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隔意识躁动

3.1.2　转折期：区隔意识躁动

改革开放使国家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因素促进社会出现新的分层，随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而引起的政社分离、企社分离、事社分离，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传统“单位制”的解体。许多单位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必须减少过去的功能泛化的“单位办社会”的状况，一部分企业由于经济转轨或产业结构调整而处于不利地位，无力再承担其原有的社会职能，单位分房出现了重大的不平衡状况。在一些单位很低职位的员工可以分到住房的同时，一些单位中几乎无房可分。此时，城市居住便逐渐表现出其阶层化的一面，只是这种阶层是单位之间的区别表现。住房的市场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人们长期形成的等待分房的思维惯性却仍然有着重大的影响力。

为了刺激居民的购房积极性，国家和地方在房改售房过程中都规定了逐步提高公房销售价格的政策，职工购房越早，得到的优惠越多。为了启动商品房消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1999年底取消福利分房、允许房改房上市、多次降息、利息征税、降低按揭利率、延长按揭期限至30年、降低交易契税等等。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999年9月21日起，延长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并降低利率，以支持城镇居民购房。各商业银行住房贷款的最长期限由20年延长至30年。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最高水平由年利率6.3315％降为5.58％。1999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从8月1日起对房地产市场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实行减免政策。1999年的停止福利分房政策，让人们最终相信真正的购房时代已经来临。

为了赶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许多单位抢在1999年底之前购房进行分配。这时的购房，则不可能如自己单位建房那样进行多等级的建造与设计。于是，很多单位按职工的不同级别在不同的楼盘中进行选择，只要不超出职位所规定的面积限制，可以选择一些高档楼盘。当时建成的月牙湖等小区，也专门为这种单位需求设计了50～60平方米一套的住房。还有一些单位则允许职工自己选择购房，由单位一次性付给相应的费用，一部分单位也借机为领导干部购买价值较高、条件较好的楼盘。各种层次的市民，由于其所处的单位不同，在单位中的地位不同，可以得到的住房资助也相差很大，引起他们在选择购买公寓时对自己的需求也有了更多的考虑，对应地，公寓广告中有关消费者地位和产品区隔化的信息也增加了许多。

对低端购房者，广告声称是“老百姓真正的选择”（天地花园），也向他们许诺“在裕华实现小康”（裕华新村）；考虑到一部分购房者对自己的地位有所估计，并要求住进与身份相符的社区，广告也开始说明“千金易得，好邻难求”（典雅居），希望自己的“人文品位生活社区”（佳盛花园）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当然也有的楼盘愿意帮助住户炫耀生活品质，“东区高级公寓”（梅花山庄）、“21世纪成功人士的理想家园”（银环公寓），就是一种证明。

这时南京市民已经认识到居住环境是一种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消费品，个人的居住不仅关系到日常生活，也与社会地位相关，一些居民愿意出更多的钱而居住在更理想的环境中。住房在某些条件下是社会竞争的有效资源，它使个体能够在社会领域获得特殊利益。布尔迪厄认为，任何个体、群体和机制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都可以用他们保有的资本总量和资本构成这两个指标来确定。人们购房以积累居住文化资本的目的是将自己与他人区隔开来，人们通过广告展示居住文化资本的目的也是将自己与他人区隔开来。通过选择居住区来选择邻居的权利，正是居民的“用脚投票”行为。购房活动只是社会区隔这一社会存在的本质目标的手段之一。

除了单位购房之外，房地产市场上个人消费主体也在发生变化。过去主要由高收入者和外国、外地定居者组成的购房者群体中，加入了一部分认识到个人购房必然性的本地“单位人”，他们大多生长于南京，对城市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有着较强的认同，有自己特定的区位和文化需求；还有一部分南京市民和外地投资者，对南京房地产市场的升值前景有所预期，认为存款不如购房投资。市民所要求的区位选择是与城市中不同区位的交通状况、居住环境、人文气息及售价等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购房关系着今后的生活质量，房地产产品质量的表达侧面不断增加，以回应人们居住要求的提升。许多购房者在价格与环境之间往往首选环境，希望能在一个舒适安逸的环境安居乐业，要求公寓也能设有高级会所、泳池等设施。

转折期南京房地产报纸广告，对居住者在经济地位以外的其他能力与权利较为关注。可以说，住宅不仅作为一种社会财富的形态，同时通过对它的占有、分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