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好显示与公共选择

第一节　偏好显示与公共选择

一、偏好显示问题

偏好是个人对产品或服务的主观看法，在给定相同的条件约束下，一个人如果选择了A而不选择B，则表明他对A的偏好胜过B。这种主观的偏好自己无法呈现，只有借助于其他的东西显示自己。产品的供给决定，以了解消费者的偏好为成功的前提。在私人产品市场上，通过观察消费者的实际购买行为，可以推断出个体对私人产品的偏好的信息。因为排他性使得不真实披露自己需求信息的消费者无法实现其最大化，市场会促使消费者显示其偏好。而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导致了人们倾向于隐瞒自己的偏好，以达到搭便车的目的。因此，公共产品的个人偏好的显示就成为一个问题。如果每个人都想搭便车而隐藏其对公共产品的真实需求，公共产品将无法提供。

怎样才能让人们显示对产品的需求信息呢？反观私人产品的偏好显示，我们可以发现，个人之所以能够显示其对产品的偏好，原因有二：第一，消费者面对的选择是真实具体的，经济学家认为，除非人们面对具体的权衡取舍，即为了得到一个东西而不得不放弃另一个东西，否则他们不会认真考虑他们的选择；第二，人们最终的获益与他自身的选择而不是别人的选择相一致。而这两条在公共产品或服务领域都不具备。进一步说，在私人产品市场上，决策者（消费者）是掌握偏好并作出决策（是否购买）的人，而在公共产品市场上，通常决策者（消费者的代表，通常是政府）并不天然掌握消费者的偏好，因此他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获得他所代表的所有消费者的偏好的信息。

二、公共产品的个人偏好和投票均衡

究竟应该在公共产品上花费多少，每个人的看法不同。首先每个人对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偏好不同，正如有些人偏好中餐，有些人偏好西餐一样，是纯个体性的感受，不需要理由。其次收入和税收也会对人们对公共产品的看法产生影响。一般来说，收入越高，对所有产品的需求都大，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大，此所谓收入效应。但是税收越高，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就越小，此所谓价格效应。富人的收入比穷人高，但在许多国家，富人要为公共产品支付的价格也比穷人高。所谓税收价格（tax price）是指政府增加1元支出时，个人必须额外支付的数量。个人支付的税收总额等于税收价格乘以政府支出。由于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的方向相反，因此不能直接得出富人的意愿需求和穷人的意愿需求的高低的结论，而要联系收入，针对不同的税收价格进行具体的分析。在统一税制、比例税制、累进税制和累退税制的情况下，总效应有很大的不同。统一税制指的是不管收入多少，每个人都要支付同样的税收数量；比例税制是指每个人按照相同的收入百分比纳税；累进税制是指纳税额增加的比例超过收入增加的比例；累退税制是指纳税额增加的比例低于收入增加的比例。不同的税制决定了不同的税收价格，从而决定了一定收入水平下的总效应。

选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可以通过投票来显示。我们分两种情况加以讨论，一是所有的选民收入相等，二是选民具有收入差别。

首先我们假定所有的选民收入水平相同，选民的投票与政府支出的均衡。假定政府所生产的公共产品对选民产生的是收益，政府为生产这些公共产品而向选民征税，由此对于选民来说产生成本，将此收益减去成本就是选民的净收益或效用，选民将根据这一效用的大小决定投票选举。如图5－1，图的上半部分所表示的是选民投票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和相应地边际成本。其中边际收益是政府支出的递减函数，它表明随着政府支出的增加，每一元增加的支出带给选民的效用是下降的，而边际成本则是政府支出的递增函数，这意味着政府支出每增加一元，选民放弃的其他收益是递增的。用边际收益减去边际成本可得到图的下半部分的投票效用曲线。这条曲线表示选民将会投票选举公共支出为QG的政府，因为在公共支出水平为QG时，他们的效用最大，此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就是收入相同时选民效用最大化的投票均衡。

图5－1　收入相同时选民效用最大化的投票均衡

如果考虑到人们收入水平的差异，以及税收制度对不同收入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的差别，那么不同收入水平的选民事实上在投票选举时的效用曲线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假定穷人和富人对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偏好相同，并且采取的是统一税制，因此唯一的差别就是预算线的高低不同。如图5－2，穷人、中产阶级和富人三条预算线Bp、Bm、B_r的斜率相同，代表税收价格相同；高度不同，代表收入水平不同。富人的预算线最高，穷人的最低。I₁、I₂、I₃为三条满足程度不同的无差异曲线。消费者均衡位于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相切的点上。因此，图中有三个均衡点G_p、Gm、G_r，分别代表穷人、中产阶级和富人在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权衡上的最优选择。

