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钱庄的发展和票号的停滞

一、清末钱庄的发展和票号的停滞

鸦片战争以后，钱庄由于纳入了进出口商品流通的融资渠道，注入了强盛的生命力，因而得到显著的发展。1894年以后，钱庄的发展势头有增无减。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外贸易的扩大；二是本国工矿航运业的发展。

对外贸易的扩大对金融业的促进作用，既表现在进出口商品流通量的扩大上，更表现在进出口商品流通网的地域覆盖面的扩大上面。1894～191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由29021万海关两上升到84380万海关两，16年间增了将近2倍。⁽¹⁾而进出口商品流通网地域覆盖面的扩展则尤有过之。以天津为例，在本期期中的1906年，天津的进出口商品流通的辐射范围，大为扩张。不仅同上海等通商大埠密切相关，而且深入许多省份的广大区域，甚至包括东北西部、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5省人口共计约11515.2万人，而纳入天津通商范围的人口达6376.3万人，约占55.4%。⁽²⁾这一覆盖面的推广，直接引发了贸易上金融周转业务的扩张。从钱庄发展的角度看，上海的钱庄在19世纪80年代，不过五六十家，到了1910年，则达到132家之多，⁽³⁾外国银行对钱庄拆款最多时，总额达一千数百万两，每庄拆进最多达七八十万两。⁽⁴⁾进出口贸易中通用庄票，⁽⁵⁾在汉口，“钱、票两庄实属商业枢纽”，⁽⁶⁾在中外贸易中，“率由洋商以银行汇票，付与买办，买办则换给支票，向钱店过付，按比期一结”；商人往往贷之于钱庄，钱庄则贷之于票号。⁽⁷⁾在福建，“闽商营业办货，无不恃钱庄票币以周转，钱庄则惟票号、洋行为委输”。⁽⁸⁾其他各地情况也相类似。

给钱庄的业务提供更多机会的，是本国工矿航运等产业的发展。从1902年开始，中国本国的产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形成清季最大的和持续的投资高潮。1902～1910年的9年中，共设立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604家，创办资本额共13451.7万元，家数占晚清工矿企业设立总家数的63.1%，投资额占65.4%。从1896年起，本国轮运公司的设立也呈坚挺势头。⁽⁹⁾

在工矿航运企业的融通资金方面，钱庄同样起着重要作用。例如，轮船招商局就是经常向钱庄借款来维持周转的。招商局第11年办理情形节略说：“历年商局之苦皆苦在本少而用多，若不设法周转，断难自立……无非倚仗沪上钱庄林立……故历年底无不积欠庄款及绅商存项一百余万两。”⁽¹⁰⁾北京溥利呢革公司的章程第十六条规定：公司所集的股本，以及工厂开工以后的公积金和流动资金都要存在殷实钱庄、银号之中“以昭慎重”。⁽¹¹⁾按照惯例，它就可以从钱庄或银号得到比存项数额更大的放款。周学熙在筹办京师自来水厂时，不是通过银行，而是委托天津的银号“分赴南北各省招集股本，并与德商瑞记洋行订购外洋机器、水管等件”。⁽¹²⁾1910年汉口兆丰碾米公司倒欠钱庄债款，官司打到清政府商部。⁽¹³⁾

从个别钱庄的营业统计中，也可证明这一点，上海福康钱庄就是一例。

表62　福康钱庄的工业放款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80～785页。

1910年，上海金融界发生了一起所谓“橡皮风潮”。当时的海关报道说：一些投资者从上海金融市场抽走部分资金去购买南洋橡胶产业的股票，抽走的资金相对来说数量并不大，但是，这部分流动资金既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所必需，因而必然要有所垫补，这就迫使投资者把他们的财产换成现金，于是引起了金融市场的混乱。这时外国银行采取一致行动，拒收钱庄庄票，把金融危机推向高潮，结果导致一些钱庄和企业的破产。在这场危机中，损失最大的就是那些工厂主。在平时，这些工厂由于把盈利的大部分都分给了股东，因而公积有限，流动资金不足，为了支付工人工资和其他日常开销，这些厂每每向钱庄通融资金，而钱庄资金在当时则大部分依赖外国银行拆款，外国银行拒收庄票，把钱庄和工厂同时置于绝地。⁽¹⁴⁾从这场“橡皮风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工厂和钱庄的紧密关系。

