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实质的全面评估
关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可以有两种提法。一种是：尽管近代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毕竟有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种提法倒过来，那就是尽管近代中国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两种提法都看到事物的两面，但强调的重点则显然不同，一个是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是强调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我们认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又不能充分发展。而在发展之中的不能充分发展，则是它的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所规定的必然性，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本质。
（一）不能充分发展的现实
要肯定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充分发展，首先应该肯定它有所发展，否则就是停滞论，而近代中国并没有停滞。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证，一是商品生产与资本积累；一是对外贸易与国内市场。分别略述如下：
1．商品生产与资本积累
1895～1927年间，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和资本积累，有两个比较能反映实际的指标：一是历年设立的工矿企业的资本统计；[275]一是历年进口的机器设备总值统计[276]（参阅表11、表12）。这两个统计，前者是一个初步的计算结果，但该期设立的资本在1万银元以上的主要厂矿基本上没有遗漏；后一统计比较精确完整，但是由于进口的机器设备中，有很大一部分为外国在华企业所使用，因此在说明民族工业的发展上只能有参考的价值。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局限，这两个统计所反映的民族工矿企业发展的趋势和变动的幅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从前一表中可以看出，在这一段时期内民族工矿企业的确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在1905年以后和1918年以后的数年中，还出现了两个高潮。虽然时间短暂，但上升的幅度还是比较显著的。至于后一表中的机器进口则一直呈上升的趋势，无论是机器进口本身，还是它在总进口中所占的比重，都是如此。
表11 历年设立的工矿企业家数和资本额
表12 历年进口机器设备总值
还有，个别企业家的资本积累有的十分突出。在比较早的一代中，清末即已崭露头角，张謇和周学熙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张謇从1895年开始，十数年间先后创办了大生纱厂等工业和垦牧、航运等企业，大大小小共有27个单位，资本达900多万元。周学熙从1906年的启新洋灰公司到1922年的唐山和卫辉华新纱厂，其间一共创办或参加投资的工矿企业共计15个单位，资本达1600万元。[277]如果说周学熙、张謇代表向民族资本家转变的官僚和士绅，那么，新的一代以商人为主体的民族工业资本家，在民国成立以后，就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体。他们的发展速度有的又超过张、周一代，同荣宗敬兄弟的申新纱厂系统和简照南兄弟的南洋烟草公司的发展相比较，张、周企业的发展，则又显得有些瞠乎其后了。
交通运输主体的铁路、公路和航运企业，在这一段时期中，也有比较明显的发展。
在铁路方面，人所共知，1905年爆发的收回利权运动就是以收回路权为主的。在此以后，各省商办铁路公司风起云涌，仅1905～1906年的两年中，各省办成的铁路公司就有12家之多。筹集的资本，包括前此成立的两家，到1911年止，共达87600000元，[278]和同期民族工矿企业资本不相上下。[279]虽然有的集资不一定都完全到位，但确实掀起了一股热潮。与此同时，清政府自办的京张铁路也于1905年开始兴建，并且在4年之中顺利完成185公里铁路的铺轨工程。[280]
如果说，铁路发展的高峰在于清末，那么，公路的兴起则引人注目地在于民初。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1913～1927年间，全国各省公路的修建里程将近3万公里。[281]这个数字按人均计算，虽然落后于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但它毕竟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而在它的修建中，也有代表资产阶级的绅商和海外华侨集资修建的在内。
在航运业中，这一段时期内商办轮船运输也呈现发展的势头。根据本书统计，1924年行驶内河、沿海和远洋的中国轮船吨位达到359154吨，而根据另一位研究者的统计，在1900～1921年中，民族资本的轮运企业资本由9249000元上升到88997000元，增加8倍以上，轮船吨位由66237吨上升到489190吨，增加6倍以上。[282]其中有的发展速度十分惊人，如虞洽卿的三北轮埠公司在1912年以后10年间，资本由200000元上升到3200000元，增加15倍，船舶吨位也大体如此。[283]
由此可见，纯粹商办企业的发展，是本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主流。当然，在原有的洋务企业中，个别的在某一时段以内，也有相当可观乃至令人瞩目的发展。在1908年以前还是官督商办的中国电报总局，在此前的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企业从开办之初的1882年开始，营业收入一直直线上升。从1882年到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11年中报费收入由61665元上升到723667元，增长了10倍以上。[284]在1893～1902的第二个10年中，报费收入又由723667元迅猛上升到2124806元，[285]增长的快速为各业所仅见。由海关总税务司主持、名义上是官办的邮政官局在成立5年以后（1902），全国有邮局700个，邮路4．1万公里，全国国内邮件2000万件，国际邮件150万件。[286]不到10年（1911），邮局迅速增加到6201所，邮路扩充到19．05万公里，邮件3．62亿件，[287]成绩显著。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转为官督商办以后，在1908年以前也有相当的进展，从1894～1907年的14年间，生铁产量由4635吨上升到62148吨，增加了12倍，铁矿石由1896年的17600吨上升到1907年的174612吨，增加了近9倍，[288]这种增长速度也是十分惊人的。
在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手工业工场向机器工厂的转变，也有某些轨迹可寻。
根据已发掘的史料，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在缫丝、丝织、棉织、针织和榨油、磨面、碾米等衣食两大行业以及矿业中的煤矿、云南锡矿、四川井盐乃至中国传统的陶瓷等行业中，多有由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过渡的事例。[289]有的行业就全国范围而言，呈现出由初级加工向高级加工的趋向，如丝业中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转移，缫丝在先，丝绸在后；有的行业呈现出相当广泛的横向发展，如缫丝在19世纪末几乎同时在山东、广东、四川大量地由手工向机器生产转化；榨油、磨面等饮食行业也有类似情形。
和工业资本比较，中国银行资本的发展似乎更加迅速。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银行业面临着“向来未有如此之盛”的局面。[290]从1897年第一家银行设立起到1911年止，共设立本国银行30家，资本总额约25577000元。而在1912～1927年间新设银行多达313家，资本总额高达206628000元，为前一时期的8倍。[291]民国成立之初，一些与实业挂钩为名的银行风起云涌，如由农业促进会主办的中华农业银行公司、由垦殖协会主办的垦殖银行、工业建设会主办的劝业银行和铁路协会主办的铁路银行，[292]以及各省地方举办的实业银行、矿业银行乃至渔业银行等，都数见于当时官方的统计中。[293]边远地区也传来设立银行的信息，西藏有设立银行的传闻，[294]外蒙古有设立银行的试探。[295]这些信息未必全都确实，即使确实也未必都已实现，但一时给人以来势很猛的印象，也是不可否认的。
在银行之外，这个时期的钱庄也有一定的发展和变化。以钱庄势力最为集中的上海而言，在1912～1926年这一段时期中钱庄数目由28家上升到87家，增加了2倍多一点，而资本则由1064000两上升到13411000两，增加11倍多。[296]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原来和产业界联系甚少的钱庄，现在也开始面向民族资本的工业企业。上海著名钱庄之一的福源钱庄，在1925～1927年3年之间做过31笔工业贷款，总额达2194000元。[297]著名钱业家秦润卿主持的豫源钱庄也非常重视对民族工业的资金融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受到外界的好评。[298]这个时期的钱庄放款，也多一改过去单凭个人信用的旧习，趋向实物抵押放款的新规。这对借贷双方关系的巩固和资金投放的有效运用，都起了促进的作用。
由此可见，在1895～1927年这一段时期内，中国资本主义是有所发展的。不看到这一点就不能真正认清近代中国的客观实际。但是，能不能由此得出中国资本主义可以顺利发展的结论呢？不能。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又不能充分发展，不承认这一点，同样是不能真正认清近代中国的客观现实。
我们不妨逐一看看这方面的情况，它将给我们什么样的结论。
上面提到，20世纪初，民办铁路曾经风起云涌一时，那种局面的确令人兴奋。但是，我们没有提到实际取得的业绩，而这一幅图景的摊开却是令人十分沮丧的。在1906～1915年的10年中，除了官办的京张铁路外，全国的民办铁路勉强称得上完工的不过660公里。[299]曾经大事宣传的商办安徽全省铁路有限公司，从1905年筹办至1911年末，7年时间四易总理，耗资200余万两“仅成土方十里” ，铁轨连影子都没有。[300]当时就有人说：“按照这种速度，首期由芜湖至广德的470里铁路要到2950年才能通车” ！[301]就全国范围而言，包括各种所有制形式的铁路里程，期末较期初有较大的增长，但平均每百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只摊到0．13公里，按人头计算平均每人只摊到3厘米多一点，长度还不及一根火柴梗！即使这样一点铁路绝大部分还是外国修建的。其中由中国政府借外债赎回的，中国既无实权却背着沉重的利息包袱，给铁路营业造成无穷的负担。
如果说，中国铁路的修建主要是适应外国势力入侵的要求，那么，中国公路的修建则主要是适应国内军阀割据的需要，它是军阀混战中供应军需的产物。这一时期全国修建公路的分省统计中，奉天一省修建的公路就达12420公里，超过全国里程的1/3。[302]从这里可以看出公路修建对奉系军阀盘踞东北的重要，这和民族资本的发展是完全不同的两股道。
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充分发展，还表现在发展的间歇性和非持续性上。民族工业的中坚——棉纺织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四年中，不论旧开新设，规模不同的纺织厂都可获致丰厚的利润” ，“整个纺织业处在兴旺乐观的气氛之中” 。然而到了1922年下半年就开始露出萧条的迹象。从1923年起，处境日益艰难的民族资本纺织业不断出现改组、拍卖和闭歇消息，出现在1925年4月7日的《银行周报》上，就有9家纱厂宣布破产、拍卖。[303]同样，规模仅次于棉纺织的面粉工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1914年到战后的1921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 ，然而繁华易逝，1922～1936年发展即进入“曲折缓慢”的阶段，[304]1931～1936年全国华商面粉厂的生产开始出现了负增长，而面粉生产中心的上海则呈33%的大幅度下降。[305]以上海为中心的缫丝厂，同样如此，在1896～1898和1907～1910年两段时期中曾经有过比较迅速的发展，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反而呈现萧条的趋向。[306]在1912～1921年的海关10年报告中，特别提到“上海的丝厂在汇率不利于其产品的出口和国外又无其产品销路的情况下，面临严重的困难，不少丝厂宣告破产。”[307]1914年上海56家丝厂中，停工歇业的递增到30家之多，[308]7年前在丝业资本家中间出现的热潮[309]迅速消失。
整个行业如此，个别企业亦如此。上面提到的两个盈利较好的洋务企业——汉冶萍和电报局，给人们的希望犹如昙花一现。汉冶萍在外债压力之下，大部分由减产而停产。1912年底，汉厂炼钢炉被迫全部停产。翌年，日产250吨的化铁炉以“陈旧不堪用” ，也于年底停炼。新建的大冶铁厂两座炼铁炉虽先后在1923年4月和1925年5月投产，但都维持不到一年，各在1924和1925年底先后停炼。只有为供应日本制铁所需要的大冶铁矿在日本顾问直接管辖下，继续维持开工，沦为单纯为日本开采铁矿石、供应铁砂的基地。[310]至于电报局则正以其盈利丰厚成为北洋大臣和以后的北洋政府眼中的一块肥肉，于1908年改归官办，息影商坛。
个别企业发展的非持续性，当然不止于这两个原来的洋务企业。中国最早的一家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商办时期，除了欧战的短暂时期以外，可以说一直处于每况愈下的状态。在1912～1926年的15年中，它的营运收入虽略有增加，上升了10．5%，但效率却大大下降，每吨船位的产值减少了12．7%。[311]营业净收入从1921年以后即呈负增长、即实际亏损的趋势。其中1926年一年的亏损高达1734664两，相当资本总额的20%，而在1912～1926年的整个15年中，只有1915年一年从收入中提取了固定资产的折旧，其他各年都付阙如，陷入吃老本的地步。[312]因此，“商办时期的最后几年，招商局愈发陷入困境，每年债息高达数十万两，完全无力支付。船舶破旧，栈房失修，‘经济竭蹶，每况愈下’，已经面临破产的边缘” 。[313]我们在前面曾经看到20世纪初民族资本商办航运企业的发展情况，现在我们又看到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一家航运公司在同一时期出现这样一幅暗淡的情景，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应该是不问而知的。
事实上，在整个行业非持续性发展的条件下，不但一个企业的不发展，而且一个企业的发展，都可以反映整个行业的不发展。荣宗敬兄弟一家的企业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荣氏家族的申新纱厂和茂新面粉厂，在20世纪初期有极其迅速的发展：纱锭数在1916～1927年间增长了将近9倍，粉磨数在1912～1927年则增长高达21倍，[314]速度是惊人的。但是这种发展势头显然不能代表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因为荣氏家族的企业，无论是纱厂或是面粉厂，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兼并原有的旧厂而来的，根据他们自己的报告，申新和茂新系统新增的纱锭和粉磨中，收买和租用的，在最多的1917年分别达到56．7%和40．4%，[315]这就是说，在申新、茂新繁荣的同时，存在着它们的一些同行的破产。我们在上面看到纱厂一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有过一度繁荣。现在我们又看到：即使在它的繁荣黄金期，仍然存在着部分纱厂的停歇或破产。那么，在整个民族工业的全部历程中，究竟是充分发展还是有所发展而又不能充分发展也就不难判断了。事实上，申新本身的繁荣和扩展也潜伏着衰败和破产的危机，因为它扩张所需的资金，主要不是来自内部资金的积累，而是来自外部借债的通融。“即以甲厂抵押借款买乙厂，复以乙厂抵押借款再买丙厂。”因此在扩张的过程中，申新各厂即经常陷入高利贷的泥坑之中，基础极不巩固。一旦贷款行庄紧缩逼债，纱厂立即陷于困境。[316]1934年3月，由于申新的往来银行拒绝放款，纱厂面临搁浅，使得荣宗敬束手无策，不得不一度“退职” ，甚至闹到要自杀的地步。[317]可见整个行业如此，个别企业也概莫能外。
