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隔的文化内涵

3.2.4　区隔的文化内涵

彼特·布劳认为：社会成员特征如果按照类别参数如性别、职业、宗教、住地、工作地来分类，被定义为群体，它从水平方向对社会地位进行区分；如果按等级参数来分类，如收入、财富、教育、权力等，被定义为地位，它从垂直方向对社会地位进行区分。⁽²²⁾城市的住宅质量，也因经济水平、贫富差别在住宅面积、质量、住宅区域等方面有明显的不同，并有人为的贵贱等级制度规定。南京目前的城市功能与新中国成立前的规划有很大关系。1929年《首都计划》中南京市被划分为“中央政府”区、市行政区、工业区、商业区、文教区及住宅区，集中兴建了下关中山码头至中山陵园等一批建设工程，在山西路一带开辟了高级住宅区，在城内分散建设大量行政办公机关，使南京市城市发生剧烈的转变。⁽²³⁾

1949年后，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组和改造，城市大致以国家机关、事业、企业为基本单位进行区位划分。从社会空间的角度看，企事业成员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空间内展开其互动关系。形成了城市的聚类社会区域：人口密集混合居住区、干部居住区、知识分子居住区、工人居住区、边缘混杂居住带、农业人口散居区。⁽²⁴⁾

历史发展和企事业单位的布局使南京在地域分区上形成了相对隔离的状况，如南京市宁海路、西康路一带的传统别墅区，原为民国政府的达官贵人及外国使节的公馆区。1949年之后，该区为政府接管，成为江苏省省政府及南京军区高级官员的住处，其他区域则通常是城市规划的功能区空间分布与组合。如在鼓楼珠江路以西为高教区，知识分子相对集中；北京西路、西康路一带为省委、政府办公区，干部较为集中区；栖霞、大厂区工业企业相对集中，是工人聚居区。拥有不同社会权力的机构对城市居住空间内的特定区位具有不同的选择优先权，如高校职工宿舍区位选择与政府机关、军队干部住宅区位选择不可同日而语。

马克斯·韦伯认为所谓“身份”是在社会声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的肯定和否定的特权。它建立在生活方式、正式的教育过程、因出身或因职业而获得的声望等因素之上。身份制就是建立在上述基础上的一套由法律、法规、规范认可的制度体系。⁽²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人身份常常由地域、血缘、财富分配关系所决定，依附于父母的出身或地位，有的成了奴隶，有的成了皇族；依附于土地或财富，自然地成了地主或领主；依附于民族与文化，产生种族与等级的差别。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人的“身份”转为由国家权力通过各种手段直接或间接地硬性规定的一系列的等级。等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辨的权利不平等，等级身份也较固定。中国的三大身份群体：干部、工人和农民的划分，不是经济分化的结果，而是国家政策、血缘地缘关系和一系列相关政策，如干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综合作用的结果。由所有制身份（全民、集体、个体）、社区身份（城市、乡镇、农村）、单位身份和行政身份等等决定了不同身份的人租用住房的可能性。帕金的“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理论认为，多种社会集团通过一些程序将获得某种资源和社会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会选定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社会或自然属性中的某一项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这样，各种不同身份之间有明显差异，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力，并且具有不同的机会结构，个人一旦获得某种社会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将成为终身的，很难依赖个人的力量加以改变。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严格控制各种身份之间的差别和转换，身份成为人们获得某种职业、地位，享有某种社会资源，占有某种社会声望的基本前提条件。⁽²⁶⁾

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身份”的限制仍然持续了很长时间，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的身份差别、干部与工人的身份差别、全民集体与个体所有制的身份差别依然存在。根据《社会大分化——南京市社会分层研究报告》，南京目前已经逐渐形成了六个典型阶层，分别为工人、农民、管理者、知识分子、个体私营业主和下岗失业人员。各个不同阶层的住房面积和房产价值也分为相应的档次：2003年南京市管理者阶层平均住房面积为89.8平方米，房产估值平均为30.1万元；知识分子阶层平均住房面积为85.7平方米，房产估值平均为28.5万元；工人阶层平均住房面积为74.4平方米，房产估值为17.5万元；农民阶层平均住房面积最高，达到144.2平方米，但是房产平均估值最低，为5.8万元；个体私营业主这两个指标分别为93.7平方米和30.4万元；下岗失业阶层分别为54.7平方米和14.4万元。2003年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21.1平方米，以每户3～4人计算，平均每户建筑面积在63.3～84.4平方米范围内。超出平均范围的阶层有个体私营业主、管理者、知识分子阶层。⁽²⁷⁾该研究报告说明，住房情况与经济收入情况相关，也与社会地位相关。管理人员由于房改得到了住房方面的优先地位。

面对经济收入与居住能力如此巨大的差别，房产商和广告商必须采用更为多样的社会文化诉求方式以达到细分市场的目的。为了表明消费者在文化上的差异，房地产广告采用了对家庭的态度、消费者自身受教育程度、对南京地方意识以及对不同文化的认知等内容进行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