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社会生产

空间的社会生产

“空间”一词的含义，原本很简单。早期人类对空间的认识，出自对象物和场所具体定位（诸如内外、远近、离合等）的一种空间直观，对人的存在和与环境的关系感兴趣，欧几里得几何学便是主要的思想方法。然而，一旦空间被有意地按照社会关系加以区割和部署，就渐渐变得复杂起来了。

在马克思那里，生产既是产品的生产，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他对制度之于生产的规定性有着深刻的认识，针对“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这类空间利润的存在，强调其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制度下两重的土地垄断所决定，前者是由于土地有限产生的对优等土地的垄断所决定的；后者则决定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而不问土地的优劣与否（马克思，1894）。这说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又架于其上。

后来，福柯从观念史的视角来看待空间，并将空间和个体关系作为研究重点。认为空间对个体具有强大的管理和统治能力，现代社会通过密闭的空间所形成的机制，使监视和规训成为现实（米歇尔·福柯，1975）。

亨利·列斐伏尔则进一步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对待空间，他秉承马克思的传统，主要思考空间与社会（及其生产模式）的关系。在他的视野里，空间的生产不是指的空间内部的物质生产，而是指空间本身的生产，即空间自身直接与生产相关，生产是将空间作为对象。这就把空间中的生产转变成空间生产。“在这个空间里，积累的摇篮、富裕的地方、历史的主体、历史性空间的中心——换句话说，就是城市——急速地扩张了。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了生产力与产物之中。都市结构裹挟其沟通与交换的多重网络，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火车站等）乃是资本的一部分”（列斐伏尔，1979）。列斐伏尔将空间区分为绝对空间、抽象空间、共享空间、资本主义空间、矛盾空间、戏剧化空间、家族空间、休闲空间、生活空间、精神空间、自然空间、政治空间、压抑空间、社会空间、国家空间、男性空间、女性空间等等。在他看来，自然空间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至多已被降贬为社会生产力在其上操弄的物质而已。空间不是空洞的，其中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

曼纽尔·卡斯特在早期的研究中，认为工业占主导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城市面貌和空间特征。他将城市视为一个组织起来好提供每日生活所需的各种服务系统，“集体消费”包括交通、教育、住房、医疗和文化设施，是国家中介的消费过程，成为城市公共服务的基本项，并成为居民与政府的主要关系。卡斯特后来在《网络社会的崛起》（2000）一书中，描绘了信息社会趋势以及新的空间形式与过程，即“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的兴起。流动空间是相对于人们经验感知的“地方空间”而言的，提出流动空间旨在强调，在支配性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结构中，物质的空间和权力的空间是分离的，社会是围绕着特定的支配性利益不均衡地组织起来的。

所有的研究者都一脉相承地刻画了空间的特有内涵，指出空间绝不是空的，它实实在在包含了社会活动的全部内容。社会形态的特征决定了空间生产的性质。这种“空间”带着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它有使用价值并能创造剩余价值，它可以被消费，也可以成为工具。正如列斐伏尔所说，“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列斐伏尔，1979）。美国的居住分层、印度的贫民窟和中国的城乡分割，以及区域、城乡的开发和生产，都是可以留意的典型案例。

有关“空间的生产”及其实际利益的分配，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这里所说的“空间”与每个人都有关系，它指向的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即人们大致同意一国范围内居民应该享有水平大体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基础卫生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性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等）。而基本公共服务的优劣多寡，便与“空间的生产”的性质息息相关。根据前面的观点，空间既是权力的象征，又是权利的器物，其布局即“空间的生产”，目的非常清楚，或者是让空间变成支配与被支配的等级状态，或者是如何去平衡冲突。城乡之间或者城市内部，一开始就会把企业和居民分为不同的等级，规定好它们的行为模式以及活动地域和范围，并把等级的区分合法化。毫无疑问，“空间的生产”的背后力量是巨大的，对于企业选址产生着有形或无形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