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强政府”更有效

通过第五章状态空间模型的分析发现，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进口、政府行为、高等教育以及劳动力人口的增长等因素都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印度劳动力人口的增长、政府对印度经济增长质量则具有显著的影响，而FDI、高等教育在学率对印度经济增长质量则没有显著的影响。制度质量的差异决定了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有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认为，FDI对部分东道国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FDI并不是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充分条件。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随着FDI占GDP百分比的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上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引入FDI。从目前来看，中国吸引外资流入的政策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而印度FDI不显著的主要可能原因是样本期间内印度基础设施落后，优质劳动力供给不足，难以吸引外国资本投资，FDI政策的开放领域有限且FDI规模相对较小，印度获取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效应、正向溢出效应和负向溢出效应共同作用也有可能是造成印度FDI不显著的原因。中国注重教育公平，基础教育水平要远高于印度，经过长期的发展使得中国有着数量庞大的优质劳动力，充分获取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与人口红利相结合所带来的技术水平提升与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进口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有反向影响可能是由于中国对世界市场依赖性增强，造成经济的稳定性减弱。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对印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则可能是由于印度人口结构较为年轻，经济较具活力，推动了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印度的高等教育体系与人才管理体制则还需进一步完善以发挥出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激励作用。政府制定的战略方针与调节经济等行为不仅有助于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数量上的增长，还有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中国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远高于印度，说明中国政府对政府资源利用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要远高于印度。相对于印度而言，中国政府更加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的和谐发展，政府官员问责机制更加完善，因而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问题上进行了更多的资源投入。

综合上述分析，本书发现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的环境水平优于印度；而印度注重软环境的建设，促使印度的金融体系更加完善，因而在面对危机时所受到的危机传染效应更小；印度的经济自由化、贸易自由化促使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较中国更具有活力，企业利润率更高，而中国的所有制改革并不充分，企业税负较高，政府可以掌握更多资源来调控经济；中国的招商引资政策与长期的教育公平相结合，促使中国获得了大量FDI正向溢出，收获了丰富的人口红利，印度的FDI却对印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并无显著效果；印度跨过制造业大力发展服务业，促使印度IT产业、ICT产业、金融产业、电影产业等发展迅速，而中国是由政府引导的出口导向、大力发展制造业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更加有助于减少贫困人口，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FDI等外部资源获得有效利用，推动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维护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