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

第十二章　代议民主制中的政治家与选民

政治家是由全民选举产生的，与他们一起出现在选举过程中的另外一类经济行为主体就是选民。选民的行为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位候选人的当选情况，甚至影响他在当选之后采取的经济政策；当选后的政治家采取的相关政策又会真实地影响到选民的自身利益。许多公共选择经济学家发现，执政党往往能够认识到宏观经济政策对于选民的私人利益及其投票行为的影响，因此有意无意地采取一种伴随着选举周期的经济政策调整，他们提出的理论也被人们习惯地称为政治商业循环假说。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声称，他们通过经验研究寻找到了与政治商业循环假说完全相反的论据。

第一节　基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

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文献中，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1]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总量。人们在衡量政党的执政业绩时，上述两个经济总量也往往构成重要的评价指标。除了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这两个因素之外，另外一个被认为影响着选民们对执政党满意程度的重要宏观经济指标被认为是通货膨胀率。虽然有很多经济学家都坚持认为，应该把通货膨胀对于一国经济的长期影响看做是中性的，但是，选民们的观点显然并不如此平和。那些面向选民展开的调查多次表明，人们往往把通货膨胀的恶化看做是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

一、稳定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

哪些因素会对选民们关于执政党的评价产生影响，一些经济学家乃至政治家之所以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原因在于，选民们对执政党的评价往往会直接影响到执政党所推举的候选人在下一轮全民选举中的得票情况。一般认为，执政党执政期间该国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特别是下一轮全民选举即将到来之际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情况，将会直接影响到选民们对执政党的评价，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执政党所推举的候选人在下一轮全民选举中是否能够再一次胜出。失业率越高，通货膨胀率越高，选民的效用水平就会越低，执政党所推举的候选人再次当选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在这里，选民的行为选择被认为是符合某种“近视”特征的，人们通常认为，选举来临之际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的确能够影响选民的行为选择，即便此前较长时期内的经济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或者选举过后的宏观经济形势存在着相对恶化的可能性。这样，执政党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进行相应的短期政策调整，以便影响该国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进而影响选民们对于执政党的评价，借此帮助本党候选人在下一轮竞选中获胜。基于上述认识，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因为选民的行为选择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近视”的特征，通常情况下，执政党都会希望利用这一特征在自己执政期间，特别是在下一轮全国选举来临之前推行一些宏观经济政策，诱使选民们在下一轮选举中把选票投给本党候选人。为此，执政党需要了解哪些宏观经济政策能够提高选民的效用水平，即便政策的作用效果只能持续一个较短的时间。当政府接受这种做法的时候，就会针对选举周期推出不同的政策组合，从而使得宏观经济形势呈现出某种政治商业循环特征。

在众多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所关注的历史时期，当时的人们，特别是执政党的党魁，政府的领导人及其经济顾问等，他们都普遍认为，经济中存在着一条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能够描述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替代关系。虽然今天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主张更加谨慎地对待菲利普斯曲线，力求不把它简单地看做是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某种稳定的替代关系。鉴于政治家及其经济顾问的观点往往会直接左右当时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在这里仍然假设，经济中存在着一条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并以此作为某一时期政府宏观政策的理论基础。

在以失业率为横轴，以通货膨胀率为纵轴的坐标图中，描绘菲利普斯曲线和选民的无差异曲线，如图12-1所示：

图12-1　执政党最优的政策组合

在图12-1中，gp表示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通货膨胀率，gU表示该国在同一时期的失业率。曲线LL代表一条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它表示当时在人们心目中存在的关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某种稳定的替代关系。U1和U2代表某一位选民m的无差异曲线，失业率gU和通货膨胀率gp越高，选民的效用水平就会越低，因此，相比较而言，距离原点更近的无差异曲线所代表的效用水平更高，有U2>U1。

在执政党看来，经济总会位于菲利普斯曲线LL上，如果该政党希望通过自己在执政期间的政治表现进一步提升本党在选民m心目当中的形象，并且促使m在下一轮全民选举中把自己手中的选票投给本党候选人，执政党将会选择一个政策组合，使得经济位于如图12-1中菲利普斯曲线LL上的E点处，此时失业率为gU*，通货膨胀率为gp*，并且该政策组合将促使选民m的效用水平达到U2。

