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的多元化

边界:方法的多元化

边界研究会带来重大的概念难题，因为边界既是我们内在的智力结构也是外在的组织结构。边界究竟是存在于被研究的实体的意识之中还是存在于研究者的意识之中是区分实在论者和唯名论者的一个重要维度。组织中的人们与社会化的边界之间存在关联，并且把它们看做真实的存在，不论它们是符号化的还是物质化的。这就是Laumann等人（1983）所说的实在论者关于边界的观点。

边界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些模糊，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边界取决于人们对边界的主观解释。比如，有的边界就是特定的，比如墙壁和最初的宗教仪式——后者象征着对包容和排斥进行的相对明确的划分。其他边界对人们主观解释的依赖性很强，很难定义，比如在一个群体中得到允许的行为和不被允许的行为。有的群体成员认为可以接受的行为在另一些成员看来可能是出格的行为。另外，人们对边界的感知也会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变化。一旦某人越过了过去被视为边界的边界，这条边界可能就已经不再是边界。Shamir和Melnik（见第十五章）列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通过研究不同的民族文化与标准化的边界之间的关系来看它们之间的差异。他们的研究揭示了一家总部在加利福尼亚的公司中以色列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与美国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之间的重大差异。比如，他们指出，来自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组织成员会对违反规则、自行其是的行为具有不同的感知。

在个人、群体和组织为了应对周围的世界而以各种方式构建边界的同时，研究人员则把边界当做一种便于分析的工具来划定边界（Pfeffer和Salancik，1978，30）。Laumann等人（1983，21）把这称为唯名论者的观点，分析人员“出于他自己的分析目的而自觉地构建了一种概念框架”。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边界划分就能把那些离散的实体排除在可控的分析框架之外。这种做法为系统理论中的很多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因为它明确地用某种边界将组织与组织所处的环境区分开了（Burrell和Morgan，1979）。对分析要素进行限定就可以明确识别各种行为和反应，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因果关系和相互关系。在人口生态学（Hannan和Freeman，1989）、新制度主义（Scott和Christensen，1995）以及组织社会学（Ahrne，1994）研究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在这些研究中，组织被构建为有界限的系统，这样就可以在分析中将它们与其所处的环境区分开了。

将唯名论者和实在论者进行区分的提法来自于Burell和Morgan（1979）在从事类型学和社会学研究时所采用的方法和观察角度。我们要强调，这种区分不应该被用于研究领域这个层面上。在这个层面上，唯名论者和实在论者之间明显的差异很快地消失了，因为研究者的理念和研究对象之间由于互动而对彼此产生了影响。研究者在与研究对象进行接触的同时改变了自己对边界的理解，反之亦然。对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来说，有的边界——比如墙壁和电子通信程序——很容易被视为描绘组织秩序的开始。但是另一方面，有的边界——比如社会特质或是活动网络——可能没有引起他们任何一方的注意，它们可能会在研究过程中慢慢凸显出其重要性。在研究过程里，谁占居主位并不重要，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一起构筑了一个世界，在其中形成了特定的边界并为分析工作服务。这就意味着所谓的“认知主体”（Foucault，1994）和“认知研究者”的概念不存在了；相反，它们双方共同在边界之中运作，这些边界则在分析过程中进行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