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现代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而“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村社的形式，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4]手工业和小农业相结合即自然经济的存在和农村公社的残留，这两者是统一的。根据马克思这一重要论述，王亚南在提出一条重要原理的基础上，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其所以不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它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强韧性，使它不易解体。
王亚南提出的原理是：外力对某一民族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同这一民族的经济制度的强韧性是成反比的。印度和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中存在着的农村公社，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组织，使这一社会不易发生变化；虽有外力的作用，其变化也较那些强韧性较小的社会受到外力的作用所引起的变化小得多。
在论述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的强韧性之前，有必要论述王亚南对商鞅变法，亦即秦王朝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土地制度根本改革之前，在这大约2100年中，中国有没有进行过带有变革生产关系性质的土地改革这一问题的看法。与某些历史学家的看法相反，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概述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均田制的形成及其实质，均田制如何变成庄田制及其实质；然后总结地指出：从秦到清这大约2000年间，除了在两晋南北朝那一段时间，因战乱及外族入侵之故，曾呈现过倒退到原始形态的自然经济现象，以及以后还局部出现了庄园组织的形态外，地主经济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这同西欧在9世纪才比较广泛形成的庄园经济，到了13世纪就趋于崩解，此后直到19世纪，像德俄等个别国家，又出现了赋役农奴制的情况，恰好是一个对照。
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的强韧性，王亚南认为其根源就在于这种经济和西欧的不同，不是在商品经济较为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这样，土地就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社会条件决定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资本），土地所有者是社会的权势者；所谓有土斯有财，凭谁有钱就可以购买土地，变成超经济的榨取者，变成有权有势者。于是，由于存在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而产生的货币捐税，使土地生产物商品化和货币化，呈现出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外观，但其产生原因不是由于生产发达和社会分工发达，而是由于政治上或财政上的需要。恰当地说，这样的经济是流通经济。在这样的条件下，作为出售者的农民和作为收购者的商人，就不是站在商品经济应有的平等地位上，其实质就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封建主义的。就是说，由此积累起来的货币，不是转化为现代意义的资本，而是胡乱地消费掉，或者用来再购买土地，或者用来放高利贷和经营具有高利贷性质的商业。
王亚南将这可以互相转化的三者列为三位一体的公式：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而以高利贷资本的利息率调节其运动。这就是说，从领主经济开始转化为地主经济，土地从不能买卖到能买卖，从没有价格到开始有价格时，这时的土地价格就由原来的即领主经济的地租和高利贷利息率决定。土地价格一旦产生，以它作为前提的新的即地主经济的地租，就由这土地价格和高利贷利息率来决定了，即这时的地租是按土地价格来收取的、由高利贷利息率调节的利息。前资本主义商业资本的利润同样由高利贷利息率来调节。我们知道，这种利息率的高低，只能由需求来决定，远远高于资本主义的利息率。正是这样，我们说封建主义的地租是农民的剩余劳动，那只能是对领主经济的地租而言，地主经济的地租不仅侵占农民的剩余劳动，而且侵占其必要劳动。这就是旧中国农业衰落，农民不得温饱，被迫离开土地，而又当不成工人的社会经济原因。因为在这一公式支配下，有钱与其办工厂或工场，就不如买地收租、放债取息和经商牟利来得合算。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亚洲的各种形式下，高利贷能够长期延续，这除了造成经济的衰落和政治的腐败以外，没有造成别的结果。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和时候，高利贷才表现为形成新生产方式的一种手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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