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结论

四、历史的结论

“中国以往曾经相当盲目地追随它的老师，但是还没有一位老师成功地为中国的问题提出满意的解决方法。每一位老师都在某些方面对中国有所帮助，但是全般照搬任何一种体制都把中国引上了歧途。最初，中国抛弃了一切旧的东西，采用了新的东西，然后逐渐认识到，旧的东西未必坏，新的东西未必好。因此，我国教育工作者变得比以前更加审慎得多了。现在他们对于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反应，不再是照抄照搬，而是加以质疑，审查、实验和选择。这种态度的逻辑结果有助于通过吸收国内外新旧事物中最好的东西设计出最适合新中国需要的一种教育。过去的经验和外部世界的经验必须吸收，然后这些经验才有利于增强民族的活力与福利。批判的和实验的态度是创造性的。只要人们抱着这样一种态度，适应中国人生活的真正的中国教育就有可能产生出来，这样一种创造已经开始。”（Ⅵ，322）

陶行知不是一个排外主义者。陶行知的这段话，是对以往中国教育的一个极好的总结，对我们今天办教育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全盘照搬任何一种体制都把中国引上歧途”。

中国过去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不能把富国的经验用到中国来。我们必须用穷办法来办好教育，陶行知一再提倡我们穷人办教育处处要带点创造性，否则不能前进。但是，一般留学回来的人当了拉车夫，拉回一堆洋货，大多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符合中国人民的生活。从学制、教材、设备到教习，都是从外国引入的，这样的教育能否帮助中国增强国力去战胜外来侵略者，只有实际生活才能回答。

何况晚清时期的教育改革，不论是洋务教育还是维新派的教育，都是在维护祖制的前提下的所谓改革，所以不会产生多大效力。这种维护祖制的顽固势力直到辛亥革命以后都还存在。

“每一位老师都在某些方面对中国有所帮助”。我们要把每位老师的优点都学来，然后根据中国的国情设计出最适合中国需要的一种教育，才会有利于增强民族的活力与福利。这才是中国的教育家应该做的工作。

反洋化教育并不是反对外来的真知识，而是反对盲目地吸收外来的东西；囫囵吞枣地搬运外国制度。在《中国人民教育大纲》（1938年）里，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注意：“意识到模仿西方教育的灾难性失败”（Ⅵ，378）这是百年教育的一个教训。

第二，“批判的和实验的态度是创造性的”。

总结近百年来的教育经验，陶行知又说：“回归故里：从中国本土考虑发展教育”（Ⅵ，378）从中国人民的生活实际去探获教育的新路。陶行知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第一次打破了陈腐的传统教育，也是第一个有胆有识提出了反洋化教育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提出生活教育理论具有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历史的六大特质，他提出“教育是一种武器，是民族、人类解放的武器。”（Ⅵ，356）“‘行动’是中国教育的开始，‘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Ⅲ，530）至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个教育家能提出如此卓越的见解。

正是在这样一个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对于古今中外一切教育都应该持一种批判的、实验的态度，而不是盲从，“我们要从生活的斗争里钻出真理来”（Ⅲ，715），我们培养的人必须成为增强民族活力的人，否则就不必费力气去办教育。

总之，一切外来的东西，若不采取“批判的和实验的态度”，我们便可能走入歧途。陶行知说：“我从前也是把外国教育拉到中国来的东洋车夫之一。不过我现在觉得这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我们现在要在中国实际生活上面找问题，在此问题上，一面实行工作，一面极力谋改进和解决……我们认定必须这样，将来中国的新教育才能产生呢！”（Ⅱ，356）不久，陶行知创办了晓庄。这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一种创业精神。

陶行知是一贯反对抄袭的，在谈到音乐创作时，他说：“不要梦想把欧美现成的歌谱拿来填词，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半殖民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调子，这个调子在欧美的乐谱里是没有的。它是要我们大众队伍里的天才在中国的土壤气候里抚养出来。”（Ⅲ，473）音乐如此，整个教育事业更是如此，近代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已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我们需要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争取独立自由平等的教育。这种教育没有地方可以抄袭得来，只有我们自己用双手在自己的故土里把它研制出来。也只有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吸收中外古今一切优秀的东西，才有希望创造出崭新的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多年，国力是空前增强了，然而我们还没有任何理由高枕无忧。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世界还不太平，地球上还存在霸权主义。中国要想保持永久不再受外人的欺侮并让世界永久和平，就要有独创的最合理的教育，使培养一人得一人之用，能为民族增添一分活力。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才算有点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