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与“旧经济”的分野和弥合

第一节　“新经济”与“旧经济”的分野和弥合

所谓“新经济”，是继“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等概念之后、出现大约只有五年时间的一个词汇，是人们试图对现时整个经济形态的一种概括和抽象。具体而言，“新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带动下，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几大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形态，同时具有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等典型特点。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是“新经济”的特征，创新是“新经济”的核心，美国经济一度是造就“新经济神话”的典型。一段时间以来，追捧“新经济”成为经济理论和市场投资的一种时尚热潮，但当持续10年之久的美国经济繁荣自2000年以来似成强弩之末之时，这个“新经济神话”开始“破灭”。可见，一种理论要真实地反映现实本质，就需要全程化、全信息地掌握现象演变史，似乎正印证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古老的警句。当我们试图从经济学角度来重新整合和定义“新经济”概念时，就必须全面而慎重地掌握“新经济”迄今为止的演变过程。

一、“新经济”的理论革命

任何一个科学理论都是对一定范围内现象的本质的抽象概括。当一个理论体系面临着一个或一些难以解释的实例时，就必须修正理论体系的边界条件而使之得到重新构造和完善。传统经济学理论目前正面临着这样的困难，因为它难以全面解释、分析和预测当前整个经济活动，某些经济现象与传统经济理论的预测结果不全相符或恰恰相反。“新经济”概念的运用，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理论上的或现实中的困难，就是对传统经济理论体系的边界条件的修正。但是从逻辑上看，“新经济”这一词汇又是一个不完全定义，因为用“新”这样的形容词作为前缀只能限制中心词而不能揭示中心词。同时从经济学的历史来看，“新经济”也没有一个相对应的概念。因此，“新经济”是一个过渡性概念，从语义学上不能概括这个概念的本质和特征，目前也仅仅是“姑且用之”、“姑且言之”。但又不能否认，“新经济”确实是一种现实存在着的现象，它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冲击又是全方位的。

（一）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冲击

传统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宏观经济的发展必然受到经济周期的约束，它在货币、技术或其他外在因素的冲击下，一般总是呈现出上升和下降的周而复始的周期性运动，不可能总是繁荣或总是萧条。其中，熊彼得将经济周期划分为长、中、短三种周期，经济短周期大约是10年，经济长周期大约60年左右。同时，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会引起物价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对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现象颇具丰富解释力的“菲利普斯曲线”（一条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表明了较高的失业率对应较低的通货膨胀、较低的失业率对应较高的通货膨胀这种此消彼涨、反向运动的动态交替关系。但是，从90年代初开始，美国经济已经连续10年保持2%—4%的年增长率，失业率从1992年的7．5%降至目前4．1%，同期通货膨胀率则在3%以下。美国经济学家把2．5%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和5%的失业率作为美国经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和自然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的临界点。可见，在美国“新经济”中，这一历经10年的空前高增长周期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失业率也降低到历史最低位。因此，一种“新经济周期”正在逐步形成，使经济的周期相对延长、振幅相对缩小。虽然美国经济目前已明显放缓步伐，就业形势也开始出现倒退，但至少短周期理论已不能完全适用于今天的美国新经济，菲利普斯曲线必须作出必要的修正。

（二）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型的修正

在传统经济学中，资本积累、投资和资本—产出比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新古典学派索洛—斯旺模型中，技术进步首次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变量或“增长的余量”，与资本、劳动一起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结构因素，这种模型把知识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虽然无法说明知识技术与投入增加的内在联系，但其边际性、长期性和动态性的分析，对解释工业经济的经济增长规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1983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提出了“生产四要素”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按接受教育程度衡量）、新思想（按专利数量衡量），其中知识作为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可以提高投资收益水平，这就是所谓“新经济增长理论”。后来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运用罗默的方法进行调查而得出结论：妨碍穷国赶上富国的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的缺乏，而不是缺少有形资产。“新经济增长理论”对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肯定，为确立知识的生产要素属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新经济中，经济增长的贡献多出了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较高的开发成本与较低的复制成本；二是较高的固定成本与较低的边际成本。信息在新经济中扮演的主要角色是降低了交易成本，构筑了新的产业秩序，形成了具有独立产业循环空间的信息产业，成为“新经济”的经济增长模型的要素结构和生产函数中的一个独立的内生变量。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产品不再只是惟一的流通的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以及以前没有单独抽象出来的知识等生产要素都在跨越国界地流通。

