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时期欧洲的管理思想

美国的工业革命真正发生是在通信和铁路领域。自莫尔斯在1832年发现了通过金属线进行“远距离信号传播”的可能性后，1844年美国的纽约与华盛顿特区之间就假设了一条实验性的电报线路，揭开了全国通信系统建设的序幕；1850年，仅俄亥俄州就铺设了9 000英里（1英里＝1 609米）的铁路线。1860年，美国东半部已经纵横交错地架设了5万英里的电报线路，促进了运输系统的发展和商业、个人信息的处理速度，缩短了世界的距离，大西洋海底的一条海底电缆连接了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大陆。交通和信息领域的这些技术革命，即铁路和电报，消除了地方贸易限制，为移民们开辟了新土地，扩展了市场和重塑商品配送战略，并且为旅行和商业提供了一种廉价、迅捷、全天候的方式。

工业革命创造了一种文化环境和一套不同的管理方式，新的现代大企业代替家庭包工制的小型工厂，纽约、费城等大城市不断出现，铁路向西部延伸，电报远距离传送信息，新的机械设备被广泛运用，资本的需求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对管理者的需求，对一支有能力、有纪律、训练有素、受到激励的劳动力队伍的需求，以及对合理地计划、组织和控制生产活动的需要。

4.1.4　文化重生

宗教改革带来的新教伦理，启蒙思想家对旧制度的批判带来的自由伦理，古典经济学家们倡导的市场伦理，三种力量相互激荡、相互结合，带来了工业化的新时代。它们以“伦理”为特点，提出了对人类行为进行管理的新标准，阐明了在文化重生时期经济、社会和政治态度是如何变化的。伦理实际上是古老传统的社会与新兴萌芽的社会之间的一场较量。新教伦理是对教会的中央权威的挑战，也是对人们现世的成就需求的一种反应；自由伦理反映了独裁政府与代表制政府之间的斗争，并且试图保护个人权利；市场伦理是对倾向于重商主义的庄园贵族的挑战。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斗争，是人类权利、正当程序与反复无常的独裁统治之间的斗争，是分权与集权之间的斗争。

文化重生为工业革命以及后来对于理性的、正式的、系统的管理知识系统的需要创造了前提条件。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展，要求管理者更具创造力，更熟悉如何最好地管理一个组织。面临竞争性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管理者不得不发展一种知识体系以最好地配置资源。人们开始考虑个人得失，但它必须适应某种理性的管理框架。现代管理的出现必须以理性的决策方式为基础，组织再也无法靠几个人的心血来潮或突发奇想进行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