在统一税制下，只有收入效应，没有替代效应，因此高收入者偏好更多的公共支出，低收入者偏好较少的公共支出。随着公共支出的增加，每一人群的效用在开始时都增加，当到达G_p时，穷人的效用达到最大，随后公共支出偏离穷人的最优选择，穷人的效用下降，当公共支出达到Gm时，中产阶级的效用达到最大，随后下降，当公共支出达到G_r时，富人的效用达到最大，随后下降。图5－3表示了这种情况。

图5－2　统一税制下不同收入群体对政府支出的选择

图5－3　统一税制下不同收入群体在不同公共支出规模上的效用

当税收为比例税制时，富人对公共产品支付的税收价格高于穷人的税收价格，因此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就同时有正向的收入效应和反向的替代效应，总效应要视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强弱而定。

如图5－4，富人的预算线比穷人的预算线高，同时也更陡峭，这说明富人的收入高，同时，富人对公共产品支付的价格也高。从收入效应来看，富人比穷人需求更多，但由于富人支付的价格更高，因此存在替代效应，也就是富人比穷人需求更少。图5－4（a）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从而使得富人的最佳公共产品规模小于穷人的规模，而5－4（b）却正好相反，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富人的公共产品的最佳规模大于穷人的规模。

图5－4　比例税制下穷人和富人对公共产品的选择

在累进税制的条件下，穷人为公共产品支付的价格，相对于富人，比在比例税制的情况下更低，因此，他们更加偏好较大规模的公共产品。穷人、中产阶级和富人对公共支出数量的效用或许可以用图5－5表示。

图5－5　累进税制下不同收入群体对公共支出的效用

实行累退税制的情况下，穷人比在比例税制下比富人交得多，具体情况还是要看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

三、偏好的加总和公共选择

由于私人产品的非共同消费的特征，使得个人对私人产品的决策无需与其他人进行协调而达成一致的意见，我的消费选择不会影响你的效用，消费者在市场上的货币投票显示了他们的偏好程度，市场自动加总了一种产品的需求，因此厂商无需借助于其他机制去获得某产品总需求的信息，通过市场，企业的决策直接建立在消费者个人决策的基础上。

但是公共产品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使用中的共享性，一个人的选择不仅影响他自己所能获得的效用，而且也会影响其他人的效用。尤其是公共产品一旦提供还具有强制消费的特点，也就是一种公共产品提供就排除了另一种公共产品的提供，比如说篮球场的建造排除了游泳池的建造。一旦提供了篮球场，那么偏好游泳的人也不得不放弃游泳，而去打篮球或者什么也没有享受。因此，公共产品供给之前首先要解决“协调一致”的问题。这就是公共产品的偏好加总。那么假定每一个人都愿意真实地表达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如何加总这些偏好呢？

在一个专制社会，偏好的加总是容易的，因为独裁者的个人偏好就是全体人民的偏好，只需把独裁者的个人偏好强加在每个人头上就可以了，公共产品偏好加总的问题将不再存在。但是在民主社会，却不能如此加总社会偏好。在代议制国家，当政治家投票增加某种公共产品的支出时，第一不是用他自己的钱为公共产品支出付费；第二他不是根据自己的愿望，而是根据选民的愿望投票。也就是说用别人的钱替别人办事。然而选民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偏好多支出，有的偏好少支出，有的喜欢多一些社会保障，有的则喜欢多一些国防开支。这样政治家在投票之前也面临着加总偏好的问题。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当人们的偏好彼此不同时，公共偏好如何形成？

一般而言，在具有同一行为模式的、稳定的小社会中，自愿的公共产品供给较多，合作行为的约束较强；在行为模式多样、人员流动性强的大社会中，以正式的投票程序来决定和实施公共选择是必需的。这就表明，稳定的小社会，通过利用非正式的交流渠道和精英集团的压力，也许能够使人们自愿遵守集体规范，并促使他们自愿的对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做出贡献，而对于一个国家，就必须借助于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过程来做出决策。公共选择的意义就在于：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偏好差异的情况下，选择那些能够反映和满足一般偏好的规则，使人们的行为协调起来。

所谓公共选择，就是通过集体行动和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是对资源配置的非市场选择，即政府选择。在公共选择中，通过什么样的规则能够达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相一致？当人们需要不同的公共产品时，社会如何作出决策？现实中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解决偏好的显示和加总？这些解决方式在理论上是否是有根据的？这些问题构成了所谓的公共选择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任务。按照丹尼斯·缪勒的归纳，公共选择理论的思路为：（1）作出与一般经济学相同的行为假设——理性的、功利主义的个人；（2）把偏好显示过程描述为类似于市场——选民从事交换活动，个人通过投票行为来显示他们的需求，公民自由进入或退出俱乐部；（3）提出与传统价格理论相同的问题——均衡存在吗？它们是否稳定，是否具有帕累托效率？它们是如何达成的？^[1]总之，公共选择是大型民主社会达成“公共偏好”的一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