（三）对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挑战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任何资源都遵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当把一种可变的生产要素投入到一种或几种不变的生产要素中时，最初这种生产要素的增加会使产量增加，但当其增加超过一定限度时，增加的产量将要递减，最终还会使产量绝对减少。但在“新经济”中，知识作为一种主要的生产要素，使传统生产函数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即它具有在使用过程中其价值不但不减少反而能够增加，具有诸如可重复使用、可低成本复制、可连续增长、可报酬递增、可共享、可发展等特征。著名经济学家克拉克较早地发现了这一规律，指出“知识是惟一不遵守效益递减规律的工具”。辉煌时期的网络企业的“收益爆发性增长法则”就很能说明这一新的经济规则，即网络的价值是以用户的二次方以上的速度成比例地增加的，比如我们对比Windows’98与豆腐的生产就可得知：Windows’98一旦开发完成，增加产量就只需要往空白光盘上拷贝，增加的成本几乎为零；而豆腐则不能拷贝，增加产量就得耗费相应的实物原料。正由于这一特征，提高了知识的边际效益，使得传统经济学中边际效益递减规律面临新的挑战。

（四）对传统经济学微观理论的冲击

传统经济学微观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与交易费用的降低不可兼得，企业规模的扩张与交易费用存在着同向变动关系，即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内部组织成本、管理成本将随之增加，导致交易费用的整体上升，因而交易费用直接决定着企业规模的边界。但在“新经济”中，作为亚经济形态的网络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由于网络技术的运用。一方面，企业组织结构呈现出扁平状而非垂直状，即使企业规模很大，但是内部管理成本很小，从而节约了内部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企业之间的交易突破了技术瓶颈所导致的时空限制，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因而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为经济交易提供了新的生产力。信息时代三大定律之一的麦卡尔夫定理的网络效应认为，企业的价值、竞争能力与双向网络的价值呈（n＋1）²的正比关系（n代表网络上的节点数），意味着网络节点每增加一个，企业规模每扩张一步，企业价值和竞争优势就会呈指数级而不是数量级增长。所以，规模经济与交易费用的降低不再是相互排斥、不可兼得的关系。

（五）对传统信息经济学理论的冲击

传统信息经济学理论具有两个基本假定：一是信息不对称，包括获得信息时间不对称和获得信息内容不对称；二是信息不完全，因而全面准确地获得信息决定了决策者在博弈中的地位和优势。在传统经济中，由于信息资源获得的成本障碍，出现信息不对称、信息资源价值被忽视等现象，谁垄断信息传递和获得的渠道谁就是最后的赢家。但在“新经济”中，信息的垄断性和专有性受到冲击，从事信息交易的新型市场和网络技术造成了信息资源价值的回归，几乎以实时速度快捷而全面地将信息传递到全球信息消费者的网络界面上，使人们在获得信息的过程中不再受到时空的限制，位居下游者同样很快就能成为上游者，因而信息不对称性和信息不完全性大大弱化，信息经济学中诸如隐藏行为（信息）的道德风险模型、逆向选择模型、信号传递模型和信息甄别模型等的解释力受到削弱。相反，信息资源的占有率则成为关键的因素，一个企业能否以独特的商业模式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及其服务，是其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六）对传统稀缺理论和竞争理论的冲击

“物以稀为贵”是一条经典的经济学原理。在旧经济时代，最稀有的东西就是最有价值的，数量越少价值越高。在农业社会，由于土地资源有限、肥力递减、需求稳定，因而收益是递减的；在工业社会，产品价格也由于供给的增加而不断下跌，因而利润率递减。所以，人们为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往往不愿意将技术和信息共享。但在“新经济”中，普及性而非稀缺性才最为重要，普及和共享程度越高的东西就越有价值。造成“多”的最好方法就是符合标准，那些能够成为平台或者标准的、被顾客关注和使用最多的产品或服务的数量越多，每个单元反倒变得更有价值，产品或服务才会生存下去、才能为企业创造价值，其价值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相反，如果一项技术只有一个顾客，那么其价值就几乎为零。由于技术进步和发展减少了其他竞争者进入市场的壁垒成本，因此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知识不具有稀缺性，信息产品和网络服务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非竞争性，任何软件的副本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出来并在市场上流通，在边际成本近似于零的条件下一个产品可以被多人所拥有。