在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转向中，反映了同样的问题。这种转变既有挫折，也有逆转，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过程的艰难从一开始就引人注目。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初广东南海手工丝织业者与由手工转向机器的缫丝业者之间的冲突，不但迫使这个过程的暂时中断，而且迫使中国最早一家使用改良缫丝工具的继昌隆丝偈为避开冲突的旋涡，由南海县远走澳门，[318]就是最初的例证。在江浙产丝区较早出现的一家缫丝厂——1897年在杭州设立的世经缫丝厂，开办不过两年即行停歇，原因是蚕茧失去供应，而其所以供应不上，并非由于茧源不足，乃是手工缫丝业者控制着蚕茧，大喊要“我们自己缫” ，[319]而世经缫丝厂则最后被日本资本家买去。[320]可以想见，这里面同样包含着手工与机器的尖锐斗争，包含机器对手工的败北。
如果说，发生在广东和浙江的斗争，还是处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初生阶段，那么出现在20世纪初江西景德镇瓷业中的历史一瞥，则说明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时期。1910年在手工陶瓷重镇的景德镇，成立了一家所谓“新式瓷厂”的江西瓷业公司。奇怪的是，公司一开始就设本厂和分厂两处，本厂设在景德镇“仍用旧法”生产，分厂设在远离景德镇的鄱阳则用“改良制造”的办法。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景德镇之制瓷者则守成法不可改，而复怵于一经改良，将立被淘汰，而无所啖饭，势且出于合群抵制之一途” 。设分厂者“迁地以避之”也。[321]从继昌隆隆丝偈到江西瓷业公司，经历了30年的光阴，中国的大机器工业在手工业的面前，却是带有讽刺意味地由被迫的逃离到主动的回避！
不但由手工业到机器的转变并非都一帆风顺，就是由家庭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的转变也不都是轻而易举。在一个地区的某一行业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转化的蓬勃，在另一个地区的同一行业中，我们又能看到这种转化的艰难。在中国城乡广泛存在的手工织布，就是一个例证。20世纪初，同样是手工织布，在河北高阳和在河北定县的情形就不一样。高阳的织布机出现了由旧式投梭机向拉梭机以至铁轮机的转换，而定县的织户则始终守着旧式织机不变，即使在高阳也有起伏不定。20世纪的20年代中，高阳的新式织布工场达到40家，进入30年代只剩下4家。[322]可见在这里也有发展和不发展。如果说，高阳代表发展，那么定县就代表不发展；如果说20年代的高阳代表着发展，那么30年代的高阳就代表着不发展。
总起来看，手工业向工厂的转化并没有形成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主流。相反，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过程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三者的共存是一直存在的，而且以手工业为主体。这种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不发展的共存，这可以说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一个特点。
当然，有些行业，似乎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甚至是被有些人称之为畸形的发展，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业就是一例。它的发展状况，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和其他行业比较起来，银行业的扩张的确带有膨胀性，然而，它的弱点和劣势也是很突出的。
中国金融企业的最初产生，不是出自中国产业资本自身发展的要求，不是从属于中国的产业资本，不是以中国产业资本的运动为基础，而是依附于本国政府，以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而运行，适应政府的财政调度而操作的。到了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公债成为银行营业的大头；公债的暴利构成银行营业收入的主渠道。在这种条件下，偏离正轨的银行滥设是发展的必然，这种状况，当时就为人所诟病。“商业的健康发展是否需要这么多的银行，是大有问题的” ，[323]这个论断，一时成为舆论的共识。当然，论断本身有其片面之处，如果银行真正走上促进工商业发展的道路，中国的银行和银行资本，其实不是过多而是相对不足。20年代以后，中国金融界人士已逐渐将目光从北洋政府的破落户财政转向民间的新兴产业，有些银行的投资中提高了工商业放款的分量。而当目光转移之后，中国银行资本实力的单薄就立刻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1920年，交通系的主要人物梁士诒就曾倡议联合全国13家主要银行集资1000万元，设立一个以投资铁路为主的中华银公司。被选为公司董事长的梁士诒在通告各银业团体的信函中，显得信心十足地说：“国内银行联络贯通，金融自活” ，“资金丰足，国内实业，事无不举” 。[324]但是，当时表面上支持梁士诒计划的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
暗地里却说：“中国各银行力量薄弱，而一千万元之股本，与各国银团之实力相比，不啻霄壤之别。” “故中国银行当时对该公司仅作名义上之认股，而未积极支持。”[325]
由此可见，中国民族金融业的发展，维系于中国民族实业的发展。在民族资本实业不能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民族资本银行可以有数量上的扩充，但欲其带动整个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诚戛戛乎其难。
然而我们的视野还不能单纯局限于资本的积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还经受着市场的局限。
2.对外贸易与国内市场
对初步发展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而言，它所赖以发展的对外贸易，几乎还处在没有开发的状态。近代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分量，从来没有达到2%” ； “印度的每人贸易量大于中国的每人贸易量的二倍，而日本则大过约十倍之多” ，[331]这是20世纪20年代仍然存在的状态。而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属于原料性质的农产品占主导地位，民族工业产品所占的份额极其微小，这也是20世纪20年代依然存在的状态。诚然，某些新生的民族工业产品，也开始了对国外市场的试探，如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在20世纪初有过出口它生产的水泥、耐火黏土、琉璃瓦和耐火砖的活动，引起各方的注意。[332]但是，成为出口商品的支柱产业，在20世纪20年代，还只有缫丝一项。而华商缫丝厂在生丝出口贸易中的处境，典型地说明了中国民族工业开辟国外市场的重重困难。作为华商缫丝业中心的上海地区，便是一个例证。
上海地区华商缫丝厂的生丝出口，在20年代以前全部掌握在外国洋行手中，直到1920年，上海还没有一家从事生丝输出业务的华商公司。中国“生丝的对外贸易，实质上只是对洋行的贸易” ，[333]洋行的垄断隔断了上海丝厂与国外的接触。在华商丝厂的眼中，国际生丝市场只是“洋庄丝市” ，“洋庄发动则色然以喜，洋庄停滞则蹙然以忧” 。[334]这种情况使得洋行有可能在生丝输出中高下其手，打破商业交易的常规。生丝输出的大起大落，价格的直上直下，华商无所适从，只有听命于洋行。即使在国外丝价续涨的条件下，洋行仍可低价收购生丝，[335]更不用说洋商在收购生丝上使用提级、压价以及贷款收购种种手法直接剥削华商，牟取暴利。这种情况，上面曾经提到，[336]不多赘述。
1921年以后，华商丝业资本家开始组织生丝贸易公司，企图改变生丝出口依附洋行的局面，但是势单力薄的少数华商公司，改变不了洋行的垄断局面。时至20年代，外国资本几乎渗透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由中国人从本国输出的生丝，却处处要仰外国人的鼻息。生丝出口检验先得求外国洋行，报税要通过外国税务司控制的海关，运输要找外国远洋航运公司，海上保险要由外资保险公司承担，生丝成交后，货款还要靠外国银行结汇。[337]面临这样艰难的处境，华商自营生丝输出的努力，不到10年，便趋于失败。进入30年代以后，在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冲击下，这些公司相继倒闭歇业，侥幸生存下来的仅永泰公司一家。[338]中国生丝海外市场的主动权，对民族资本的缫丝业而言，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上琼楼。
国内市场同样不容乐观。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国内市场的容量有一定程度的开拓。在这个有所扩大的国内市场中，对民族资本企业而言，有一部分为外国资本所分割。例如，在中国的煤炭和棉纱市场中，进口洋煤、洋纱和在华外籍煤矿、纱厂所产煤、纱占去很大一部分。[339]但即使如此，民族资本的国内市场容量，仍然呈扩大的势态。
市场容量的测量是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而容量的变动则更难以估计。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有原始统计可据的时间系列数字进行间接的测量。有的研究者根据厘金税收统计、海关出口统计和土产国内贸易统计的变动，对国内市场容量的变化进行估算，认为这三项统计虽然“都不能作为市场商品量的根据，但从其指数变化可看出流通增长的趋势” 。据其测算：“19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市场的发展还是很慢的，90年代开始显著；而迅速扩大是在20世纪以后，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340]
这个结论大体上可以成立。我们根据另外一些材料，专门对20世纪的市场容量变动进行测算，它们分别是全国铁路货运量、全国轮船吨位量和全国邮递包裹量。计算结果是：1912～1925年铁路货运量增加了69%；[341]1910～1924年轮船吨位增加了3．42倍；[342]而1905～1920年邮递包裹量则猛增17．88倍。[343]由于统计本身的局限和某些特殊因素的影响，这些数字不一定能准确反映市场容量的实际变化，但它们都一致呈上升的趋势，证明20世纪中国国内市场容量的扩大，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就是在这个商品流转量迅速扩大的20世纪，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所赖以发展的国内市场，却是一个发育极不完全的市场。这个市场上出现了不胜其烦的人为梗阻，出现了令人难以相信却又千真万确的离奇现象。
这个市场上没有统一的货币。有银两，又有银元，还有各种铜币和贬值纸币。单就银两一项而言，“全国之银两，因其重量及成色各不相同，遂有七十二种不同之标准，为七十二大商埠所通用。然此尚未尽行包括此七十二处所用之银两。盖同一商埠，因有各种不同交易，恒有各种不同银两，而较小之城市，又有其自己通用之银两。”[344]由于币制混乱，造成了内地汇价悬殊。一个令人不可想象的“银两兑换的浮收”的例子是：由江苏汇解至甘肃，各种银两之间的兑换竟达9次之多，每转换一次均须付0．5%的好处费，而“兑换率上所得的好处” ，还没有计算在内。[345]
这个市场上也没有统一的度量衡。时至20年代中期，“公度、公量、公衡，迄未实行” 。各省“各行各法，漫无标准” ，“同一秤也，有公秤、私秤、米秤、油秤之分别” ，每斤定量自12两、13两至20余两不等； “同一天平也，有库平、漕平、湘平、关平之分别” ，自8分、9分至1两不等；“同一尺也，有海关尺、营造尺、裁衣尺、鲁班尺及京放、海放之分别” ，自8折至9折不等。“章程错乱，奸弊丛生” 。[346]
这个商品市场上缺乏有效的成龙配套的辅助市场。金融市场上标金、条银、洋厘、银拆纷然杂呈；证券市场中，公司股票及公司债券屈居政府公债及国库券之后。其他种种发育不全，违碍正常商品流通之处，不一而足。交易方式的原始、信息的阻滞、层次的繁复，在阻塞国内市场的容量。
这个市场有的是过多的苛捐杂税，有的是过重的运输费用，有的是人为的市场障碍。
被称为“结扎商业脉络”[347]的厘金是世所罕见的流通恶税，这个原来为1%的流通税到了20世纪之初，在有的地方已经变成10%以上。江西厘卡林立，“初卡完三分，次卡完二分，第三卡完三分，第四卡完二分” ，而且“十分完足，经过下卡，仍须补抽。第一次补抽，按十分加二分；第二次补抽，按十二分又加二分，经若干卡，补若干次” 。“且货经初卡，其完厘之数，决不肯按货之实数计算” 。“总之，未完足十分，固宜补抽，既完足十分以后，仍须补抽。故定章名为取十，其实乃取三十、四十。又况查验不时，羁滞留难，无卡无之” 。[348]汉口茶叶运至张家口，要经过63个厘金分卡，沿途捐税名称有13种之多，通盘计算，税率高达40%乃至50%。[349]那些被称为“蚂蟥后代”的厘卡税吏们，密布运输要道。20世纪初，“大运河上的厘金卡可以保险地说，平均每十英里就有一座” 。[350]“镇江至淮安，不过一百三十英里，已有厘卡十二；淮安至邳州，不过一百英里，又有十二” 。[351]“行之愈远，则商货成本愈重。是禁止商货之流通，迫其近售，而罚其远行者也” 。[352]到了北洋军阀时期，苛征勒索更是花样翻新。有的常关税卡在收税之外，又按纳税多少，同时搭派数目相同的政府公债，转手又以票面二三成的价格当场将债票收回。有的甚至另设专号收购公债，以期大量贱价买进，集中起来大量出售。[353]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中国国内市场脉络被结扎，可以说是到了极限。
厘金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已为人所熟知。就民族资本工矿企业而言，则是双重的受害：既阻滞了产品的推销，又阻滞了原料的汲取。山东中兴煤矿在归华商接办以后，[354]产煤1吨，出井税1钱，而向各卡交纳厘税，则达3钱7分。面对税轻的洋煤，“相形之下，不足抵制” ，“销数因之大减” 。[355]广东汕头糖厂内销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各省的糖，不惜绕行香港，经海路以入上海，再转销内地。为的是取得洋货“仅完半税一次”的待遇，以“免厘卡重重抽厘” 。[356]这是厘金对产品推销阻滞之例，至于原料汲取的阻滞，则涉及面更为广泛。华商纱厂用棉和丝厂用茧，无不受厘金的影响。1922年10月《农商公报》的一则评论云：“我国棉花之厘税，出境销售者，每担征收税银三钱五分；运至他埠，又需纳银一钱七分五厘。惟运往外国，此一钱七分五厘之税银，仍缴回于纳税者。故外国纱厂所用中国之棉花，其税银每担为三钱五分，而中国纱厂自用本国之棉花，每担反为五钱二分五厘。内重外轻，殊为各国所罕见。故中国之棉花，远可输出于海外，而不能畅销于他省。”[357]中国棉花是否顺利“输出于海外” ，有待印证，但“不能畅销于他省”则是事实。至于蚕茧，则在1924年9月的《银行周报》中说得更加真切：“年来湖北、山东、福建等省，均在提倡蚕桑，产茧日多，只因限于省界，凡华商前往采办，除纳产税外，每过一省，须纳通过税厘，丝本合重，裹足不前。”[358]这里的“裹足不前”者，自然只能是负税地位不敌洋商的华商丝厂。因为“洋商所设丝厂，例得请领三联护照，赴内地采办干茧，除纳产税外，其余经过各卡，概不重捐” 。[359]
国内市场脉络的第二道结扎是过重的运费。
