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教育的职业伦理

越来越多来自顶级学院的经济学教育者担心，MBA项目不仅培养了大批没有良心，玩弄数字的学生，还没能完成美国顶尖大学的责任，即维护、创造、传播知识以推动社会进步。这正是哈佛商学院教授雷克什·库拉纳的呼声。他的作品《从眼高到手低》（From Higher Aims to Hired Hands）追踪了美国经济学教育20世纪以来的变迁。库拉纳阐明了一个有力的论点：如果我们想避免皮凯蒂预言的贫富差距拉大、政治机能障碍和社会动荡，经济学教育的范例必须更具包容性、基础更加广泛并具有社会责任。

这种道德转变已经来得太晚。芝加哥学院派思想和教育对美国经济学教育最具腐蚀性的影响之一就是斩断了它在道德和社会责任方面的根基，即19世纪晚期建立起来的加尔文主义。精明小子冷战时期的管理模式也许受了太多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代理理论和根深蒂固的市场有效性一般假设让商业领袖们失去了公司运行的道德基础。事实上，这些理论基本上支持着一种自私的世界观：所有人都是为了得到自己能够得到的，任何人都不能信任。在这个世界上，首要任务是为一小群人制造利润，所有事情都是也应当是一场交易。这也难怪MBA学生和美国经理人自己逐渐接受了这种冷静审慎对待事物的观点。斯坦福前管理心理学家哈罗德·莱维特曾经说过，“新的MBA型职业经理人”开始“越来越像职业雇佣兵了—愿意并准备好与任何事情开战，冷静，有条不紊，但从不质疑那些很难回答的方向性问题：这场战争值得打吗？我站在正义的一方吗？战争的起因是否正义？我相信这场战争的价值吗？”[46]

在金融危机之前，商学院很少涉及公众关注的不平等、越来越多的企业丑闻或执行官渎职等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揭露的内线交易、90年代的会计崩溃和其他行业发生的次贷危机之后，商学院理应进行更多自我反省。（想象一下如果80%的医生承认自己会为了立刻得到报酬而长期伤害患者，医学院会做出什么反应。）虽然在2008年崩盘之后出现了商学院引领我们走向新的、更加可持续的资本主义的希望，经济学的学术领袖大多保持了沉默。他们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一些边缘性问题，诸如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度、促进董事会多元化等。几年前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我采访了哈佛商学院院长尼汀·诺瑞亚。当时，他希望能安排哈佛的MBA课程进行金融危机后的大调整。这件事进展缓慢，学院才刚开始将课程从效率理论转移到用行为学解释商业行为。探讨道德和金融结构、质疑当前资本主义体系的课程正越来越受欢迎，但这些课程依然屈指可数。诺瑞亚承认大多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依然进入了金融行业，虽然现在和进入投资银行相比有更多人投身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了（考虑到现在是这两个行业聚集了大量资本，这种变化也毫不奇怪）。毕业后创业学生所占百分比在直线上升，但只有9%，人数依然不到进入金融行业人数的1/3。[47]

显然，变化来得太慢。说实话，很少有经济学教授或学生在冲击堡垒，提出更高要求。这大概也不出所料，鉴于经济学教育在智识方面的局限性，而且愈加商业化，学者“被自身缺乏思想体系束缚住了，导致他们甚至不去思考现在正受到质疑的那些问题。”库拉纳说道。[48] “经济学教育的生态系统是病态的，然而人们还觉得无力改变这一切，尽管他们有些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他补充说。[49] MBA学位不再是珍贵的教育资源，而成了少数特权阶级通往财富的排外俱乐部和通行证。库拉纳表示，MBA教育中流传下来的自私自利不仅威胁到了商业的运转，更威胁了学位本身：许多人认为MBA成了一件要价过高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