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平常心来看待和认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它既是有效应对经济新常态中多重挑战的措施，也是立足现有实力、谋划未来发展的抉择。
1.创新有助应对当前的多重挑战
当前，国际格局、供需结构和要素条件发生深刻变化，我国面临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等挑战。
成本优势大幅削弱。改革开放以来，低成本一直是我国企业的重要竞争优势。但进入新时期，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厂房租金上涨、人民币升值预期稳定，我国制造业成本骤升。2014年8月，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发布的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显示，中国的指数值为96（美国为100），这表明在美国生产的成本比中国仅高4%。而2004年中国的指数值仅为86.5（美国为100，见图9-1）。相较2004年，2014年中国的工资成本已经上升5倍（而墨西哥仅上升不到50%），工业用电成本上升66%，天然气成本飙升约138%，快速上升的成本进一步挤压了本已十分有限的利润空间。只有加紧实施创新驱动，通过智能化、集约化生产方式才能降低成本上涨带来的不利影响。
图9-1 2004年与2014年部分国家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比较
注：圆柱和方柱分别代表2004和2014年数据（当年基准指数美国=100）。国家名称后括号内的数字代表该国（或地区）出口额的排序。数据均来自BCG。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我国能源消费结构长期以一次能源（如煤炭、石油）为主，给环境污染治理、温室气体减排带来巨大挑战。统计显示，2014年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仅有36.3%，比发达国家低约10%[1]。面对化石能源的供给硬约束以及能源消费的增长，实现能源可持续利用十分紧迫。尽管石油价格超过50%的跌幅让中国有所受益，但宏观经济的能源需求刚性仍在日益加强，中国亟需依靠技术创新来突破潜在的能源约束和使用困境。
发达国家实施“反替代”战略。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与发达国家在产业分工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即发达国家从事高端技术出口与产品制造，我国从事技术引进、加工贸易，出口附加值较低的廉价低技术产品。随着我国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原来的互补性正逐渐演变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在部分产品市场份额上的竞争。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开始积极谋求保持独特优势、重塑制造业和技术领域前沿地位，实施各种“反替代”战略。比如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德国的“工业4.0”、英国的“信息经济战略”、日本的“人工智能计划”等。在此情况下，中国只有奋力创新才有可能最终脱颖而出。
2.实施创新驱动的条件基本具备
总体来看，我国在研发支出、人力资本等方面的优势逐渐显现，在部分领域已拥有领跑实力，具备实施创新驱动的条件。
研发支出加速增长。“十二五”以来，我国的研发支出总量不断增加，同时保持较快增速，这对于提升和维持创新活动具有重要意义。2013年我国研发强度（即R&D投入在GDP占比）首次超过2%（达到2.08%），比欧盟的2.02%还多0.06个百分点。在2009-2013年间，研发强度年均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
人力资本明显提升。人才是创新的关键要素。近年来，国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人才培养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显著提升，这为实施创新驱动提供了有生力量。统计显示，2011年我国18-64岁妇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年，较2000年提高了2.7年[2]。我国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阶段在校生和毕业生大幅增加，更多留学人才回到中国，这些变化有力地提高了劳动力整体素质，为改善劳动生产率创造了条件（见图9-2）。
图9-2 高等教育与留学归国人员情况
数据来源：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
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目前，中国部分领域的创新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微支付、电子商务、快递服务、在线投资产品、廉价智能手机、高铁、水力发电和DNA排序等创新产业[3]。另外，在新能源汽车等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我国也处在领先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一些独特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适应了当前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广阔的市场需求拉动下，企业及相关技术呈现强大的生命力。
3.着眼于打造“创新中国”
中国要成为全球的创新策源地、具有产业动态竞争优势，进而占据未来竞争制高点，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创新中国”。
从长远来看，创新活力对国家和民族的竞争力具有决定性影响。正如乔布斯所说，创新区分出了领先者和跟随者。历史表明，重大创新往往是“创造性破坏”，只有洞悉技术趋势、积累动态优势，才能内生出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始终站在创新前沿。纵观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竞争的历史，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无线电创新的日本，都曾经处于世界技术领先者地位，但也受到过创新的猛烈冲击。创新的本质决定了长期占据竞争制高点者必定是少数，即便是美国也必须如履薄冰。因此，着眼于培育未来竞争优势，就必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打造“创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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