运费之所以形成国内市场的梗阻力量，主要当然是交通工具的落后和原始。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运输制度也往往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强大阻力。体现在先进的铁路运输中，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而这一现象之所以突出，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铁路中强权和垄断地位的直接后果。
在中国取得铁路修建特权的帝国主义国家，自始即以运价的操纵作为保护自己压制中国民族资本的工具。工具之一就是在许多外国修建的铁路中实行的所谓“差别运费率”和“特别运费率”的制度。上面讲过，[360]法国在它所修建的滇越铁路中，以其对云南锡矿外运的垄断地位，频繁而大幅度地提高滇锡的运价。1906年当铁路修至蒙自，不过3年，锡的运价即由每吨16元提高到45元。对滇锡的外运制造人为的障碍。这种差别待遇在其他外国在华铁路中也并不鲜见。英国资本控制下的京奉铁路，日本资本控制下的胶济铁路，对中国民营煤矿产品的运输，在运费方面都采取歧视的政策。[361]英国资本的道清铁路为了配合英资煤矿对中国民营煤矿的竞争，在1913年竟干脆拒运中国民族资本煤矿的产品。[362]
帝国主义在华铁路也有压低运价的一面，这就是在它急需的产品上，实行“特别运费率”的优惠。俄国在中东铁路上，日本在南满铁路上，德国在胶济铁路上，以至法国在滇越铁路上，都为自己所想取得的和所想推销的商货，在运费上给予减价的优待大开绿灯。[363]它扩大了外国在中国的市场，缩小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国内市场。这些在上面都从另外一个角度详细谈到，这里不多重复。
铁路运价的制定是独立国家的行政主权。明明是帝国主义破坏中国主权，搞一套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差别运费率”和“特别运费率” ，然而，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那些曾经破坏中国主权的国家却要求中国政府约定“中国全国铁路不施行或许可何种待遇不公之区别” 。[364]明眼人一望而知，这除了规定中国无权给本国客货运输以优于外商的待遇以外，不会再有什么其他的意义。
和铁路运输一样，对国内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内河轮船运输也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在长江和沿海航线上，中国唯一的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同英国两大航运巨头怡和、太古轮船公司多次签订的齐价合同，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齐价合同规定了订约各方轮船运费的统一标准，航行船次、运载客货与水脚的摊派比例。这使订约一方的中国轮船招商局能够暂时避免跌价竞争造成的损失，保持高额水脚收入的相对稳定性，相对改善了中国最早的一家新式航运企业的生存环境。但齐价合同又人为地提高了轮船运输的价格，实际上造成了外国资本对中国内河和沿海轮运的垄断局面，这自然不利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从全局看，它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不利的因素。而且即使就轮船招商局本身而言，也只是解一时之困，并没有造就长期发展的局面。与外资航运企业相比，落后的趋势仍然没有改变。1902年以后，所有新开口岸，“均让洋商独占，招商局未派一船前往” ，招商局“向来应得之分数，皆渐为洋船所夺” 。[365]
和在铁路运输上一样，帝国主义在中国内河航运上的所作所为，着眼点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它们要求中国政府开放内河航运，首先是要让它们的轮船占领这些航线，它们的轮船达不到的地方也绝不让中国轮船达到。出现在1902年中英续议内港行轮修改章程中，竟大明大白地规定：凡禁止外国轮船行驶内河，“华轮亦应一律禁止” 。[366]这种离奇的要求不但不为清朝政府所拒绝，反而正中他们的下怀，中国的谈判代表盛宣怀就极力主张凡是外国轮船没有去的地方，中国轮船最好也不要去。
从单纯防堵的角度出发，清朝政府在内河通航的问题上采取了封闭国内市场的做法。从1876年中英协商烟台条约的具体条款开始，英国就要求重庆立即对外通商，力图打开中国西部腹地的市场。中方谈判的首脑李鸿章不敢正面反对，转弯抹角以川江轮船通航为重庆对外通商的条件，“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通商。[367]李鸿章的如意算盘是以堵住川江通航来堵住重庆通商，他认为：川江“自夔州下至归、巫，险滩林立，民航迂回绕避，然犹触礁即碎，轮船迅急直驶，断难畅行” 。[368]在李鸿章看来，川江通航是不可设想的。这是极端的愚昧。中国的地方官员则更加愚昧得可笑，他们甚至妄图用神话来阻止通航，说什么三峡中的大猩猩会扔飞弹把轮船打翻，大蟒蛇会游出来把轮船吞下去。[369]一直到1902年中英续议内港行轮的谈判时，四川总督还出面反对在三峡安装拖拉过滩的设备和建立航标，说是“当地经常有纤夫可雇，江流险处尽可以从水面的漩涡辨认出来” 。一句话，“最好让河道照旧” 。[370]
一切都照旧，在20世纪初叶的川江航运上，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在1898年第一艘外国轮船利川号进入川江首次到达重庆以后，外国轮运势力争先恐后，接踵而来。在以后的20年中，美国的美孚、亚细亚、大来和捷江，英国的怡和、太古、安利和隆茂，日本的日清和鸿江，法国的吉利和聚福等公司的船只接连不断，鱼贯而来，它们的旗帜都飘过川江之上。[371]在外国航运势力涌入川江之际，中国民营轮运也开始了躁动。1909年的川江出现了第一家中国轮船公司——川江轮船公司，开辟了重庆宜昌间的固定航班，[372]以重庆进出口为代表的四川省外贸易有了明显增长。市场商品结构和流通渠道都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最好让河道照旧” ，代表封建统治势力的这位四川总督的主观愿望是化为泡影了，这一陈旧的愿望连同以前的那些愚昧的神话，统统被川江的激流卷得无影无踪。
但是，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要求的中国国内市场条件而言，四川总督的话又有其符合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中的历史实际。中国变了，中国又没有变。中国有了“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 ，但是这些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又“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373]中国的国内市场给人以希望，但同时又给人以失望。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中国的商品在国内也搭上了轮船，坐上了火车，但是在19世纪末以至20世纪初，中国货物由内地运至通商口岸，在相距不过数百里乃至不足百里的运费，常常高于出口商品万里海疆的运费。1吨小麦从蚌埠运到上海，1箱纸烟从济南运到青岛，它的费用往往比从美国运到中国还要高昂，[374]这是令人不可想象的。
中国的国内市场和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是“中国还远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 。[375]这是符合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的，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这样。
国内市场的问题，是一个内容十分广泛、研究难度较大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是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角度进行最起码的考察，它显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全面的系统的论证，非导言的篇幅所宜能，它将在本书第三篇第十五章中得到充分的阐述。
（二）要求独立发展的精神
在导言的最后，需要做一点简单的但却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在近代中国，不取消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束缚，要求独立实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中国的产业化，只能是一个幻想，但这并不是否定几代中国人要求实现产业化的努力。中国近代民主化和产业化的要求几乎是同步的，两种要求也是同样炽热的。当孙中山领导的民国政府成立之初，“产业革命”的呼声已经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渴望。“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 ，[376]“产业勃兴，盖可预卜。”[377]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但这种努力，这种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应埋没。
还在孙中山的革命力量处于比较弱小的时候，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崛起，也出现了一批真正为发展民族资本和民族经济而不避艰难的实干人物。20世纪初，当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高潮之际，中国大地上的产业革命的精神也弥漫产业部门的各个领域，除了大工业之外，还表现在铁路、航运、电讯、金融等行业之中。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先进人物群中，被称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和他在1905年设计监修的中国自建、 “与他国无关”的京张铁路就是这种精神的一个代表。[378]
詹天佑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开拓而付出的心血和取得的成就，现在是世所公认的。40多年前大陆出版的一本袖珍的詹天佑传记中，在叙述其为勘测铁道路线时有一段生动的描写：1905年詹天佑接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以后，不但亲历初测路线，而且在复测中，“又亲自率领工程人员背着标杆、经纬仪，在峭壁上定点制图。塞外常有狂风怒号，满天灰沙，一不小心，就有被卷入深谷的危险。但詹天佑不管在任何恶劣的条件下，始终坚持工作，并鼓励大家一起坚持工作。他为寻找一条好的线路，不仅多方搜求资料，而且亲自访问当地的农民征求意见。他常常骑着毛驴在小路上奔驰。白天翻山越岭，晚上还要伏在油灯下绘图计算。他在工作中总是想到：这是中国人自筑的第一条铁路，如果线路选不好，不只那些外国人必然讥笑，还要使中国工程师今后失掉信心。必须选好线路，认真完成它” 。[379]
詹天佑“骑着毛驴在小路上奔驰”的情景，不但被中国人看到，也曾被外国人看到。当时住在北京的英国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G．E．Morrison）就亲眼看到过这样一幅情景。但是这位记者是怎样观察的呢？他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请看这位记者在1905年5月25日写的一篇通讯：
“中国仅有的一位工程师是一个名叫詹的广东人。他已被任命为这条铁路的总工程师。他从未做过独立的工作。而此前他在外国监督之下所进行的华北铁路工程，现在必须从头再来。我们在山口碰上了他和他的同伴。詹骑着一头骡子，两个助手骑着毛驴，苦力们则背着经纬仪和水平仪行进。他们显然不打算测量。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让大批满载的货车免税通过厘卡，以便运销张家口，获取暴利。”[380]在莫理循眼中，詹天佑不是在测量铁路，而是在走私！
“中国会修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没有诞生呢。” “把这一项那么有价值的财产托付给中国人，真是一件万分遗憾的事。”[381]然而，不过4年，这段讽刺便成了笑柄。还是那个莫理循，还是在他所写的通讯中，就撑起自己的嘴巴来：“所有的工程师都告诉我，这项工程是不错的。” “现在如果要在我的报告有意地去抹煞对这条铁路的任何赞美之辞，我以为是不公正的。”[382]
外国人看来气馁了，詹天佑却早就自豪地说：“中国已渐觉醒。” “现在全国各地都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自己的铁路。”[383]“我们已有很多要学习工程的人，这些人互相帮助，互相依靠，就什么都可以做得到。我们相信这条新路一定能够如期完成。”[384]
詹天佑的这段话不是放空炮。这条原来计划需时6年才能完工的铁路，在詹天佑和铁路工人的努力下只用4年时间，便于1909年大功告成，而且还节省了28万余两的工程费用。[385]这在中国筑路史上是罕见的。
詹天佑的行动代表着一个潮流。几乎与此同时，一位并非工程师出身的华侨陈宜禧，凭着他“旅美操路矿业者垂四十余年” 、 “谙熟路工”的经验，怀着“叹祖国实业不兴” 、 “愤尔时吾国路权多控外人之手”的激情，立志要在他的故乡广东台山兴办第一条民营铁路。他打出“不收洋股、不借洋款、不雇洋工”的鲜明旗帜，[386]一身兼任“股款之招集、工程之建设、路线之展筑、公司之管理”的重任，[387]以60岁的高龄“亲自带领勘测队进行选路工作” ，“不仅亲临工地指导建筑工作，还常常拿着镐头和工人们一起干活” 。[388]经历了14年（1906～1920年）的艰苦奋斗，并克服了各种保守势力的阻挠，终于建成了一条全长137公里，有桥梁215座、涵洞236个的新宁铁路。[389]和詹天佑一样，他们的奋斗目标都是要使中国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具有浓郁的产业革命的精神。
轮船航运业中出现了同样的情景。它突出地表现在长江上游的川江航运中。几乎与京张铁路落成的同时，川江上出现了第一艘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轮船——象征着四川对外开通的“蜀通”号。这是一艘吃水三英尺的浅水轮船，它购自英国，组装却是在上海的江南船坞。[390]它的载重虽然不超过百吨，却要在中国人的手中试一试三峡中的激流恶浪。它于1909年9月6日由宜昌开出，经过8天的航程，安全到达重庆，顺利完成穿过三峡的处女航。[391]
首航川江的这条小轮船，是属于一家由四川士绅和商人组成的川江轮船公司的，这是一家在四川收回路矿权利的运动中诞生的华商公司。它的设立是“因虑外人既难终却，曷若鼓舞蜀中绅商自行创办” 。[392]它打着官商合办的招牌，但在经营的过程中却受到官府的阻挠。它虽然得到四川总督赵尔丰在草创时期的赞许，但却遭到湖广总督陈夔龙在营运过程中的反对，以至后来竟一度闹到“蜀通”轮船不准进入湖北的境地，[393]尽管如此，“蜀通”号还是走出了川江。通过“蜀通”的影响，此后数年，川江之上陆续出现了众多的小轮船公司。它们的寿命大都是短暂的，但川江轮船公司却顶住困难，存在了一个相当长的岁月。
在航运事业中，还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华侨对祖国远洋航运的开辟，1915年旅美华侨创立的中国邮船公司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这一年日本以屈辱的二十一条对中国政府进行要挟，旅美华侨纷纷奋起，以抵制日货表示反对。为了打破日本对太平洋航运的垄断，在同年10月集资创立了一家航行太平洋的远洋航运公司，先后购置万吨级轮船3艘，并以金黄的字体“中国”命名第一艘轮船。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了显著的业绩，虽然战后因激烈的竞争和日本的破坏而被迫停业，但它的短暂存留，在中国近代航运史上仍不失为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394]
资本主义工业中焕发出来的产业革命精神也引人注目，作为例证，我们选取人们所熟知的3个企业——张謇的大生纱厂、简照南兄弟的南洋烟草公司和范旭东的久大、永利盐碱工业系统，它们都有艰难的创业历程，都有高度发挥生产力的业绩。没有必要描述它们的全部历史，表现它们之间的共同精神，只需各举一例。