因为人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LL是稳定的，所以，LL所表示的失业率gU和通货膨胀率gp之间的替代关系在全体选民中间形成了一个政治维度，这一维度可以被表示成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到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的一个排列，也可以被表示成从较低的失业率到较高的失业率的一个排列。如果政府的经济政策只能通过失业率gU和通货膨胀率gp这两个宏观经济总量影响选民的效用水平，并且所有选民的偏好在如上的由菲利普斯曲线LL所描述的单一的政治维度上都是单峰的，那么，在宿命论的投票行为假设下，参与竞选的两位候选人都会选择中位数选民的政治主张作为自己的竞选纲领。假设图12-1表示的选民m就是中位数选民，执政党将会选择较为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经济保持在图12-1中菲利普斯曲线LL上的E点处。

但是，人们发现，各种不同的宏观经济总量其调整的速度往往也是不尽相同的，根据奥肯（1981）的经验观察，数量指标总是要比价格指标调整得更快。与失业率的变动情况相比较，通货膨胀率的全部变化要在稍后的一段时间里才能够得到充分显现。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这一观察对上述简单模型做了一个重要的修改，在他们看来，执政党及其经济顾问也会观察到，相对于失业率来说，通货膨胀率的调整要更加迟缓。在政治家眼里，经济在长期中所有的调整都已经到位以后，将会停留在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LL上，但是，在短期内往往会出现失业率下降而通货膨胀率由于调整滞后还没有达到较高水平，失业率上升而通货膨胀率由于调整滞后还没有达到较低水平的情况，从而使得政府同时还面临一条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如图12-2中的SS曲线。

图12-2　稳定的政治商业循环

在图12-2中，如果所有选民都是“近视”的，当执政党制定的政策组合使经济沿着短期菲利普斯曲线SS移动时，选民们并不能够准确预测到通货膨胀率在未来的进一步调整将使得经济最终回到长期菲利普斯曲线LL上，那么，执政党可以在下一轮选举来临之际，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经济沿着短期菲利普斯曲线SS移动到E′点处，且在E′点处有短期菲利普斯曲线SS与选民的一条无差异曲线U3相切，此时通货膨胀率为gp*′，失业率为gU*′，选民的效用水平为U3，且满足U3>U2。通过这种办法，执政党能够在下一轮选举前夕降低失业率，并且利用通货膨胀率调整速度比较缓慢的特点，短期内提高绝大多数选民的效用水平，从而增加本党候选人在下一轮全民投票中再次当选的可能性。在当选之后，执政党必须面对经济的进一步调整使通货膨胀率持续上升的情况，因此，通常会采取通货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最终使经济恢复到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LL上。

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为了达到帮助本党候选人再一次当选的目的，执政党会蓄意创造一种政治商业循环，在下一轮选举来临之际，利用通货膨胀率调整缓慢的特点，适当降低失业率；而在当选之后，实行通货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并默认失业率的进一步上升。按照麦克雷（1977）的观点，执政党对下一轮选举过程的关注将会导致一个如图12-2中从E点到E′点，进而从E′点到E点的稳定的政治商业循环。

二、作为趋势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

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对前文介绍的稳定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持反对态度，在他们看来，把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当做调整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难以准确地加以控制的，因此，执政党所进行的经济政策调整往往不能够顺利地形成如图12-2所描述的从E点到E′点，进而从E′点到E点的稳定的政治商业循环。持有类似观点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的假说也被称为作为趋势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

诺德豪斯（1975）的模型通常被看做是作为趋势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的一个典型代表。他认为，执政党在下一轮选举来临之际所进行的短期政策调整，往往不能够达成政策制定的初衷，并最终导致经济沿着长期菲利普斯曲线LL不断地向左上方移动，进而使得通货膨胀率呈现出不断上涨的状态。诺德豪斯的分析可以在以失业率为横轴，以通货膨胀率为纵轴的坐标图中予以表示，如图12-3所示。