“橡皮风潮”也反映了钱庄在上海等通商口岸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橡皮股票投机活动的著名人物陈逸卿是茂和洋行的买办，又是正元钱庄三个主要股东之一。由于他的上下其手，正元钱庄购进橡皮股票达三四百万两，与他有关的谦余、兆康等10余家钱庄也积存了巨额橡皮股票。⁽¹⁵⁾有人估计，华商在橡皮股票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场的资金约有2600万～3000万两之多，投入伦敦市场约为1400万两，两者合计4000万～4500万两，这些资金主要是通过钱庄吸纳的。⁽¹⁶⁾正元、谦余、兆康三钱庄倒闭，亏欠票面银340万两，⁽¹⁷⁾并牵连到整个钱业。

钱庄的周转资金在相当程度上仰赖于外国银行的拆款支持，所以外国银行收回拆款，并拒收庄票，等于给钱庄致命的一击。但是，当时上海的金融格局，主要是外国银行和钱庄的配套关系，如果钱业彻底垮台，也会反过来影响外国银行的利益。所以，当清政府地方当局出面向外国银行求助时，9家外国银行又联合借出规元350万两，以维持上海钱业和上海市面，⁽¹⁸⁾暂时使波动的市面缓和下来。这说明上海钱庄虽然有一定的实力，但相对外国银行而言，仍处于相对弱小和依附者的地位。

在晚清的钱庄中，有一类所谓“官银钱号”，这是由清地方政府兴办的。⁽¹⁹⁾

清代内务府官钱铺的设立，可以上溯到19世纪40年代初。50年代太平天国军兴，清朝财政愈形拮据，廷臣多议发钞以济急用。1853年应户部奏请，“仿照内务府官钱铺之法，开设官银钱号”，旋即在京城内外开设官银钱号4所，发行银票钱票。这是官银钱号之始。甲午战争后，清中央政权削弱，地方势力有所加强，这在财政与货币方面，直接造成两方面的后果。第一，清廷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统一全国币制、控制全国通货发行的能力。各省督抚在开源无计、筹款乏术的财政压力下，借口通货短绌，商民不便而擅发通用银钱纸票。第二，各省财政开支，加上中央摊派的各种外债、军费等款项，节流势所不能，支出迅速膨胀，客观上亟须一个出纳机关来从事调盈济缺、挪前移后的现金出纳调拨工作。基于这两者的需要，各省官银钱号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设立，而且还很快地朝经理省库、发行纸币、从事存放款业务的省银行方向发展。

官银钱号的规模比当时一般的钱庄要大得多。如光绪末年时，新疆官号资本86.7万两，湖南39万两，奉天75.8万两，吉林46.3万两，直隶110万两，江西38万两，江苏35.8万两，黑龙江40.5万两，四川50万两，广西55万两，稍小一点的如湖北、山西、河南等地的官号，也都在10万两上下。这样的实力都超过了各地的民间钱庄。

这些省官号的业务主要与官款相关。在存款方面，官款一般都要占到50%以上，多数在80%～90%以上，甚至100%。各官号的放款规模都很大，其中主要是省财政垫款。为此，它们发行了大量银钱纸票在外流通，放款方式与当时一般的钱庄、票号相似，以信用放款为主，很少做押款。

各省官银钱号还经办地方政府举借的内外债，如1905年的直隶公债，1910年的湖北公债、安徽公债和湖南公债，1907年湖北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借款，1908年南京向汉口正金银行的借款，1911年湖北向正金银行和德商礼和洋行的借款等，都是由各该省的官银钱号出面举借的。官银钱号从多方面起到维持省级财政的作用。