创办久大、永利的范旭东，被人们公认有“一颗炎黄子孙的心” 。如今保留在天津碱厂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22年，当永利正在建厂的过程中，英国卜内门洋碱公司的经理李德立（E．S．Little）曾当着范旭东的面说：“碱对贵国是重要，只可惜办早了一点，就条件来说，再候30年不晚。”面对这种奚落，范旭东的回答是：“恨不早办30年，好在事在人为，今日急起直追，还不算晚。”[395]范旭东的话是有道理的。在此以前将近20年，创立于东北的长春天惠造碱实业公司就曾尝过卜内门碱料“早已畅销我国” ，造成公司“绝大阻碍”的苦头。[396]范旭东的话也是算数的，3年以后，当永利建成并成功出碱时，卜内门的首脑又反过来要求“合作” 。这时范旭东则坚持公司章程：“股东以享有中国国籍者为限” ，将卜内门拒于永利大门外，[397]最终打破卜内门独占中国市场的局面。
这种精神，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玉阶身上同样可以找到。
成立于1905年的南洋烟草公司，本身就有着抵制洋货、收回利权的历史烙印。在1905年收回利权运动中，“不吸美国烟”便是当时的口号。当1902年成立的北洋烟草厂受到欢迎之时，简照南兄弟“便有了开办南洋烟厂的计划” 。[398]烟厂成立以后，中经多次挫折，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才慢慢立定脚跟。我们在上面提到，[399]正当南洋蒸蒸日上之时，曾经多方遏制南洋于襁褓之中的英美烟公司，此时却变换手法，企图以“合办”的方式兼并南洋。这一外来压力，在简氏兄弟之间引起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哥哥简照南认为英美烟公司势力之大，若与之为敌，“无异与恶虎争斗，稍一疏忽，即为吞噬” ，不若与之合并。弟弟简玉阶则坚决表示拒绝，“纵有若何好条件，亦不甘同外人合伙。倘大兄不以为然，弟唯退隐，无面目见人而已。”[400]置爱国之情于手足之情之上的简玉阶占了上风，南洋烟草公司免遭兼并，获得了一段空前的鼎盛时期。
这种精神，同样也见之于张謇在大生纱厂的创业阶段。张謇在封建文士耻于言商的清王朝治下，以“文章魁首”的状元之尊，为创办通州的第一个资本主义企业而全力奔走，这本身就具有明显的为振兴实业而献身的精神。《马关条约》开外国在中国内地设厂之禁，使他的这种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他大声呼号：“向来洋商不准于内地开机器厂，制造土货，设立行栈，此小民一线生机，历年总署及各省疆臣所力争勿予者。今通商新约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尽沾。”[401]日本“今更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 。[402]张謇全力创办大生纱厂，即使还有其他种种原因，也不能抹杀这个基本因素。
众所周知，张謇的实业活动初期遇上了严重的困难。从大生筹办（1895）到开工（1899）的5年中多次陷入筹措资金的困境，几乎到了“百计俱穷” 、 “一筹莫展”的境地。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也曾用招洋股的办法来威胁曾经支持过他的两江总督刘坤一。[403]然而他究竟没有这样做，终于挺了过来，坚持了振兴实业的初衷。
在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创业活动中，还有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考察角度，即少数民族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创业活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上的相对落后，常常掩盖了少数民族本身在当时整个中国所处的大环境中，也存在着奋发向上的产业革命精神。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新疆第一家现代棉纺织厂的建厂活动，虽然是在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厂出现38年后，但从全国各省来看，它却是继江苏、湖北、浙江、河南、河北、山东、湖南、辽宁、江西之后而出现的有纱厂创办活动的省区，在22行省中居第10位。这个以“阜民”命名的纱厂，虽然是当时国内纱厂最小者，但开办之后却“年有赢余” 。[404]这充分体现了作为少数民族集居地的西北边陲对新兴现代工业的向往和奋进。这种冲动不仅表现在这个地区之中，也表现在从这个地区走出的有抱负的人物身上。20世纪初著名的回族实业家魏子青（步云），在1910～1917年之间，先后在内地回族聚集地区的河南开封、郑州和洛阳创建了普临（1910）、[405]普照（1915）[406]和照临（1917）[407]3家电灯公司。而闻名全国的白敬字眼药，就是河北定县回民白泽民的药厂试制成功的。[408]开重庆机器缫丝风气之先的是一家担任过重庆商会会长的回民兄弟。[409]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际，著名的回族知识分子丁竹园向他的同胞大声疾呼：“提倡教育，提倡实业” ，“但求教育与实业日渐发达，宗教也就自然的光荣了。”[410]反映了回族人民发展工业的强烈愿望。
“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的气氛，也弥漫到相对沉寂的手工业中来。中国封建社会中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来得及为中国的机器大工业提供产生的条件，但是在大工业已经产生的土壤上，却不妨出现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化。我们在上面讲过，[411]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初步发展平行，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在相当多的工业部门中，出现了手工业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过渡。这里只选取中国的两大著名手工业——以四川为中心的井盐和以苏南为主体的丝织，让它们来印证这种气氛的弥漫景象。
四川井盐采用蒸汽动力和机械开采的酝酿，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人提到，[412]实际着手是在义和团运动至辛亥革命的10年间，而正式生效推广则在辛亥革命之后，大约又经历了10年的光阴。
作为四川井盐重镇的自贡盐场，是蒸汽采卤诞生之地，走第一步的却是一个经营花纱等生意的商人，他的名字叫欧阳显荣，从1884年起，就在内江经营花纱生意，并在重庆设有庄号。[413]大约与此同时，他又曾在自流井办过井盐，深感“纯用牛力”汲卤的困难。1894年，据说他曾经去过一趟武汉，在汉阳看见长江码头的货轮用起重机装卸货物，便产生了把起重机升降货物的原理用于盐井汲卤的设想。随后通过与他人的合作，设计出一张汲卤机的草图，由汉阳周恒顺五金工厂试制，经过一年的时间，终于制成第一部汲卤机车。随后又运到自流井试行运作，这时已1902年前后，此后两年，对机器不断进行改进。据他自己说：“此井推水较前用牛力推水者加强十倍。”但因机件易于损坏，经常发生故障，“终难获永久之利用” 。[414]一直到1904年以后，才基本上解决了汲卤中的各种问题，机器应用于井盐生产才逐渐得到推广。到1919年止，整个自贡地区盐场中，使用蒸汽机车的盐井，共达37眼之多。[415]尽管后来还有反复，牛推始终没有完全被机推所取代，有的地方牛推还有所回潮，但机推的强大生命力是不容抑制的。在一个拥有201口盐井的大盐场中，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牛推仍达143井，占总数71%，机推58井，占总数29%，但机井产卤却占总产量的82%，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416]
手工丝织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化，在时间上比井盐要晚一些，而且有一个由落后的手工工具向改良的手工工具再向机器生产转变的完整过程。
改良手工工具的引用，最先是日本式的手拉提花丝织机的引进。大约从1912年开始，这种织机先后出现在苏州、杭州、湖州、盛泽，而电机的引用则首先见之于1915年的上海。[417]至于苏杭等地手工丝织业中由改良工具向机器的过渡，则迟至20世纪的20年代以后。苏州手工丝织在正式引用改良手工工具之后7年就进而引进电力织机，[418]杭州的手工丝织业在1919～1926年之间，也“由旧式木机一变而为手拉铁木合制机，再变而为电机” ，[419]稍后更扩大到湖州、宁波等处。
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手工业，在20世纪之初再现了18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产生时期手工与机器的对抗。四川井盐业第一部汲卤机车出现时，多数井户持反对的态度。最先试办机车推卤的欧阳显荣，甚至碰到“没有井户把盐井出租给他推汲”的尴尬处境。[420]苏州第一家引用电力织机的苏经绸厂，也引起了传统手工业者的恐惧和反对，经常受到他们的“来厂滋扰” ，以至厂主不得不请求地方当局的“保护” 。[421]
正由于此，由手工向机器的转变，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进程。欧阳显荣为了向手工井户证明机器生产的优势，不惜将他长期从事的花纱生意停下来，把营业权和房产予以变卖，三赴汉阳，聘请翻砂工，制造车盘、车床、车钻、车挂和双牙轮等部件反复试验，通过同各种阻力和困难的斗争，终于成功地安装起第一部汲卤机车，为以后的推广打下了基础。[422]而苏州丝织业中采用机器生产的厂家，在变木机为拉机、电机，变土丝为厂丝、人造丝，变分散织造为集中生产三个方面，也作出了艰巨和富有成效的努力。“进行之神速，出品之精良，实有一日千里之势。”[423]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产业革命的精神。
在变化最小、最少的农业中，人们也能察觉到这种精神的存在，因为“和机器、蒸汽、电力和化学的发明一样，新果实和新树种的发现和传布，也是一种惊人的创造” 。[424]
应该承认，在近代中国，农业中的“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 ，并没有“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农业和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 ，也没有“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 。[425]但是在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向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扩散的影响下，这个内里保持不变的最大经济部门的表层上，也出现了若干新的斑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20世纪初开始大量出现的新式垦殖企业。我们在上面提到，[426]这些农垦企业绝大部分是徒具形式，既少自营，更少更新生产工具和技术，同资本主义农场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这些农场的出现究竟是前所未有的，其中不能说没有一点资本主义的影响。这些企业的创办者，不少是接触过西方资本主义的人物，如1906年在海南岛创办中国第一家橡胶垦殖公司的何麟书，是一位曾经在英国殖民地马来西亚橡胶园里对橡胶树的培植管理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华侨；1907年在黑龙江成立的兴东公司，它的创办者也是一名久居国外的华侨；1916年在江苏宝山创设一家万只养鸡场的何拯华，则是一位曾经“留学毕业返国”的洋学生。有的农场的经营管理，也能吸收一点资本主义的经验，如1905年成立的浙江严州垦牧公司，其种植技术“悉仿日本新法” ；1906年在广东嘉应成立的自西公司，也声称“参用西法试种橙、橘、松、杉、梅、竹各种木植；1907年在黑龙江成立的瑞丰公司和上述的兴东公司据说都曾“置备火犁，进行开垦” ；[427]而著名的棉业家张謇在1901年首创的通海垦牧公司，则更具体提出怎样“采用美国大农法”于棉、麦的种植。[428]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先行者的试探，表现出创办者的主观意图乃至努力目标，这是无可置疑的。
同在手工业中一样，在农垦业中也存在着新旧努力的冲突。张謇创办垦牧公司，“有排抑之人，有玩弄之人，有疑谤之人，有抵拒扰乱之人” 。同何麟书齐名的另一华侨梁炳农，1911年在南京后湖创立了一个江宁富饶垦牧场，还没有正式开办，就受到了“湖民全体”的“聚集”反对，原因是农场成立以后他们会“陡失生机” 。[429]
同在其他行业中一样，新式农垦业的兴起也包含着创业者的艰苦努力和革新精神。被誉为海南橡胶鼻祖的何麟书，在森林莽苍、蔓藤纠葛、荆棘丛生、山岚瘴气的海南岛上，开发这块沉睡的土地，的确饱含了无限辛酸。他胼手胝足，身体力行，不顾不服水土，吃住在山林，不顾身患重病，仍然坚持工作，艰苦备尝，终于垦出了200多亩胶园，为农场奠定了基础。[430]他又是一个勇于探索、百折不回的革新者。他在海南岛引进橡胶，最初的方法是播种橡胶种子，但是一连3年，几次播种全都失败，集来的股本付诸东流。在股东纷纷要求退股的情况下，何麟书毫不动摇。他变卖自己的产业，清偿旧股，重招新股，继续进行试验，精心培育，终于探索出一条从播种树种到移植树苗的成功办法。[431]不到10年工夫，乳白色的胶汁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从橡胶树上流了下来。[432]应该说这种努力也代表着产业革命的精神。
最后，为实现中国产业化而奋进的精神，也体现在为产业服务的金融和商业活动之中。1915年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强手如林的外国银行势力环伺之下，陈光甫以仅仅10万元（实收7万元）的创业资本，迅速崛起于上海金融界。他为上海银行亲手制定的行训是“服务社会，辅助工商，抵制国际经济侵略” 。[433]明确宣布他的办行宗旨是“帮助中国人多创造生利的机会” ，“为国家挽回利权” 。[434]为了和在华的外国银行竞争，充分发挥中国银行的优势，他甚至派出牛车，带上宣传上海银行的影片，深入外国银行势力还达不到的农村，吸收农民的零星小额存款。“安全而有效地”保护农民的利益，使得当时外国在华势力最大的汇丰银行，也只好“望洋兴叹” 。[435]
商业活动中出现了同样或类似的情况。面对英美烟公司在中国销售网的扩张，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针锋相对，也在全国主要口岸设立37个分公司，在533个城镇设立971个代销点，用高薪雇用几千名推销员，与代理店家建立稳固的业务联系，和英美烟公司展开有力的竞争。[436]而刘鸿生经营火柴工厂，在外国火柴泛滥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形势下，“避开［上海］这座大都市，而集中力量占据内地的中小城市” 。他最初将火柴工厂设在外国火柴比较难以进入的内地中等城市苏州和九江，取得了坚实的立足之地。[437]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最后都失败了，所有的希望最后都落空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从呼唤“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的1912年起，又奋斗了36年，中间经受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又接受了长达8年的颠簸磨砺。在抗日战争结束之际，他们辛苦创建的大后方工业却被当时的执政者看成是“无论在资金、设备、技术各方面，都根本不算工业，不如任其倒闭” ，[438]接受了一张“宣告死刑的判决书” 。中国民族资本的可悲结局，充分证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产业革命的愿望。
【注释】
[1]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导言》中有的地方上溯到1895年以前或下延至1927年以后。
[2]关于这一提法的理论依据和学术界对此展开的讨论，请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3期和1990年第2期的有关文章。