图12-3　作为趋势的政治商业循环（a）

假设所有选民都是“近视”的，并且图12-3中的所有无差异曲线都代表中位数选民m的偏好情况。假设初始经济位于图12-3中长期菲利普斯曲线LL上的E点，在E点处，政府希望选择某个政策组合，以便控制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使得经济在下一轮选举到来之际成功地沿着短期菲利普斯曲线S1S1向左侧移动到F1点，并且在F1点处有短期菲利普斯曲线S1S1与中位数选民m的一条无差异曲线u4相切。如果政府没能成功地实现上述目标，本来以为调整缓慢的通货膨胀率其上涨速度出乎政府的预料之外，并且使得经济停留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LL与另外一条短期菲利普斯曲线S2S2的交点E1点处，如图12-3所示，而此时下一轮全民选举的日期还没有到来。在E1点处，执政党认为，政府有能力通过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使得经济沿着短期菲利普斯曲线S2S2向左侧移动到F2点，并且在F2点处有短期菲利普斯曲线S2S2与中位数选民m的一条无差异曲线u3相切，但是，这一次政府的政策调整再一次让执政党失望了，选举还没有拉开帷幕，但经济已经回到长期菲利普斯曲线LL上，并且停留在LL与另外一条短期菲利普斯曲线S3S3的交点E2点处，如图12-3所示。在E2点处，执政党再一次把希望寄托在政府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上，认为政府有能力使经济沿着短期菲利普斯曲线S3S3向左侧移动到F3点，并且在F3点处有短期菲利普斯曲线S3S3与中位数选民m的一条无差异曲线u2相切，如果这一次的政策调整还是不能够达到目标，那么，在选举来临之前经济将会再一次回到长期菲利普斯曲线LL上。除非选举来临之际，执政党通过政府的短期政策调整，能够成功地使经济暂时停留在某一条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上，否则上述过程就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某一条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如图12-3中的S4S4，与中位数选民m的某一条无差异曲线，如图12-3中的u1，相切于一点，如图12-3中的E3点，并且E3点也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LL上时为止。此时，执政党将彻底失去选择某些短期政策组合以便诱使选民继续支持本党候选人的空间，在E3点处，通货膨胀率的微小提高，都会使执政党在下一轮全民选举中失去大量选票。与原来的均衡E点相比，由政府的短期政策权衡所形成的新的均衡E3点处，通货膨胀率提高的幅度较大，如图12-3所示，有gp*′远远高于gp*。

布坎南和瓦格纳（1977）曾经描述过一个类似的政治商业循环图景，他们的分析可以在如下的坐标图（见图12-4）中予以表示。

图12-4　作为趋势的政治商业循环（b）

布坎南和瓦格纳假设，经济在长期中总是会保持在某一自然失业率g*U水平上，不存在如图12-3中长期菲利普斯曲线LL所描述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替代关系。与诺德豪斯的分析过程颇为类似，布坎南和瓦格纳认为，除非执政党能够在下一轮全民选举来临之际，使得经济暂时地停留在某一条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上，否则政府通过短期政策权衡所改变的只能是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人们将会不断地向上调整自己的通货膨胀预期，直到使经济停留在E3点，如图12-4所示。在E3点处，有短期菲利普斯曲线S4S4与中位数选民m的一条无差异曲线u1相切，此时，该国的通货膨胀率gp*′比较高，而失业率仍然保持在自然失业率水平gU*上。当经济停留在E3点时，执政党将彻底失去运用某些短期的政策权衡，以便诱使选民继续支持本党候选人的空间，此时，通货膨胀率的微小提高，都会使执政党在下一轮全民选举中失去大量选票。与诺德豪斯得出的结论相类似，布坎南和瓦格纳也认为，执政党的如意算盘往往会落空，针对选举周期所选择的短期政策调整并不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商业循环，反而会导致通货膨胀率的不断上升。

第二节　其他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

除了上述强调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以外，学者们还基于其他一些因素探讨了执政党的相关政策伴随着选举周期出现调整的可能性，类似的调整会使得宏观经济形势呈现出某种政治商业循环特征。

一、基于政党声誉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

弗雷和劳（1968）曾经尝试基于政党声誉方面的考虑建立一个政治商业循环模型，他们的努力被看做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较早期的成果。弗雷和劳认为，当政党的声誉良好时，执政党会保持其原有的意识形态不变，只有意识到政党的声誉有所下降或者处于下一轮全民选举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执政党才会为提高本党的声誉而操纵宏观经济形势。

