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的管理思想

五、晚明时期的管理思想

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动荡时期，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尖锐异常。这一时期出现的三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对明朝灭亡的教训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他们在继承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朴素唯物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提倡与宋明理学不同的实学思潮。他们的管理思想也有一定的特色。

（一）黄宗羲的管理思想

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其父黄尊素是东林党人，少年时他即领导复社成员开展反宦官专权的斗争，明朝灭亡后他组织反清斗争，英勇不屈。公元1656年他退居故乡，著述讲学。他的管理思想针对当时的现实情况有感而发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黄宗羲提出了限制君权，反对独裁统治的行政管理思想。在他看来，皇帝个人独裁和君权的无限扩张是政治腐败的重要根源。为此，他认为应该恢复宰相制度，宰相是对君权的一个约束。为了进一步限制王权，他提出用学校监督王权和地方政府。他认为，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是制造和左右舆论、批评时政、分辨是非、监督王权的机关。

2.他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经济管理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农抑商是基本政策。他认为，本末之分不应以农业和工商业来划分，而应按某种行业是否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长来划分。凡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长的生产和流通行业，均是本业；反之，损耗浪费社会财富的行业则是末业。为促使工商业发展，黄宗羲主张改革币制、整顿市场、调整物价、扩大贸易，他的这些思想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当时对工商业发展的正确反映。

3.黄宗羲主张对土地制度进行改革，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是“复井田”，明代的卫所屯田制度符合井田制的思想。黄宗羲的复井田就是以卫所屯田的办法为样板设计出来的。具体设想是，没有田的人家，以官田授予五十亩，对占田少于五十亩的，以官田补足到五十亩，超过这一标准的，则不予夺取。这一想法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如果不夺取地主贵族的田地，仅对已有的官田进行分配是不够的。因此这一方案其实是行不通的。

4.他认为当时税赋过重，主张官田按照十分之一的税率征收，私田则按照二十分之一的税率征收。同时，根据土地贫瘠的不同，交纳的田赋也有差别。黄宗羲反对对田赋征收现银，他认为农民的所得只有谷物和农产品，作物歉收则生活困苦无力交税，丰年勉强可以交税时“折而为银”就又不够交纳了。因此，他主张废止田赋以现银征收，而是任土所宜的交纳农产品就可以了。

5.他提出了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文化管理思想。他认为，真正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人们的性情真诚的流露。如果统治者在各个方面都给你定好了框框，任何人都只能按框框办事，那就谈不上创作，谈不上创新。

（二）顾炎武的管理思想

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出生于江南名族，年轻时参加复社。明亡后，他与复社人士起兵反清，兵败后被迫四处游历，矢志恢复明室。他一生颠沛流离，但从未停止过学术研究，他的治学名声曾经引起清廷的多次延聘，但都被他严词拒绝，充分体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宏大的气魄和扎实的学风结合起来，使得顾炎武能够对封建国家的宏观管理提出独到和深刻的见解。

1.他主张在以法制禁令治理国家的同时要加强教化，教化的目的在于正人心，厚风俗，这才是治国之本。具体说来，一是要恢复“清议乡论”制度，以社会基层的公众舆论作为政府评价人物的依据，这样可使得所有的人都言行端正，民风自然也可以淳厚。二是要崇名教，利用人们重名节、重功名的心理，使人们以名为利而不至于单纯求己私利。他认为如果能做到像汉代那样“以名为治”，则人才之盛可指日而待。三是要倡廉耻，他认为如果人不廉洁的话，则什么东西都要，如果不知羞耻，则什么事情都敢做，如果这样的话，祸败乱亡什么样的事情就都可能发生了。尤其是士大夫更要做好表率作用，这样全社会的违法行为可以减少，法制日趋繁苛之弊就可以减轻了。

2.改革行政管理制度。顾炎武提出了一个“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独特思想，也就是将知县封建化，改知县为五品官，经过试用证明称职的，就可以终生任职，老病需要致仕时可以由子弟或举荐他人代替，本人的俸禄则领取终身，县令如果得罪于民，轻则流放，重则处死。这种改革思想，意图扩大县令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自主权力，促使他们为加强地方政权势力而竭尽全力，由加强地方从而到达富强国家的目的。

3.改革田赋管理制度。他认为苏州等地的田赋特重，主张重新丈量苏州各县的土地，按照土地的肥瘠程度征收不同的田赋。另外，商业不发达的州县田赋征收本色，这是考虑到偏僻之处银子难得的因素，田赋征银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三）王夫之的管理思想

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少年时即聪明过人，但其一生却经历坎坷。清军入关后，他召集义军开展抗清斗争，未果。失败后他隐居山区潜心著述，他的著作大部分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王夫之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

1.关于土地管理问题。王夫之不仅否定所谓授田之制的存在，对于传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也给予了无情的批判，他不止一次地宣称土地是自然物，只有自己开垦土地的人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还主张通过租税制度的改革来影响土地兼并问题：一是改变按亩而赋为按口而赋，这样会鼓励农民守住田地，不在依附于豪强地主；二是对自耕土地和佃耕土地分征等差赋税，企图通过财政杠杆来保护自耕农的利益，并减少大土地所有者对土地兼并的兴趣。

2.在王夫之的思想中，同时存在着传统的旧观点和未来新信仰的矛盾，这在他的贸易观点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尽管他受到旧的抑商观点的束缚，但是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市民社会的崇拜商业资本的新观点也具有同等强烈的信仰。他认为当时即使在很偏远的小乡镇，也有大商人为其输通有无，为农民提供各种生活资料。在反对封建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中，王夫之则坚决保卫商业资本的利益，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主张多向商人征收捐税，他认为只有使得工商游食之民均负担租税，才不会让赋税全部落到土地所有者身上，这也体现了新兴市民的形式平等要求。

3.财政管理思想方面，他首先赞成以货币作为租税征收的主要工具。他认为除政府所需要的谷物不必折收现金外，其余的赋税都可以以货币交纳，这样会更有利于百姓。他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替货币税做了辩护，扼要地说明了货币税对实物税的优越性。另外，他还公开否定了传统的农业单一税和什一税，他否定前者的理由是交纳租税的义务是“王民之职”，不能只课征于农民，反对后者则是因为古代国小君多，采用什一税是不得已为之，但是到了后世以天下奉一人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再采取这么重的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