[3]在中国与外国所订的借款合同中，甚至出现中国不得提前还清债款的规定。参阅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1957年版，第639页（以下简称《旧约章》）。
[4]关于每项特权的具体内容，请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0集，《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近代中国的特权》一文，此处不一一叙述。
[5]《旧约章》第一册，第312、309页。
[6]《旧约章》第一册，第623页。
[7]《旧约章》第一册，第739页。
[8]《旧约章》第一册，第749、768页。
[9]《矿务档》二，1950年台湾版，第832～833页。
[10]《旧约章》第二册，1959年版，第108页。
[11]Millard’s Review，1926年6月5日。
[12]《旧约章》第一册，第468页。
[13]《旧约章》第一册，第623页。
[14]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胡滨译本，1959年版，第134页。
[15]《旧约章》第一册，第740页。
[16]肯特：《中国铁路发展史》，李抱宏等译本，第六章，1958年版；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980年版，第65页。
[17]《旧约章》第一册，第97页。
[18]《旧约章》第一册，第616页。
[19]《旧约章》第一册，第690页。
[20]《旧约章》第一册，第673、784页。
[21]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421页。
[22]《旧约章》第一册，第786页，参阅第349页。
[23]《旧约章》第二册，第112～113页。
[25]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12月18日，第129页，12月22日，第836页（以下简称Herald）。
[26]《旧约章》第一册，第616页。
[27]S．Cochram：Big Business in China，1980年版，第42页。
[28]朱
：《中国租税问题》，1936年版，第484～488页；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王绍坊译本，1957年版，第366页。
[29]《旧约章》第一册，第349页。
[30]China Maritime Customs：Handbook of Customs Procedure at Shanghai，1921年版。
[31]《旧约章》第一册，第1006页。
[32]《旧约章》第二册，第795页。德华和道胜先后于1917年和1926年退出，以后由汇丰独管。
[33]S. F. Wright：China’s Revenue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11，1935年版。参阅作者所编《有关辛亥革命后关余问题的若干史料》（抄件）。
[34]《旧约章》第二册，第869页。
[35]《旧约章》第一册，第735页。
[36]J．K．Fairbank：The I．G．in Peking，1975年版，第1152页。
[37]F．H．H．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Banking Corporation．卷1，1987年版，第553页。
[38]《旧约章》第一册，第629页。
[39]《旧约章》第二册，第709页。
[40]原定借款额为1000万英镑（《旧约章》，第704页），实际只先行垫款40万英镑。参阅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926年版，第50～51页。
[41]《旧约章》第二册，第831页。
[42]《旧约章》第二册，第874页。
[43]《旧约章》第二册，第868页。在此以前，例如在1895年，汇丰银行借款，1896年英德借款和1898年英德续借的合同中，也有类似规定。参阅《旧约章》第一册，第599、642、735页。
[44]参阅上文，第6页，注1。
[45]《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0集，上引文。
[46]海斯等著：《世界史》，三联书店中译本，1975年版，第1190页。
[47]F. H．H. 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卷3，1988年版，第40页。
[48]C．Mackenzie：Realms of Silver，1954年版，第263页。
[49]海关总署研究室编：《辛丑和约订立以后的商约谈判》，1994年版，第33页。
[50]海关总署研究室编：《辛丑和约订立以后的商约谈判》，1994年版，第33页。
[51]《旧约章》第二册，第104～106页。
[52]Herald，1902年10月22日，第850页。
[53]Herald，1902年10月29日，第902页。
[54]《旧约章》第二册，第106～107页。Herald，1902年10月29日，第899页。
[55]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371～372页。
[56]J．Arnold：China，A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Handbook，1926年版，第173～174页。
[57]F．E．Lee：Currency，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1926年版，第102页。
[58]F. H. H. 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卷2，第260页。
[59]T．W．Overlach：Foreign Financial Control in China，1919年版，第278页。
[60]F. H. H. 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卷2，第251页。
[61]《旧约章》第二册，第108页。
[62]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354页。
[63]Lo Hu-min编：The Correspondence of C．E．Morrisson，Ⅱ，1978年版，第248页。
[64]《皇朝掌故汇编》外编，卷24，矿务2，1902年版，第43页。
[65]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648页。
[66]《辛丑和约订立以后的商约谈判》，第95页。
[67]Punch．1857年8月15日。引自C．Mackenzie：Realms of Silver，第3页。
[68]C．Mackenzie：Realms of Silver，第4页。
[69]根据汇丰银行1995年上半年营业报告。
[70]《旧约章》第一册，第616页。
[71]《上海港口大全》，1928年版，第120、122页。参阅《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转引自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985年版，第97页。
[72]S．F．Wright：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1950年版，第771页。
[7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张汇文等译本，卷3，1960年版，第412页。
[74]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以下简称Commercial Reports），1876年，上海，第20页。
[75]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980年版，第671页。
[76]Herald，1898年4月11日，第613页。
[77]Commercial Reports，1881～1882年，重庆，第19页。
[78]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83年版，第317～321页。
[79]ChinaMail报道，Herald，1880年7月13日，第32页转载。
[80]North China Daily News，1865年5月27日，第490页。
[81]North China Daily News，1865年5月27日，第490页。
[82]Heraid，1880年11月18日，第460页。
[83]Heraid，1897年3月26日，第547页。
[84]刘鉴唐、田玉堂主编：《利顺德百年风云》，1993年版，第311～314页。
[85]《光明日报》，1995年7月14日慕尼黑电。
[86]F．M．Tamagna：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1942年版，第118页。
[87]参阅《时务日报》，1898年6月3日。
[88]洪瑞涛、潘起陆：《我国铁路煤炭运输研究报告》（油印本）第4册，1934年版，第184页；引自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450页。
[89]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451页。
[90]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457页，参阅U. S. Consular Reports，1912年，第27号，第503页。
[91]《旧约章》第一册，第310页。
[92]《旧约章》第一册，第394页。
[93]Herald，1902年10月22日，第850页，10月29日，第901页。
[94]Herald，1902年10月29日，第904页。
[95]《东方杂志》，4年6期，财政，1907年6月，第91页。
[96]1904年矿务暂行章程，第34、35条。
[97]《东方杂志》，3年4期，财政，1906年4月，第39页。
[98]《财政说明书》，山东省，杂税，1915年版，第5页。
[99]《东方杂志》，3年4期，财政，1906年4月，第39～41页。
[100]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以下简称《关册》），1913年杭州口，第971页。
[101]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1996年版，第160页。
[102]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1937年7月，第346～347页；Nankai Index Numbers，1936年，1937年版，第37～38页。国定税则委员会编：《上海物价年刊》，1936年，第8、112页。
[103]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程麟荪译本，1984年版，第337页。
[104]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本，1981年版，第291页。
[105]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75页。
[106]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75页。
[107]《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序幕——鸦片战争前清帝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见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83年版，第7～66页。
[108]T．R．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1881，1931年版，第51页。
[109]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1929年版，第25页。
[110]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中国生丝对外贸易手续》，1932年版，第4～5页。
[111]D．K．Lieu：The Silk Industry of China，1941年版，第xiv～xv页。
[112]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962年版，第973～978页。
[113]茶商运茶到上海，水脚、税银、保险等费多需茶栈代垫。参阅《上海茶业会馆规条》，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1995年版，第590页。
[114]London and China Express，1882年9月1日，第939页。
[115]张之洞：《裁撤茶商捐助书院经费折》，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二十六日，见《张文襄公奏稿》卷20，第27页。
[116]Chi-ming Hou：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1973年版，第114页。
[117]《大生资本集团史》，1979年油印本，第129～130页；南通市档案馆等：《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1987年版。
[118]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6年版，第83页。
[119]系根据中国征信所的调查，参阅《中国工业》，1949年12月号。
[120]Chi-ming Hou：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第113页。
[121]新增各例之资料来源，主要有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刘鸿生企业史料》；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等：《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天津南开经济研究所等：《启新洋灰公司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等。
[122]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年版，第197～198页。
[12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0集，1988年版，第201～203页。
[124]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353～354页。
[125]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03页。
[126]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95页；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1985年版，第86页。
[127]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序言，第2页；正文，第38页。
[128]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113页。
[129]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425页。
[13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111页。
[13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111页。
[132]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114页。
[133]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119页。
