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退避之策与礼治之道

三、论退避之策与礼治之道

不论是国家、地区、团体、企业或个人,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有顺利或艰难困苦的阶段。作为国家或地区的当政者、军队或团体(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对于进与退要有精确的拿捏和判断,除了要深知自身的实力,还要非常清醒地估计客观环境的利与害。如果由于自身实力的不足,或者客观环境的不利,那么采取退避之策,无疑是正确的抉择。反之,自身的实力很强,客观环境也有利,当然应该采取进取的策略,不然便是坐失良机。但是,事物总不会如非黑即白这么简单,也可能有自身实力很强、而客观环境不利,或者客观环境很好、而自身实力甚差等等复杂的不同情境存在。作为当政者和领导人在决策进退之间,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周易》遁卦和大壮卦便是古代宝贵智慧的结晶,可为当今国家各界领导人借鉴之处颇多。

在本讲开始之初,便已点明遁卦是讲退避的,而大壮卦是讲进取的。而在什么情况下,采取怎样的方式退避,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所以,遁卦的彖辞说:“遁之时义大矣哉”。同样,在要进的时候,也有一个采取怎样的方式问题。从这两个卦的设置依据来看,很明显是取象于古代国君与大臣以及大臣与大臣之间互动的现象来设计的,当朝廷内部君子日消、小人方用之际,作为君子的一方就要思考遁退,以免遭受小人的伤害。君子和小人的矛盾一般出现在国君昏庸的时候,奸佞之徒,乘虚而入,把持朝政,结党营私,打击清廉之士,排斥异己,算计不肯同流合污的同僚。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许多朝代都发生过相类似的情况,具体事例,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读者如有兴趣,自可去中国的历史中寻找。不过,大家应当明白,现代中国经过百余年的内忧外患,浴血抗争,推翻了清王朝,把皇帝拉下了马,进行了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彻底翻身做了主人。“六亿神州尽舜尧”,也不可能六亿人民人人当皇帝。还得组织人民的政府,选举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代表国家和政府。好了,一旦回归到正常管理的轨道之后,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上下左右,各种部门,各个环节的协调和合作中间,都是由于许多具有不同素质的人员所组成,他们对于“治国之道”各有不同的认知。就一般常理而言,凡是符合“治国之道”的臣民,走的是“正道”,可称之为“君子”,凡是不符合“治国之道”的臣民,走的是“阴道”,可称之为“小人”。遁卦和大壮卦则是假定统治者的“治国之道”正确的情况下,君子如何正确判断乱世,以退避应对。但事实上,当乱世来临时,君子往往来不及判断,来不及退避,就可能被小人陷害致死,酿成历史悲剧。兹举数例以证之。首例可举战国末期韩非之死。韩非是法家治国理论的集大成者,秦始皇非常欣赏他的治国理论,很想把他罗致到自己的手里,秦始皇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派兵攻韩,韩王并不重用韩非,此时却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了秦国,秦始皇内心很高兴,但一时未予信用。此时韩非的同学李斯正担任秦国丞相,妒忌韩非的才能,怕他得到秦王的重用而盖过自己,于是进谗言,说服秦始皇将其扣押下狱,并令人送毒药给韩非,将其毒死狱中。不久,秦始皇想见韩非,才知道他已经死了,大为后悔。韩非平生最不喜卜筮,并将卜筮列为国之亡征。估计也没有很好读过《周易》,故不知退避之策。

次例可举害死韩非的李斯。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人(今属河南汝南、上蔡一带),少年时代在当地任乡文书工作,与韩非同学,师从荀况,学成后见楚王不足成事,告别荀卿,跑到秦国,开始在吕不韦门下任事,有机会见到秦始皇,从长史、客卿一直干到丞相,很受秦王倚重和信任。秦始皇出巡,东至会稽(今浙江绍兴),又北上琅邪(今山东胶南),至沙丘(今河北广宗县境内)病死,死前遗书由长子扶苏继位,信已封口,但还没发走便已驾崩,当时随行者只有李斯、赵高、十八子胡亥及近侍五六人知道始皇驾崩。赵高封锁消息,说服李斯同他一起伪造诏书。李斯为了保住自身丞相的权位,竟然伙同赵高干了又一件丧尽天良的事情,立胡亥为太子,赐长子扶苏自裁,杀大将蒙恬。至咸阳后,胡亥被立为二世皇帝。秦二世登上皇帝宝座之后,朝政为赵高完全控制,并大开杀戒。诬李斯及其子李由谋反,李斯父子被屈打成招,定成死罪腰斩,于咸阳市灭三族。此外,赵高把秦二世的其他兄弟姐妹几乎杀光,最后骗秦二世说山东群盗兵将大至,逼秦二世自杀,立其弟子婴为帝。子婴设计杀了赵高,灭其三族,然不到三个月,刘邦杀到咸阳,推翻了秦朝。

