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

1974 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是严重的，尽管它从来没有达到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那种程度。这次衰退不同于以往历次经济萧条的是，它与通货膨胀相伴随，而在各主要工业化国家，通货膨胀都竞相以两位数的年均速度攀升。

工业资本主义的祸害在一些欧洲国家，年均通货膨胀率达到 20% 以上；英国在 1975 年甚至达到 27%。在美国，物价在十年之内翻了一番。在一段时期内，西欧的经济增长完全陷入停顿。到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衰退成为世界性的。在好几个国家广泛出现破产；生产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止。美国和西欧的劳动大军中有超过 10% 的人失业。美国的失业率由 1969 年最低点的 3.4％上升到 1980 年的 10.8％。美国工厂的开工率只有三分之二。失业再次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祸害。

结构性失业在工业化国家，经济上的麻烦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有所缓释。工会依然很活跃，尽管其成员人数和影响力都有所下降；同时福利保障比 20 世纪 30 年代时提高了很多。埃森、都灵、利物浦和底特律这些城市的工人们都可以依靠解雇费、工会补助和政府失业赔偿，这些收益远远高于他们的前辈所得到的福利补偿和救济金。这些赔偿减少了人们所受到的困难，也防止了消费者购买力的过度下降。然而，衰退还是加剧了“结构性失业”的问题。由于自动化、高技术和旧的低效率产业部门（如采矿、造船及其他所谓“烟囱工业”，即传统制造工业）地位的下降，许多工人无法再回到以前的工作岗位上，也无法再以其老技术为人所用。

滞胀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相结合（被记者们称为“滞胀”），给政府带来前所未有的问题。凯恩斯的理论在战后广受拥戴，它主张在经济增长缓慢时扩大政府支出和实行赤字财政，以提升需求并稳定就业状况。但是在通货膨胀广为蔓延的情况下，这些措施是否可行，就是个问题了。这个两难处境的关键在于，到底是以克制通货膨胀优先，还是以削减失业率为要，令人难以决断。如果要通过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高利率来抵御通货膨胀，则会使投资受到抑制，加剧商业活动的萧条，进而使失业率高居不下。如果政府扩大支出以促进经济活动，或者削减利率以促进私人信贷，则又无异于对通货膨胀火上浇油。

在美国经济陷入麻烦的情况下，西欧工业化国家都希望联邦德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和贸易盈余在扩大投资和生产方面起领头作用。然而，德国对 20 世纪 20 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心存余悸，将控制通货膨胀置于最为优先的地位，它保持高利率，并拒绝扩张性政策，其他国家也遵循同样的路线。到 80 年代初，通货膨胀在美国和西欧得到控制，但在欧洲失业率仍保持着战后最初一二十年间从未有过的水平。高失业率对政府预算造成新的压力，而在工业化世界的所有“福利国家”里，政府预算此前一直在稳定上升。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初，工业化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翻了一番还多，导致税收和政府支出大幅度上扬的局面。这种情况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被认为对经济增长构成阻碍。

对凯恩斯的信念受到动摇已被广泛接受的凯恩斯经济学信条现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英国保守党领导人玛格丽特·撒切尔在 1979 年成为首相，她发起了反对福利国家的运动。而在 1981—1989 年担任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很快也加入进来。两位领导人都抨击福利国家，认为这是一种昂贵的、浪费的、家长制的和官僚主义的制度，破坏了个人的主动性和责任感。在实行国有化的国家，国有产业部门也受到批评。

供给面经济学尽管各国保守派政府继续保持高额国防开支，但它们都削减了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同时为了刺激生产，它们向私人企业施以各种鼓励措施，包括减税和减少管制，以及对干扰技术创新的工会加以限制。这些思想被贴上“供给面经济学”的标签，而这种经济学强调的是增加生产，反对此前一直流行的那种认为增加消费者需求对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观念。经济增长的成果会通过“涓滴”效应使每个人都受益，同时要为真正的弱势群体保留一个安全保障的网络。

各国逐渐恢复繁荣，特别是美国从大约 1982 年后经济持续上扬，强化了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念，虽然商业周期中继续存在的波动起伏还是在制造麻烦。保守派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似乎为世界范围的走向市场经济、摆脱中央计划的运动所证实，而采取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形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在苏联和东欧已经显著地失败了。然而，福利国家的捍卫者仍然强调，以政府的直接干预行动补充市场经济，对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求有重要意义。福利国家或者说干预主义的国家仍然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似乎注定会得以存续，虽然其形式要发生一些变化。新一代的自由派、劳工和社会主义领袖开始鼓吹“新中间道路”的好处，而这种思想流派一方面强调市场经济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另一方面也坚持认为政府在抗御现代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