[134]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二册，1983年版，第835页。
[135]国民党政府上海市社会局：《上海之工业》，1930年版，第101～102页。
[138]风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第30页，未著出版年月。
[139]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926年版，第109页。
[140]Chi-ming Hou：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第40页。
[141]T. W. Overlach：Foreign Financial Control in china，1919年版，第i页。
[142]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1930年版，第116页。
[143]China Association Minute Book，1898年3月23日。转见N. A. Pelcovits：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1948年版，第216～217页。
[144]Overlach：Foreign Financial Control in China，第ii～iii页。
[145]卡梅龙：《世界经济史·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第90、165页。转见徐正林、郭予庆：《近代英国“大农业”体制新论》，载《历史研究》1995年3期。
[146]卡梅龙：《世界经济史·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第90、165页。转见徐正林、郭予庆：《近代英国“大农业”体制新论》，载《历史研究》1995年3期。
[147]应当同时注意到中国人自己对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例如在中国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博览会——1910年南洋劝业会的展览厅中，人们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自制的一种将点穴、撒种、施肥、覆土一次完成的播种机（参阅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南洋劝业会游记》，1910年版，第20页）。但从总体看，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仍然主要表现在外国农业机械的引进上。
[148]这方面的信息，常见于当时的传媒。参阅《教会新报》，2卷55号，1869年10月2日； 《上海新报》，1869年10月19日； 《申报》，1887年3月27日。
[149]如在东北地区，1907年有使用“外国火犁”的记载，1915年有使用“汽犁” ，“以机械垦辟”的记载。参阅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957年版，第696页；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57年版，第512页。
[150]《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514～515页。
[151]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下册，1985年版，第846页；薛暮桥、冯和法编：《中国农村论文选》上，1983年版，第491页。
[152]《上海新报》，1869年10月19日。
[153]J．Arnold：China．A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Handbook，1926年版，第89页。
[154]J．Arnold：China．A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Handbook，第101页。
[155]黄光域编：《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1995年版，第39页。
[156]вестник маньужурии，1929年第3期，第33页。
[157]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57年版，第876页。
[158]《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下册，第843页。
[159]《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下册，第846页。
[160]Herald，1907年10月25日，第205，11月8日，第333页。
[161]《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9页。参阅《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876～877页。
[162]“哭牛如哭子” ，见宋人萧立之诗。
[163]T．G．Rawski：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1989年版。参阅《近代中国》第五辑，1995年版，第215页。
[164]《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878页。
[165]《 〈中国农村〉论文选》上，第492～494页。
[166]陈伯庄：《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附件一，1936年版，第4～5页。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879～880页。
[167]朱英：《辛亥革命前的农会》，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168]黄宗坚：《种棉实验说》，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891页。
[169]张之洞：《张文襄公公牍稿》，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891页。
[170]赵尔巽：《推广农业种棉织布折》，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893页。
[171]《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893、895页。
[172]C．R．Maguire：China Stock ＆ Share Handook，1926年，第318页。
[173]《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1931年，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929页。
[174]《农业周报》，1930年10月26日，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930页。
[175]《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1931年，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930页。
[176]高景岳、严学熙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1987年版，第298页。
[177]《农商部第一次农商统计表》，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97页。
[178]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序，1927年版；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6，1920年版，第24页。
[179]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1988年版，第178页。
[180]《时报》，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十一，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15、696页。
[181]《宝山县续志》，实业志，卷6，转见毛德鸣：《中国近代新式农垦企业初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94页。
[182]《东方杂志》，2年7期，转见毛德鸣：《中国近代新式农垦企业初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94页。
[183]《东方杂志》，3年3期，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878页。
[184]《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96页。
[185]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2，1933年版，第29～30页。
[186]《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80页。
[187]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1986年版，第126～132页；参阅《农商公报》，1915年12月，调查，第17～18页。
[188]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1982年版，第53～54页。
[189]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第314～315页。
[190]《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81页。
[191]资料来源：棉花、花生、芝麻、油菜籽4项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215页；烟叶、大豆两项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1983年版，第182、214～215页。
[192]《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201～202页。
[193]《农商公报》，1923年1月，第33页，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96页。
[194]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6年版，第12页；参阅《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一期，第83页。
[195]《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239页。
[196]《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238页。
[197]《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632～633页。
[198]薛暮桥：《农产商品化和农村市场》，载《中国农村》，2卷7期，转见《 〈中国农村〉论文选》，第515页。
[199]杨钟健：《北四省灾区视察记》，载《东方杂志》，17卷19期，1920年10月，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212页。
[200]《农商公报》，1916年第18期，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212页。
[201]曾经有人估计20世纪20～30年代的农产商品率为30%～40%，见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宋海文等译本，1984年版，第149页；许多地区高达50%～60%，见J．L．Buck：China’s Farm Economy，1930年版，第84页。当然，这都是各自的估计，并不排斥其他的估计。
[202]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第72页。
[203]刘克祥：《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商品化》，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集，1988年版。
[204]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第303号，1926年，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425页。
[205]乔启明：《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425页。
[206]《湖南实业杂志》，104号，1929年，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425页。
[207]《中国农村》，1卷4期，1935年1月，第67页。
[208]《湘滇线云贵段附近各县经济调查报告书》，1929～1930年调查，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425页。
[209]这是中国学者章有义的话，见其所著：《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计量研究的几则根据》，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210]这是美国学者奈特（F．H. Knight）的话，见其所著：《论经济学的历史和方法》，1956年版。引自《近代中国》，1995年第五辑，第331页。
[211]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1933》，1947年版，第48页。巫氏后来对此又作了修正，但变动不大。参阅《社会科学杂志》，9卷2期，1947年12月。
[212]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41页。按刘、黄二氏原估计有高、低两种，此处所用者为低估计。
[213]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288页。
[214]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73页。
[215]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19、22页。
[216]《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70页。
[217]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1985年版，第192页。
[218]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37～38页。
[219]《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73页。
[220]《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72页。
[221]最近公布的一项关于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的粮食生产研究指出：19世纪末这3省的粮食亩产“也逐渐恢复到清代盛世的水平” ，但也认为“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大幅度趋减，近代农业已危机四伏，不容乐观” 。参阅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1995年版，第331页。
