a culm ine Troja^[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