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和伦理

面对环境问题，一个社会系统中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很自然地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去探究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即解决之道。该领域中的基本哲学原则一并会延续下来，此即所谓应用伦理模式。这个模式中，原先已经建立的基本伦理原则保持不变，只是针对新发现的问题具体分析。经济学领域亦然如此。

对人类系统来说，经济活动是如此重要，以致经济学的分析研究方法比其他领域研究方法更多更广泛地体现在公共政策当中。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在所有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经济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经济关系也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经济学方法，尤其是环境经济学方法中的应用伦理理论对环境问题的影响巨大。大量的环境问题直接来自于经济活动。

很多的环境问题看起来从根本上是经济问题，现在也在用经济学术语表达。比如：动植物资源、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生态效益、环境成本、生态税等。环境经济学研究如何充分利用经济杠杆来解决对环境污染问题，使环境的价值体现得更为具体，将环境的价值纳入到生产和生活的成本中去，从而阻断无偿使用和污染环境的通路，经济杠杆是目前解决环境问题最主要和最有效的手段。（厉以宁，章铮，1995）

就像第2章中说，生态学家相当于生态系统的医生，在经济学家看来环境问题则可看做是经济上的问题。解决环境问题需要经济学家的知识、技术和经验。

在《环境经济学》（厉以宁，章铮，1995）中，自然环境的经济功能有：

环境是人类生产劳动的条件和对象。

环境是人类社会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废弃物的排放场所和自然净化场所。

环境为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物质条件。

一定的自然环境还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在让经济学家做生态环境医生时，他会说我的目标是“控制污染而不是消除污染”。他的服务目标在于人类的经济活动，而不是整个生态系统。他所用到的基本方法是——费用效益分析。

“所有的资源都具有稀缺性，就连像新鲜空气和清洁的水这样一些自然资源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而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技术条件下，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商品与劳务的生产总是有限的。因此，怎样改善资源配置，使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地满足人类的需要，就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费用效益分析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准确地分析某一项方案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进而选择最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方案。”——《环境经济学》（厉以宁，章铮，1995）

在使用费用效益分析时，通常有四步要走：

第一步，确定存在哪些重要的环境影响。

第二步，将环境影响定量化。

第三步，对定量化的环境影响进行估价，即用货币价值来表示环境影响的大小。

第四步，对上述货币化的环境影响进行费用效益分析。

从环境经济学的费用效益分析技术路线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对环境影响进行定量化分析，对环境影响用货币量化，定量分析货币化后的费用和效益。

这些事实在具体操作中都会出现选择性问题。往往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时，关注的是对人的影响，而对环境的影响则由于技术上的困难，人们会避免把这些无法确定的问题纳入考虑。比如无法知晓动物对污染水平的耐受程度，无法知晓动植物对降低污染的支付意愿。事实上，它们根本就无法和人类沟通！

货币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个交易的过程。把污染当做交易的对象听起来很有技术性，可是带来的是严重的社会不公平。拥有资本的人可以通过污染交易排放污染获益，而贫穷的人只能在这个过程中忍受污染而没有得到充分补偿。

全球化的浪潮中，富裕国家因为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环境污染的成本也比较高。而贫穷国家仍处于较低的污染水平，但他们需要发展。这种情况下，利用费用效益分析，富裕国家的资本就流向贫穷国家，在那里从事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资本家通过提高当地的污染水平获益，当地的居民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付出环境被污染的代价。其后果就是全球环境的持续恶化。

在有关功利主义的经济学和环境保护主义的争论中，以平肖和缪尔对加州约瑟米蒂（California Yosemite）国家公园的赫奇·赫奇峡谷（Hetch Hetchy Valley）建水库的不同观点最有代表性。即所谓“赫奇·赫奇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