[222]《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407页。
[223]《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406页。
[224]《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37～38页。
[225]《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年，卷1，第236页； 《东北经济小丛书，（3）农产（生产篇）》，第2页，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38～39页。
[226]《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141页。
[227]参阅P．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5，1990年版，第13页。
[228]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41页。
[229]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41页。
[230]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第55～56页。
[231]1898年曾公布《矿务铁路公共章程》，故曰“重订” 。
[232]《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7册。
[233]《时报》，1915年11月18～20日。
[234]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8页，参阅《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68页。
[235]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71～73页。
[236]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980年版，第186页。
[237]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980年版，第224页。
[238]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980年版，第225页。
[239]这是当时人的揭露。参阅《中华实业丛报》，1914年3月。转见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226页。
[240]《铁路协会杂志》，1912年12月。转见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226页。
[241]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26～27页。其中1898年章程引文有误，“无论如何，兴办统治全工，用款若干” ，应为“无论如何兴办，统估全工用款若干” 。
[242]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参阅《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第40、43页。
[243]参阅《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第44页。
[244]《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26页。
[245]朱英：《论清末的经济法规》，参阅《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97页。
[246]《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28～29页。
[247]《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31～33页。
[248]《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合办矿务章程》，第十六条，参阅《旧约章》第一册，第766页。
[249]《山东华德矿务公司章程》，第十七款，参阅《旧约章》第一册，第951页。
[250]李庆芳编：《山西矿务档案》，第17页，《矿业报告》第一册，第10页；参阅薛毅：《英国福公司在中国》，1992年版，第72～73页。
[251]Herald，1907年7月2日，第69页。
[252]《大公报》，1904年2月5日，参阅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405页。
[253]朱英：《袁世凯晚清经济思想及其政策措施》，参阅《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第86页。当然，这只是就他们各自强调的方面而言。
[254]《张文襄公全集》，参阅陈均、任放：《张之洞经济理论思想探真》，见《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97页。
[255]《北洋公牍类纂》，卷21，参阅《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第86页。
[256]《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第86页。
[257]《茶商陈述茶税繁重情形文》，见《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年，1989年版，第1439～1440页。
[258]代鲁：《再析汉阳铁厂的“招商承办” 》，参阅《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91、205页。
[259]据1902年《粤商承租湖北布、纱、丝、麻四局章程》，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579页。
[260]《张文襄公全集》，参阅《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101页。
[261]参阅《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四期，第205页。
[262]陈旭麓等编：《汉冶萍公司》（一），1986年版，第178～179页；参阅《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205～206页。
[263]《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68；参阅《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98页。
[264]虞和平编：《经元善集》，1988年版，第106页。
[265]《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5，第19页。
[266]参阅《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206页。
[267]1908年户部改为度支部，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民国成立之后，始更名为中国银行。
[268]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后，正副总办改为正副监督，并增派监理官2人，监理该行一切事务。
[269]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三十日度支部：《改户部银行为大清银行并厘定各银行则例折》，参阅邓先宏：《中国银行与北洋政府的关系》，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集，1998年版，第280页。
[270]翁先定：《交通银行官场活动研究》（1907～1927），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集，第390页。
[271]《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69～70页。
[272]《总商会电驳交通部不负交通银行责任》，见《申报》1916年6月18日，转引自徐鼎新等著：《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1991年版，第214页。
[273]《银行周报》，7卷45号，参阅杜恂诚：《中国近代资本主义金融业》（1895～1927年）。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增刊，第82页。
[274]参阅《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1958年版，第4758页。
[275]参阅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1991年版，第30～31、107页。
[276]历年海关报告，参阅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第72～73页。
[277]《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序，第22、24页；正文，第1069页。
[278]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74、77页。
[279]《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649页。
[280]《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914、918页。
[281]《中国公路运输史》第1册，1990年版，第146～147页。
[282]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1985年版，第470页。并请参阅本书第14章第2节。
[283]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480～481页。
[284]中国电报总局历年收支清单。转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一卷，1994年版，第584页。
[285]中国电报总局各年清账，承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徐元基先生提供。
[286]Herald，1903年9月25日，第640页。
[287]《清史稿》卷152，交通四，第16册，1976年版，第4479～4480页。
[288]张国辉：《论汉冶萍公司的创建、发展和历史结局》，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9页。
[289]参阅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957年版，卷2，第386～393页；卷3，第72～82页。
[290]《关册》，1920年，上海口，第49页；参阅杜恂诚：《民族资本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1991年版，第159页。
[291]杜恂诚：《民族资本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第159页。
[292]《时报》，1912年11月3日。
[293]参阅杜恂诚：《民族资本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第504～505页。
[294]Herald，1907年11月1日，第265页。
[295]1919年成立的边业银行，拟在库伦设立分行。
[296]《上海钱庄史料》，1960年版，第188、191页。
[297]《上海钱庄史料》，1960年版，第802～804页。
[298]汪仁泽：《钱业领袖秦润卿》，参阅《浙江文史资料》第39辑，第178页。
[299]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79页。
[300]《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09页。
[301]Herald，1907年11月1日，第276页。
[302]《中国公路运输史》第1册，第146～147页。
[303]张国辉：《中国棉纺织业1895—1927年的发展和不发展》，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0集，第203、212页。
[304]徐新吾、杨淦：《抗战前民族资本面粉工业对外资竞争的相对优势》，参阅《近代中国》第7辑，第281页。
[305]参阅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42页。
[306]张国辉：《甲午战后四十年中国现代缫丝工业的发展和不发展》，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92～93页。
[307]《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上海口，第30页，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93页。
[308]《上海市缫丝业同业公会档案》，转见张国辉：《近代上海地区缫丝工业研究》，参阅《上海研究论丛》第6辑，1991年版，第70页。
[309]Herald，1907年12月20日，第693页。
[310]张国辉：《论汉冶萍公司的创业、发展和历史结局》，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25页。
[311]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1988年版，第324页。
[312]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1988年版，第326页。
[313]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1988年版，第363页。
[314]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第164～165页。
[315]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第164～165页。
[316]以上据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1985年版，第86、96页。
[317]《荣家企业史料》上册，1962年版，第406页。
[318]《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第577页。
[319]《关册》，1898年，杭州，第340页。
[320]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下册，第897页。
[321]江西省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编：《景德镇陶瓷史稿》，1959年版，第271页。
[322]参阅赵冈等：《中国棉业史》，1983年版，第235～236页。
[323]《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徐雪筠等译本，1985年版，第188页。
[324]《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第82页。
[325]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1982年版，第46页。
[326]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1982年版，第51～54页。
[327]《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第82页。
[328]《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46页。