从某种程度来看，希布斯（1981，1982a，1982c，1987）丰富和发展了弗雷和劳的观点。希布斯认为，不同的选民人群往往会拥戴不同的政党，而不同的政党也总是在寻求不同选民人群的支持，选民和政党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某个选民人群在评价某一政党的执政业绩时往往具有较长期的记忆，当然，也存在一些无党派人士和对政党业绩缺少记忆的选民。因此，执政党在竞选获胜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达成竞选时许下的承诺，强化传统选民人群对自己的忠诚。当下一轮选举来临之际，执政党会适当推出一些短期政策组合，以争取那些无党派人士和对政党的执政业绩缺少记忆的选民的支持，这样做将有助于本党候选人在下一轮选举中获得更多的选票。按照希布斯的观点，正是选民和执政党类似的行为选择，使得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形势呈现出某种政治商业循环图景。

二、基于再分配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

除此以外，公共选择经济学中还存在着另一种不同的观点，这种观点主张把更直接的变量——选民的收入水平——视为影响选民效用的决定性因素。按照这一观点，各种形式的转移支付政策更能帮助执政党获取选民的青睐，而且，与力图控制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相比，政府可以更好地把握转移支付的数额和时机，使得相应的款项恰好在选举前夕送达相关选民的手中，对于转移支付政策的受益群体也可以控制得比较精确。根据塔夫特（1978）、希布斯（1987）等人的经验研究，在美国的全民选举中，执政党的确经常运用转移支付政策作为自己的竞选工具。

但是，增加转移支付所导致的财政赤字必须由税收的进一步增加来弥补，转移支付在短期内的向上波动会提升执政党的声誉，而税收的进一步增加则会降低执政党的声誉。塔夫特（1978）认为，执政党关于转移支付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出台顺序通常是，正好在选举之前推出转移支付政策并把款项送达受益选民的手中，而在选举之后增加税收以便弥补由于转移支付的增加所造成的财政赤字。因此，这种理论预期政府的债务会围绕着选举周期呈现周期性的变动。

同样是在关注政府转移支付的研究框架下，布坎南和瓦格纳（1977）则提出了与塔夫特等人的模型略微不同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执政党为了使本党候选人在下一轮全民选举中再次获胜，往往会在选举来临之际适当地推出转移支付政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财政赤字。但是，无论该政党能否在竞选中胜出，通过加重赋税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政策对于下一届执政党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也不存在特别的规定要求政府必须防范财政赤字，因此，各政党政治竞争的结果必然会导致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而执政党又不希望通过增加税收来予以弥补时，政府必须依靠发行公债或者向货币当局施加压力来缓解自己面临的困境，虽然美国、英国、德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因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而感到自豪，但是，依照布坎南和瓦格纳（1977）等人的观点，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也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压力的影响。因此，布坎南和瓦格纳等人预期政府的财政赤字会在一定程度上被保留下来，而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则会围绕选举周期呈现出某种周期性的波动。

许多经济学家也曾经利用不同国家的相关数据试图对政治商业循环假说进行验证，他们的研究结果往往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差异。塔夫特（1978）等人的经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政治商业循环假说，而帕尔达姆（1979，1981b）、麦卡勒姆（1978）、贝克（1982a）、希布斯（1987）等人的研究结果则提供了某些与政治商业循环假说不相符的证据。

第三节　政策周期性调整中的选民与政治家

大多数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关于选民行为的一个假设条件——所有选民都是“近视”的，他们总是会给那些发生在选举之前的几个月、几周，甚至几天的经济事件赋予较大的权数；执政党也会认识到选民们采取的某些特殊行为，并且尝试利用他们“近视”的行为特征来帮助本党候选人在下一轮竞选中再次当选。但是，选民真的“近视”吗？如果选民是“近视”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让我们对于选民的理性行为假设产生怀疑。如果选民不是“近视”的，那么，学者们关于现实生活的观察所提供的政治商业循环方面的证据给我们提出的疑问是：为什么执政党会预期短期的政策调整将会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政治家是理性的吗？

有一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选民的行为总是带有某种“近视”特征。在他们看来，因为选民的投票行为应该依赖于他关于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期，而政党过去的执政业绩又会影响到选民们对于该政党执政下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自身经济状况的预期，于是问题就变成了选民们将会为执政党在不同时期的执政业绩分配多大的权重。曾经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希布斯（1982c，1987）认为，选民们分配给某一政党过去执政业绩的权数可能会高达0.88；而费尔（1978）的研究则表明，只有选举过程正在进行时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选民们自身的经济状况才是最重要的。学者们通常会认为，选民们在做出预期的时候，不仅仅会考虑到选举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和自己的经济状况，还会考虑到执政党在四年以内的执政业绩，但是，选民们不太会考虑该政党在四年之前的表现。