第三个例子可以说说岳飞和秦桧的故事,妇孺皆知,所以细节不必多说。大家都以为是奸臣秦桧害死了岳飞,其实站在秦桧背后的宋高宗赵构应负主要责任。

所以自古到今,我们从韩非、李斯或岳飞等人的悲惨结局中,看到许多不同时代的复杂因素和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也从中可以看到诸多历史悲剧角色对于识别君子与小人的能力和认识客观环境作出或进或退的正确决策能力都非常欠缺,以致身陷政治漩涡,不能自拔。像韩非和李斯死得都很悲惨,他们虽都是荀况的学生,从政以后,却看不到其治国理念上有任何儒家思想的影响。韩非自不待言,他主张“不务德而务法”,“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定法),完全摒弃儒家德治和礼治的仁政思想,集前期法家法、术、势之大成,在学术思想上做出重大贡献,而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却不能识别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最后是死在同门同学李斯之手,令人不胜叹息!至于李斯既有小人的一面,亦有君子的一面,在学术思想上虽没有韩非那样的成就,但在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伟大事业中,忠心耿耿,竭尽智力,所以能得到秦始皇的绝对信任,位极人臣。司马迁评论说:“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周公与召公都是辅佐武王灭商、建立西周王朝的功臣,李斯本是秦朝最大的功臣,他忠于秦始皇是对的,但忠于秦二世就错了,他死得比韩非惨烈何止百倍。秦二世与赵高本来就是沆瀣一气的阴险小人,他竟劝谏秦二世要对赵高的“邪佚之志,危反之行”提高警觉,采取措施,结果,秦二世把李斯的谏言告诉了赵高,赵高反手就置李斯于死地。所以,李斯之死,就死在他不辨君子与小人,面对比自己凶恶百倍的小人,不知退避,反而进谏,岂不是自取灭亡么?

由此看来,遁卦和大壮卦对于涉足政治活动的人物而言,是特别值得反复玩味的两个卦。遁卦告诉人们正确的退避之道,它的总原理是要“远小人,不恶而严”,其前提是你本身应是一位君子,不作坏事,不做为恶之人,不与坏人同流合污,严守君子的道德底线。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你才有可能实施正确的退避之道。

典型案例一:梅兰芳在抗日战争期间,蓄须明志,不登台演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是一位优秀著名京剧艺术家,不是政治人物,他符合初六爻辞所说的“遁尾厉”。要经历许多磨难,但不需远出,退避家居即可。

典型案例二:陶希圣、高宗武属汪精卫系人物,当他们洞悉汪精卫勾结日本,密谋成立汉奸政府,两人毅然秘密逃离上海,经香港回到当时尚主抗日的重庆国民党政府。陶、高二人在民族存亡之际的大是大非面前,没有丧失人格,他们的行动具有很大的风险,符合六二爻命所说:“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脱”,也符合九四的爻辞:“好遁,君子吉”。而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党叛国阴谋集团仓皇出逃,摔死于蒙古的温都尔汗,则符合“小人否”的预言了。

大壮卦告诉人们的道理浓缩到一个“正”字上,全卦是雷在天上,表示是由乾下震上组成。乾为天,震为动,动在天上就是体现天行健生生不息的精神,全卦初至四爻均为阳,表示阳刚力量的壮大,不能因为壮大就可以势压人,不讲礼制。正好与此相反,任何举措都要依“礼”而行,“非礼勿履”所传达的就是“天地之情”。儒家极端重视“礼”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蒽(音喜),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孔子此语可作为大壮卦的最好注脚,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往往发生强迫命令、欺压百姓的现象,“羝羊触藩,羸其角”的形象比喻,实足以使那些只相信手上的权力或钱财便是真理的人们有所收敛。

典型案例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2006年4月25日播报一则消息“失地农民的别墅生活”,说四川绵阳某区领导干部为了响应党中央建设新农村的号召,在该区的某村强制拆农民原有住房,投资兴建了许多别墅式的豪华住房,农民根本住不起这样的房屋,也根本不适合农民的生活方式,弄得怨声载道。这样的领导干部正是“小人用壮”的典型,其结果必然像“羝羊触藩,羸其角”那样的尴尬。

典型案例二,据报道,河南郑州市某远郊区县的街道委员会盖了一幢办公大楼,其豪华气派远超过省、市政府。即使它的资金来源没有问题,那也太铺张浪费、太越礼了。

典型案例三:2004年9月,房地产商唐开勇、唐飞准备在湖南郴州市宜章县粟源镇原供销社旧址上动土建房,由于唐飞等人事先未曾与村民达成协议,当地村干部廖开华上前制止,遭到唐飞等人殴打,随后,唐飞等人用猎枪、火铳向村民射击,致使二十乡村民中弹受伤。这也是“小人用壮”的典型。

以上三例都说明当代中国小人比较普遍,而君子太过缺乏,小人们自恃有权、有钱、有势,便可以逞强称霸,根本没有“非礼勿履”的概念,可见“礼治之道”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礼治既有道德方面的约束,更有法制方面的规范。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加以整治,恐怕今后社会上恃强凌弱的冲突还要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