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本国的新式银行和各省官银钱号设立以后，中国传统银钱业中，山西票号的地位迅速下落。

票号亦称“票庄”，又有称其为“汇划庄”或“汇兑庄”的，所业为晋人所独占。其主要业务就是国内汇兑。所以有实力的票号，在全国的重要城市都设有分号，或与其他票号相互联络，结成汇兑网络。在鸦片战争前，山西票号是中国最有实力的金融组织，清咸同年间，其发展达到顶峰。在鸦片战争后的五六十年间，由于外国银行的设立和钱庄的发展，票号的地位远不如前，但由于先前的基础，仍能维持一定的规模。光绪年间，票号业务一度还颇为可观，据统计，光绪年间票号业务较顺时，山西票号在全国80个大中城市设有分号，分号家数共470家。⁽²⁰⁾一直到1905年，还有人说：就“资本厚薄、汇划地处之广狭及办理之数之多寡”而言，“票号可谓为大银行”，而钱庄则只“可谓之小银行”。⁽²¹⁾

表63　1891～1911年票号汇款统计

资料来源：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1962年版，第133～134页。

在外国银行和钱庄业务的促动下，山西票号的业务也不再专限于汇兑，而扩大到存、放等一般金融上。但是，在清末最后的几年中，票号业务出现很大的滑坡，这从票号的汇款统计中可以看出：

以上的汇款统计只包括官款，而不包括民间汇款。为什么作为山西票号立身之本的官款汇兑在清末几年会有如此大幅度的下降呢？其原因是本国银行和各省官银钱号的设立。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即仰仗清政府的力量，将原先由票号钱庄承汇的官款交由通商银行承汇。⁽²²⁾户部银行成立后，户部系统的官款均由该行经理、存汇。交通银行成立后，涉及“轮、路、电、邮四政”的官款多由交行经理。甚至一些私人银行，也极力争夺官款存汇业务，以维持生存。⁽²³⁾

除了本国银行外，各省官银钱号的设立也夺走了相当一部分的官款汇兑业务。庚子年之后的几年中，票号业务之所以有较大的发展，主要是因为各省摊派的庚款，多由票号汇至中央。而当各省的官银钱号设立以后，该项业务就由官银钱号承办了。这无异于端走了票号的饭碗。

票号虽然扩大了它的业务范围，也经营存放款，但因经营不得法，而得不到发展。票号的存款利率均低于钱庄，对于浮存（即活期存款）甚至不给利息。票号往往将所收的浮存之款，转存于钱庄，借以获利。由于存款利率低，而且手续刻板、复杂，又不善于招徕，所以票号存款以官款和富豪的个人大宗款项为多，商家浮存甚少。在放款方面，票号的放款利率高于钱庄，以长期居多，对象主要是官吏，而且大多由钱庄从中周旋。票号对一般商家很少放款。票号业者的观念很陈旧，他们只对同业间互通有无、盈虚互补感兴趣，而不大愿意对业外人士融资，以为放款一多，会损其信用，削其势力。这正与客观事实相悖。钱庄放款，以信用放款为主，有时也兼做一些押款。票号放款“则不独信用，且含有势利的意思，更无所谓抵押”。⁽²⁴⁾所谓“势利”，即要看对方的身份地位，没有顶戴花翎的一般商人都不在他们眼里。正因如此，票号放款中到期不还的呆账甚多，造成周转不灵以至营业失败。⁽²⁵⁾所以，虽然票号也兼做一部分存放款业务，但因没有与工商企业的活动和发展结合起来，存放业务不但很有限，而且很不稳固。

在汇兑方面，本国银行和官银钱号抢走了票号的生意；在存放业务方面，票号又远远不是钱庄的对手。由此看来，票号的衰落就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