如果选民不是“近视”的，我们关注的焦点将再一次集中到执政党的行为选择上——政治家是理性的吗？布坎南和瓦格纳（1977）坚持认为，政治家和选民都是理性的，政治商业循环恰恰是政治家和选民理性行为选择的结果。一方面，理性的选民缺乏对政府不同形式的政策组合进行复杂计算的激励，寄达的转移支付款项、相应的税收减免通知、就业情况的好转等，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并且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这些政策背后隐藏的通货膨胀问题和赋税增加的可能性，却往往是不易被人察觉的，因此，选民们在进行投票的时候，并不能够做到对上述所有的因素都一视同仁；另一方面，政治家对上述因素却总是能够了然于胸，因此可以同等程度地关注它们。在布坎南和瓦格纳看来，正是由于选民和政治家对待不同因素的能力存在差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执政党采取短期政策权衡的空间。

第四节　对于后立宪阶段公共选择研究的简单评价

本书的第四篇在公共选择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下介绍了不同学者关于后立宪阶段人们行为选择的分析，探讨了直接民主制和代议民主制（包括两党制和多党制）条件下选民的投票行为，讨论了代议民主制中个人或者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利益集团内部成员的行为选择，以及政府“官僚”和政治家，进而执政党的行为选择。对于后立宪阶段，也就是对那些受一定制度规则约束的“经济人”的行为选择分析，构成了公共选择经济学中成果最为丰富的部分。其中涉及的制度规则大多是对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各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理论抽象，当然，塔洛克还试图打破这种局面，尝试分析了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被人们广泛接受的独裁政治。我们应该认识到，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总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很多国家的政治传统与欧美各国的现行制度差别很大。

第四篇的分析再一次引导我们回到西方主流经济学所熟悉的情形之中，“经济人”在给定的约束——在这里是立宪式契约——“宪法”，通常是某种投票规则，或者是后立宪式契约的约束下进行自主选择，只不过这里的“经济人”其选择变量不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熟悉的商品数量和价格等，而是不同的备选议案，或者不同政党推选的候选人，甚至是为支持不同政党竞选运动的捐款数量，等等。

按照布坎南等人的研究框架，如果后立宪阶段的政治过程中出现了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个人或者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导致浪费性支出时，再比如由于选民保持“理性的无知”使得政治家当选后的行为选择不受竞选过程的约束而出现扩大政府预算的倾向时，只能依靠根本的立宪改革，改变立宪式契约——“宪法”来予以完善。在后立宪阶段，即使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结果，那也是所有个人在立宪式契约及后立宪式契约的约束下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秉承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经济学家强调，不存在个人行为选择以外的任何因素可以用来改变那些不尽如人意的政治结果。除了布坎南等人坚持立宪改革的观点以外，对于后立宪阶段出现的各种不尽如人意的政治结果，还有一些公共选择经济学家主张不通过激进的立宪改革，而是采用更为温和的制度调整来解决问题。比如在政治过程中引入竞争行为、对相关的政府开发项目采取拍卖的方式、建立一个较大规模的委员会来决定某一行业，甚至是几个不同行业具体的规制措施，等等。

当经济学家意识到政治过程的结果往往并不尽如人意的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身处政治过程中的具体的个人也可能会对政治结果产生不满情绪。为了改变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个人可以采取按照正常的制度规则参与某一集体选择过程，进而改变政治结果的方式——这种方式被公共选择经济学家称为“希望结果会改变的呼声”；个人也可以采取移民的方式逃避某项政治结果对他的强制——这种方式被公共选择经济学家称为“寻找一个新政体的迁徙”；当然，学者们也没有忽视个人可能采取的第三种方式——“建立一个新政体的革命”。但是，正如一些公共选择经济学家自己所表述的那样，现实生活中时常爆发的各种革命活动给他们带来的困惑在于，被称为革命的政治过程总是会伴随着暴力和流血，如果革命活动的结果最终使政治环境发生改变，为什么还会有人愿意付出血的代价试图阻止新的政治环境的建立呢？如果革命活动的结果并不能改变旧的政治环境，为什么还会有人愿意付出血的代价参与革命活动呢？在这些学者看来，如果预期到革命活动的结果，理性的“经济人”就应该选择接受，而不是付出放弃自由和生命的代价。