（七）对传统供需理论的冲击

“需求决定供给”是工业经济时代、特别是买方市场出现后供需体系的基本定律，但知识经济和网络社会的出现使供需体系产生了巨大的、飞速的调整，出现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复苏的现象，少数供给商的公司战略控制了软弱的供需体系，它们在推出新产品时已同时规定了其淘汰时限。这是因为：一是技术的绝对垄断。与知识经济相关和配套的的技术储备、市场渠道、技术标准、产业生产、金融组织、运作方法等，几乎为个别国家的几个企业控制，即使是某个局部市场出现了技术创新，也很快被纳入现存的技术垄断体系；二是产品体系复杂的系统配套。计算机、服务器、网络设备及其内部元器件等产品，不像冰箱、洗衣机等产品那样可以一枝独秀，相反必须高度吻合，在此体系内最好的产品首先不是具有独立的高性能，而是必须具有系统配套性，正如美国著名信息经济学家卡尔·夏皮罗指出“竞争不只是与对手的市场竞争，而更在于供给体系如何协作和配套”；三是消费者的“高转换成本”。在知识经济时代，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消费者其消费是关联性的：有了终端就必须有软件，一旦上网就要有相应的服务器，当向纵深方向消费时又必须追加投资，以便使追加的消费与原有的消费设施配套。消费者在选择最初的产品时，可能充分领略获得“消费者剩余”的快感，但一旦被锁定可能就难以自拔，他必须在被锁定的技术领域和品牌内不断扩大购买，如果想改换门庭，那么就要付出较高的“转换成本”—抛弃已经支出的而重新购置。正因如此，信息产品供给商的营销模式都具有“欲擒故纵”的特征，于是许多企业通过免费赠送或增值服务的方法来争夺顾客市场份额和长远利益。

由此可见，“新经济”与“旧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核心生产要素的演变：传统农业经济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力资源，传统工业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是资本，而新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则是知识。因此，“新经济”为现实经济生活所带来的核心变化，就是由生产实体产品的经济转移到知识的生产与运用的经济；为经济学理论所带来的变化，就是对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模型、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信息经济理论、微观理论、稀缺理论、竞争理论和供需理论等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有力冲击、挑战和修正。这些经济学理论的变化，显现出经济规则已经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对资源增值的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换句话说，要实现资源增值的现实目标，就不能循规蹈矩地完全参照传统经济学理论，而必须在新经济理论的指导和武装下从事实践活动，这样才能为资源增值的微观活动提供清晰的理论认识。

二、“新经济”与“旧经济”的分野和弥合

“新经济”与“旧经济”的分野，用美国纳指与道指的变化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如果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那么可以说股指是股市的温度计。纳指与道指作为华尔街股市并驾齐驱的两大指数，分别来自于两个不同的领域。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代表的是工业经济下的传统产业，而NASDAQ指数则代表了信息经济下的新兴产业。纳指与道指之间的关系似乎一直非常微妙，道指在1999年上升了25%之后，2000年伊始却下跌了13%，当纳指冲破了5000点时，道指则跌破了10000点。在2000年4月“黑色风暴”中纳指与道指均创单日下跌记录，之后两种股指又同时强劲反弹。纳指与道指变化的背后，反映出两个市场上资金的分流和转移。当市场由商品市场过渡到货币市场、再过渡到信息市场之后，这种变化对股市的意义就在于信息取代资金成为股市中决定胜负的关键，而股票指数最终体现为货币与信息的汇率，股指的变化正是对货币与信息互换的汇率的调整。但我们知道，任何新生事物都不是无中生有的，而都必须服从于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同样，“新经济”也是对“旧经济”的“扬弃”，是在“旧经济”的基础上孕育、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它们同样也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新旧经济的分野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对的，从本质上说并不是指两种毫不相干、全无关联的经济形态，而不过是经营范畴的业务转型的概念化，具有继承与创新的关连性和因果性。

