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空间研究与空间实践

在以往的传播学、社会学研究中，空间本身很少成为问题，它大多作为环境或者容器出现，本身并无特别意义。比如，有关城市的研究，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城市’与‘社会’相分离的问题”；社会学的城市研究，从方法上注意了以城市作为调查对象，但是在内容上往往又落在特定群体和结构制度上，因而表现出“城市中的社会”而非“作为社会的城市”的研究取向（陈映芳，2011）。即使研究内容集中在具有特定地理范围的社区上，也往往转换为社区中人与人关系、集体行动、治理机制等方面的问题，空间成为剩余因素，不再重要。在这样的研究框架下，传播只是城市或社区关系与结构中的一个具体环节或过程，处于细枝末流的位置，与空间问题更少关联。

这种现象在近些年来所谓的“空间转向”中有所改变。空间不再只是地理学、建筑学的专利，也在人文和社会学科中激起了多方面的回应；空间不仅被看做社会和文化趋势的被动反映，而且也是这些进程中的积极参与者。由是，“空间作为显学已经走到了学术舞台的前沿”（周宪，2010）。在这样的学术大背景下，传播学如何回应“空间转向”的挑战、将空间因素纳入传播研究的视野，是拓展传播学研究领域、促进传播学与主流学术圈对话的重要机遇。孙玮（2012）在梳理传播与城市关系时发现，城市生活的关键就是运用实体和虚拟的方式构建网络，而“这种网络的实质都是在缔造一种传播状态——信息传递、社会交往、意义共享——以建立一种关系”。因此孙玮呼吁，应当突破当前大众传播有关网络研究中“区隔”与“窄化”的误区，重新确立空间与身体在传播交往中的重要性。本节将立足于作为空间的社区，展现传播的空间性与物质性特征，借此推动社区传播研究的空间转向。在本小节中，我们将首先从空间概念入手，引入地点和地点制造理论，进而探讨地点制造与主体性建构的关系，下一小节将进一步研究空间实践与社区传播的关系问题。

在勒菲弗（H．Lefebvre）看来，空间并非透明、客观的，而是一种媒介或政治工具:“统治阶级把空间当成了一种工具来使用，用作实现多个目标的工具:分散工人阶级，把他们重新分配到指定的地点，组织各种各样的流动，让这些流动服从制度规章，让空间服从权力，控制空间，通过技术来管理社会，使其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勒菲弗，2008:9）。因此，“整个空间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勒菲弗，2008:38）。从这一意义上说，是“整个社会生产出了‘一个’空间”（勒菲弗，2008:40），即统治阶级的空间。以此类推，在资本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空间也越来越同质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媒介和工具。

福柯的空间研究更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组织肌理，通过分析工厂、学校、监狱等现代化空间对人体进行的政治干预，探讨统治阶级对人的规训，福柯称之为新的权力“微观物理学”（福柯，2003:157）。根据福柯的分析，现代组织对人的规训始于空间分配，其主要技术包括:封闭、分割或者分类组织空间，使其成为封闭或者限定的场所，以管理人员的流动与交往；更重要的是，组织通过规定空间的间隔而确定了等级序列。“在组织建立‘单人密室’、‘场所’、‘座次’时，纪律创造了既是建筑学上的，又具有实用功能的等级空间体系”（福柯，2003:167）。

根据勒菲弗和福柯等学者的观点，人的身体所居留的空间，是被资本和权力所决定的，人自身的体验与意义建构不仅没有价值，甚至是被剥夺或者篡改了。这也就是吉登斯所谓的“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通过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力量，对空间与时间进行重组，致使社会体系“脱域”:“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absence）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在现代性条件下，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定:即是说，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吉登斯，2000:16）。脱域对于个人和地方来说，有积极的作用，可以共享全球信息与文明；但也有消极的一面，比如导致制度性压抑、认同危机等问题。

从宏观层面来看，上述抽离机制确实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它破坏了曾经居于中心的、有意义的事物，从地点中制造了同质化的空间。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完全抹杀了人们的个体行动与地方实践。在高度规训的组织中，人们依然可以采取“磨洋工”等方式进行反抗；最为软弱无力的农民也有“弱者的武器”（斯科特，2011）。在流动空间占据主导地位的网络社会，地方空间则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并存（卡斯特a，2006）。与非地域化相对的则是“再嵌入”，摩天大楼里的上流精英可以进入其间进行“地域化的再造”；与无人格的城市建筑相比，“同样有特点的是相对狭小而非正式地点的重建”（吉登斯，2000:125）。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人们对于脱域机制的抵制就是再造地点，即在小尺度的地方上与资本、权力进行协商、抗争，利用统治阶级所提供的空间与资源开展有利于自身的行动，从而创造出对自己具有特定意义的地点。当然，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地点制造行动通过非正规的、游击战似的方式进行，因此制造者之间并非铁板一块，他们对于地点的理解与使用互不相同。所以地点制造实际上意味着“一个理想的、也许从未实现的联合体，对地点加以掌控并将自我认同附加其上”，王斯福称之为“微主权”工程（Feuchtwang，2004）。

地点是空间研究中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概念。与那些以物质或感知的方式来认识空间的方式不同，地点意味着“空间内我们定居下来并能说明我们身份的具体位置”（奥罗姆、陈向明，2005:5）。具体地说，地点意味着:

（1）一种个人身份认同感，一种说明“我们是谁”的感觉；（2）一种社区感，成为一个大集体（或者家庭或者邻里人群）的归属感；（3）一种过去和将来感（时间感），一种我们身后和我们面前的地点感；（4）一种在家里的感觉，一种舒适感（奥罗姆、陈向明，2005:16）。

事实上，在与地点相关的诸多感觉中浮现出来的正是人的主体性。对于人来说，对自我的认知首先是与身体、空间相联系的，而人的身体所占据的具体空间就是地点，因此，人文地理学者直接将空间、地点与主体性勾连起来，“是什么的问题就是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人和地方是以激进而不可避免的相互纠缠方式想象出来的、具体表达出来的以及体验出来的”（Bondi　＆Davidson，转引自朗赫斯特，2009:415）。从空间与地点的角度来看待主体性，就为主体赋予了“厚重的物质性”（朗赫斯特，2009）。当然，在规训与抵制的空间中获得的主体性，又不可避免地涂上了政治性的色彩。作为制造地点的主体，人们在为地点赋予特定意义的时候，将自我认同附加其上，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于资本与权力的协商与抵制，因此，地点制造的过程也可视为主体性获得的过程，对于个体而言尤为重要。

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从再嵌入、再地域化的角度来理解地点制造时，也不能将地点与全球完全对立起来。为了突出地方^[40]建构的开放与动态过程，马西（D．Massey）甚至提出了“全球地方感”（global sense of place）的概念。在马西看来，一个进步的地方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地方并非僵化不变的实体，其意义始终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第二，地方应有边界，但并非封闭隔绝，而是在与外部世界广泛联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三，地方建构本身也具有内在多样性（参见钱俊希等，2011）。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讨论地点制造的问题，不能将地点想象为桃花源，地方性也不是费孝通于20世纪初叶在乡村社区所看到的情景（费孝通，1985）；而应把地点制造看做在与环境互动中不断展开的进程，地点本身也是多元、歧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