绝大多数讨论个人改变自身政治环境努力的公共选择文献所论述的都是人们发出的“希望结果会改变的呼声”，以及人们“寻找一个新政体的迁徒”，对此，我们在前文也曾有过简单的介绍。关于个人在“建立一个新政体的革命”方面可能做出的努力，奥尔森（1965）、塔洛克（1971a，1974）、冈宁（1972）、西尔弗（1974）、奥斯特尼·史密斯（1981a）、德纳多（1985）、芬尼（1987）等人都曾有过讨论。暴力性的革命活动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往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些公共选择经济学家对于革命活动的理解，以及他们对于个人为什么会选择参与革命活动这一问题的解释。

假设存在个人i，他对于现有的政治环境非常不满，如果i选择参加革命，他会最大化革命活动给自己带来的预期收益，此时有如下形式的最大化问题：

其中，βi表示革命获得成功并建立起令人满意的政治环境给i带来的预期利益；ti表示i参与革命活动的时间，令ti为i的选择变量；Ti表示所有其他个

人参与革命活动的时间，有Ti=tj；πi（ti，Ti）表示i预期革命成功的概率，这一概率是i和所有其他个人参与革命活动的时间的函数；Di（ti，Ti）表示i从自己对革命活动的参与中获得的快乐，假设无论革命成功与否i都会得到这份快乐；Fi表示i预期自己的革命活动被当局察觉所必须接受的惩罚，包括罚款和监禁，甚至失去生命；R表示当局用于镇压革命活动所付出的资源；pi （ti，Ti，R）表示i预期自己参与革命活动被当局察觉的概率，这一概率是i和所有其他个人参与革命活动的时间的函数，也是当局用于镇压革命所付出的资源的函数；令ωi代表i的正常工资水平，ωiti代表i参加革命活动的机会成本。

考虑（12.1）式，如果二阶条件能够得到满足，则有下述一阶条件等于零：

奥尔森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参与革命活动的个人行为选择。根据奥尔森（1965）的分析，革命活动作为一项由众多个人参与其中的集体行动，其内部也同样会出现搭便车行为，而且集体行动的规模越大，内部的搭便车现象也会越严重。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对大规模革命运动的爆发提出了疑问，虽然人类历史上类似的革命事件层出不尽。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学者们关于革命活动的讨论基本秉承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给定革命活动存在的前提下求解“经济人”参与其中的时间。这样看来，在公共选择经济学家的眼里，上述三种改变政治环境的举措——“希望结果会改变的呼声”，“寻找一个新政体的迁徙”，“建立一个新政体的革命”——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革命运动以其异常沉重的代价和血腥残酷的记忆，以及爆发的普遍性和广泛性，表现为一种与众不同的集体行动。为什么会爆发革命，个人又为什么会冒着流血和失去自由，甚至牺牲生命的危险去选择参与革命活动，公共选择经济学家为解答上述问题所做的努力并不能令人满意。

在这里，我们之所以要关注学者们对于“建立一个新政体的革命”所倾注的热情，除了希望尽量做到全面系统地介绍公共选择经济学以外，还在于这一问题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认识到相关的理论研究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差距。当然，更能体现公共选择理论与人类政治实践之间巨大反差的典型例子还在于，学者们在研究后立宪阶段不同个人行为选择时无法避免的循环问题。循环问题是第六篇的研究主题，在那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循环问题的提出对于公共选择经济学意味着什么。

在分析循环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对于政治领域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现象——各国政府规模的普遍增长，不同的公共选择经济学家是怎样进行解释的。类似的介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公共选择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研究框架存在的问题。

基本概念和术语

选民的“近视”行为特征　稳定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　作为趋势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

思考题

1.请尝试比较各种不同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并谈一谈您自己的看法。

2.请简单介绍一些公共选择经济学家提出的选民“近视”行为特征假设，并围绕这一问题谈一谈您对政治家和选民行为的认识。

3.请简单介绍个人改变政治环境的三种方式。针对公共选择经济学对于革命活动的理解，谈一谈您自己的看法。

【注释】

[1]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或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衡量经济的增长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