[329]《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3页。
[330]《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4页。
[331]里默：《中国对外贸易》，卿汝楫译本，1958年版，第173页。
[332]《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秦皇岛口，第182～183页。
[333]何炳贤：《对于发展国际贸易的几点意见》，载《国际贸易导报》，4卷2号，参阅张迪恳：《外国洋行垄断生丝输出对上海地区丝厂业的影响》，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123页。
[334]武育斡：《中国国际贸易概念》，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113页。
[335]《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102页。
[336]参阅上文，第29～31页。
[337]《外商洋行掠夺华丝出口的片断史料》，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122页。
[338]Tonying Silk Trading Company：China Raw Silk，1931年版；徐新吾主编：《上海对外贸易》上册，1989年版，第287页。
[339]《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157页。
[340]吴承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参阅《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10～111页。
[341]《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07页。
[342]《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28页。
[343]沈祖炜：《1895—1927年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参阅《近代中国》第4辑，1994年5月版，第343页。
[344]《中国经济周刊》，1925年2月14日，第9页。
[34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张汇文等译本，1957年版，第31页。
[346]《农商公报》，1925年7月，专载，第10页。
[347]Herald，1907年9月19日，第605页。
[348]《江西商务说略》，参阅《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148页。
[349]《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283、284～285页。
[350]Herald，1907年11月22日，第454页。
[351]《东西商报》，1900年，参阅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1957年版，第305页。
[352]张謇: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三册，卷7，1931年版，第2页。
[353]王兆桢：《旧中国的常关》，见《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经济工商编，原稿。
[354]中兴煤矿原为中德合办，1899年归华商独办。
[355]《东方杂志》，1906年4月，参阅《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132～1133页。
[356]《东西商报》，1900年商41，第13页，参阅《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312页。
[357]《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285页。
[358]《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285页。
[359]《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296页。
[360]参阅上文，第23～24页。
[361]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451页。
[362]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451页。
[363]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447～457页。
[365]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转见陈潮：《从齐价合同看轮船招商局与外国资本的关系》，参阅《近代中国》第1辑，1991年4月版，第95页。
[366]《旧约章》第二册，第113页。
[367]《旧约章》第一册，第394页。
[368]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20，第1页。
[369]Herald，1898年5月2日，第769页。
[370]《辛丑和约订立以后的商约谈判》，第32页。
[371]汪敬虞：《立德和川江的开放》，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106页。
[372]《交通史航政编》第一册，1935年版，第4～5页。
[373]《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1964年版，第182页。
[374]小麦据上海银行调查部：《小麦及面粉》，1932年版，第122、123页。纸烟据Herald，1926年10月23日，第152页。参阅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6卷，第1期，第35页。
[375]吴承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参阅《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11页。
[376]《1912年工业建设会发起趣旨》，见《民声日报》，1912年2月28日。
[377]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1912年4月1日，见《孙中山全集》，卷2，1982年版，第322页。
[378]在此之前的1902年，詹天佑已经独立修建自河北新城到易县全长42．5公里的新易铁路，并以缩短工期和节省费用而初露头角。
[379]徐盈、李希泌、徐启恒：《詹天佑》，1956年版，第32页。
[380]Lo Hui-min编：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Ⅰ．1976年版，第306～307页。
[381]Lo Hui-min编：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Ⅰ．1976年版，第307页。
[382]Lo Hui-min编：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Ⅰ．1976年版，第534页。
[383]吴相湘：《詹天佑是国人自筑铁路的先导》，见台湾《传记文学》，1983年11月号。
[384]徐盈、李希泌、徐启恒：《詹天佑》，第33页。
[385]徐盈、李希泌、徐启恒：《詹天佑》，第43页；凌鸿勋：《詹天佑先生年谱》，1961年版，第62～65页。
[386]《新宁铁路股份簿》，参阅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1989年版，第430页。
[387]《陈宜禧敬告新宁铁路股东及各界书》，参阅《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第435页。
[388]莫秀萍：《陈宜禧传略》，参阅《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第472页。
[389]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1988年版，第173页。并请参阅上文，第68页。
[390]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1985年版，第410页。
[391]《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卷1，宜昌口，第261页，参阅聂宝璋：《川江航权是怎样丧失的》，见《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第144页。
[392]《商务官报》，1909年第3册，第38页，参阅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版，第375页。
[393]《交通史航政编》第3册，第1253页，参阅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410页。
[394]张心澄：《中国现代交通史》，1931年版，第289页。
[395]《永利厂史资料》（1）48/53，第110～126页，参阅《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2辑，1983年版，第3～4页。
[396]《长春天惠造碱实业公司概略》，见《劝业丛报》，2卷2期，参阅《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2，第388页。
[397]《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2辑，第4页。
[398]清源：《简玉阶先生和他的事业》，见《经济导报》，1947年第2期；参阅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89页。
[399]参阅上文，第36～37页。
[400]《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111页。
[401]《条陈立国自强疏》，见《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参阅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1986年版，第48页。
[402]《条陈立国自强疏》，见《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参阅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1986年版，第48页。
[403]《张謇致沈敬夫函札》（稿本），参阅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第60页。
[404]《棉业月刊》卷1，第7期，1937年1月，第1120页；参阅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附录一，第364页。
[405]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957年版，第51页。
[406]《嵩岳日报》，1916年12月23日。
[407]吴世勋：《河南》，1927年版，第259页。
[408]郑勉之：《近代江苏回族经济概况》，载《宁夏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409]《温少鹤事略》，载《重庆工商人物志》，1984年版。
[410]北京《正宗爱国报》，1912年1月15日。以上俱转见答振益：《辛亥革命与回族的振兴和发展》，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
[411]参阅上文，第83页。
[412]《关册》，重庆口，1891年，第68页。
[413]张学君：《四川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97页。
[414]自贡市档案馆475号案卷，《欧阳显荣呈文》，参阅《四川井盐史论丛》，1985年版，第335～336页。
[415]钟长永据林振翰所著：《川盐纪要》订正，参阅《四川井盐史论丛》，第340页。
[416]吴天颖、冉光荣主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985年版，第250～251页，井口数有校正。
[417]王翔：《中国传统丝织业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过程》，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86～87页。
[418]苏州档案馆藏档案资料。见王翔上引文，参阅上引杂志，第88页。
[419]《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3，第73页。
[420]《四川井盐史论丛》，第337页。
[421]王翔：《中国传统丝织业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过程》，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88页。
[422]《四川井盐史论丛》，第336～337页。
[423]王翔：《中国传统丝织业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过程》，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92页。
[424]Herald，1906年10月19日，第153页。
[425]参阅《资本论》第1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版。
[426]参阅上文，第48～50页。
[427]《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96页。
[428]《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2，第29～30页，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94页。
[429]《时报》，1911年4月28日。
[430]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第314页。
[431]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第314页。
[432]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第180页。
[433]蔡墨屏、潘泰封：《陈光甫的思想和企业简析》，参阅寿充一编：《陈光甫与上海银行》，1991年版，第147页。
[434]上海银行编：《陈光甫先生言论集》，1949年版，第89、115页。
[435]W．H．Evans Thomas：Vanished China，1952年版，第160～161页，参阅F．H．H．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卷3，1988年版，第101页。
[436]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编：《工商史苑》，1991年第1期，第3页，参阅《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87～102页。
[437]高家龙：《进入上海租界的三条道路：1895—1937年火柴业里的日本、西方和华资公司》，参阅《上海研究论丛》第3辑，1989年版，第234页。
[438]齐植璐：《抗战时期工矿内迁与官僚资本的掠夺》，见《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2辑，1983年12月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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