“新经济”与“旧经济”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就在于，“旧经济”所涵盖的人类基本活动是新经济的归宿，旧经济的土壤是新经济推陈出新的发源地，“旧经济”控制着资金这个最重要的经济血液。“新经济”虽然提升了人类经济活动的手段和效率，但是“新经济”与“旧经济”最终都必须用同一量化标准来反映经济活动，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替代性的关系。例如，楼房是建筑业的产品，新经济可能提供楼房的建造效率和革新模式、改变楼房的经营理念和交易方法等，但不能替代最终要提供楼房的现实。因此，新旧经济的分野作为人们接受的概念，只是一种市场上的主观划分。从现在来看，与凯恩斯同时代的经济学大师熊彼得所处的年代，应该算是“旧经济”时代。但熊彼得提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创新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元素，企业家将创新精神和生产手段结合，正是资本主义飞跃向前的主要原因，”这些见解在目前“新经济”时代仍然适用。在“新经济”中，网络和生产手段结合而发展出创新的企业运作方式，不仅带来了企业的快速成长，也带来了营运成本的下降，如果“新经济”企业掌握了由诸如规模经济、完美运作和全球基础设施等难以复制的“旧经济”企业的竞争优势和长处，那么就可以使新经济企业迅速捕捉到微小的市场机会，这正是不少企业得以创造可观利润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从2000年开始，新旧经济进入或恢复到开始全面结合的过程，“新经济”为了生存发展而寻找“旧经济”基础的需要成为未来趋势。例如，身处新经济中的网络企业会收购兼并从事传统产业的企业，殊非偶然、令人瞩目的代表事例，就是2000年1月10日发生的美国在线公司（AOL）以1830亿美元的世界最大交易额兼并时代华纳公司，该项兼并交易几经周折终于在同年12月14日被批准通过，诞生了世界最大的媒体和娱乐企业。合并后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其旗下的资产规模皆属美国老大，诸如福克斯电视台、有限电视新闻网（CNN）、华纳兄弟、HBO、《体育画报》、《人物》、《幸福》、《时代》等都享誉世界，其服务将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看电视是时代华纳的节目，开电脑用的是美国在线的产品，从电影、有线网到新闻媒体，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影子无处不在，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难以撼动的地位”。这一兼并案被称为“天然的最佳组合”、“新经济的伟大胜利”，标志着新旧经济结合的超级巨轮已经起锚。

同样，“旧经济”选择拥抱和靠拢“新经济”也已成为大势所趋，意味着传统产业利用“新经济”的数字化当作自己继续立足传统产业的策略工具。尽管“新经济”潜力惊人，但“旧经济”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强大优势。例如，现在巴诺（Barnes＆Noble，亚马逊公司崛起之前的世界最大书店）、沃尔玛（Wal－Mart）等老牌帝国正在充分利用其积蓄已久的客户资源和丰富悠久的管理经验，积极应对亚马逊公司（Amazon）等网上零售企业的挑战，阻击蚕食、收复失地。更需要注意的是，经过2000年美国NASDAQ市场的腥风血雨，现在美国的风险投资者们变得更加务实了，其资金可能流向像亚马逊公司这种“既有传统连锁店又上网经营的两栖零售商”，甚至流向像爱默生电气公司（EMR）这种具有良好盈利记录的传统工业股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爱默生电气公司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沉闷的电机设备生产商，但其良好的管理使企业在必要时很快投入创新的行业，在1998、1999年景气阶段时，它并没有盲目扩张，相反只是因应市场需求增加而快速转型至电讯和电子设备等高增长行业并增加其比重，管理层在把公司由集中在传统的低增长业务过渡到高增长行业的掌握上很有分寸，因而截至2000年9月底，公司纯利升8%而达14．2亿美元，电讯和电子业务的增长更达30%之巨！而它在美国股市中，连续43年获得盈利增长和增加股息派送，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所以，当“新经济”的发展愈趋成熟、新旧经济的融合愈趋一体时，它们之间的界限也不再像以往那样泾渭分明了，市场就很难固执于新旧分野，偏执于新经济的焦点。相反，新旧经济相对均衡、趋于弥合，逐渐纠正非此即彼的扭曲心态，回复到企业经营的优劣成败的真确性之分上来，“新经济”与“旧经济”之间的互动已经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新经济”概念如何模糊，但正是“知识”作为一种崭新的、核心的生产要素，才使得整个经济形态发生了所谓“新”与“旧”的分野，因而“知识经济”概念无疑是最为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