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以农民为本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

二、是否以农民为本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

（一）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

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和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的根本目的。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展成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提出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一个重要标准；江泽民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提出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他们的思想中都蕴涵着以人为本的真谛,始终贯穿着以人为本的精神理念,充满着一心为民的高尚情怀。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于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实际,把握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和现实要求,从整个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谋划人的发展,通过实现社会和谐,努力为人的发展构筑坚实的基础平台,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充分展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做了深刻阐述,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把以人为本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原则提出来,这更加突出了以人为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指导作用,也进一步凸显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和意义。以人为本思想的提出和发展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的科学总结,是对新的时代课题的新解答,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飞跃。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党和国家在用这一理论指导“三农”现代化的过程中，历经曲折。

（二）是否以农民为本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

新中国探索“三农”问题的历程表明，凡是党和国家的政策符合大多数农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这个阶段的农业农村经济就顺利发展，而当这个时期党和政府的政策不符合实际，乃至损害了农民群众的利益，这个阶段的工作就困难，经济建设等事业就停滞，缓慢，社会问题就增多。可以说是否以农民为本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

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民经济恢复之后，我们选择了工业化发展道路。鉴于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客观上要求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因此我们确定了“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同时设置城乡二元结构，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并且制定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政策。进入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我们仍然走着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道路。由于我们从农民农业农村拿得太多，大大限制了农民活动的空间，有损于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以至于农业相对于其他产业生产水平不高，比较效益不高；农村相对于城市基础建设落后、公共事业落后。

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工业建设导致粮食和棉花等农产品供给紧张，于是就实行统购统销制度，高指标，强征购，遭到了农民的强烈抵抗；征购要同很多农户直接打交道，成本很高，于是就学前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做法，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1958年全国实行公社化，把5亿多农民组织在人民公社中，政社合一，自然村改为生产队，行政村改为生产大队。城市、工业需要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产品，政府直接向公社征购，作为国家任务向社队三级干部下达，限期足额完成。购粮的成本，确实是减少了，任务也勉强完成了。但是农村在实行“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以后，实行集体劳动、统一经营、平均分配的体制。这种体制不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的要求，不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严重地挫伤、压抑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农业生产长期停滞徘徊，粮食和农产品严重短缺，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阻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1960年以后，党和国家在农业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把农业放在一切经济工作的首位，先后采取的政策包括：整风整社，反“五风”，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大搞“四清运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号召农业学大寨，全国开展学大寨运动。但是，农村生产就是上不去，粮食严重短缺。中国原来是个农产品纯出口国，1961年以后成为粮食和棉花大量进口的国家。直到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同1956年相比，只多了19斤，8亿人搞饭吃，饭还不够吃，只好靠进口粮食来弥补。农民年人均分配收入只有70多元，全国有1／3多的农民，也就是有约2.5亿人处在温饱都解决不了的贫困境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尊重农民的意愿，决定农村进行改革，在全国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从根本上改革了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的人民公社体制，把土地等生产资料交给农民家庭自主经营，农民有了自主权。农民得到了实惠，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到1984年，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卖粮难，可以说初步解决了吃饭问题。

1985年改革实行了20多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改统购为合同定购，保留对城市居民的统销。这本来是继续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大举措。但因配套政策不当，1985年粮食减产7％。为了保证对城市的平价供应，1986年把合同定购改为农民的一定要完成的任务，实际又回到统购老路。从此农业生产进入了新的徘徊期，农村问题此起彼伏，时好时坏。对此，我们没有继续深化农村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而是还采取了一些计划经济体制的办法，并且继续加强行政控制。于是为了解决农村问题，农村乡村两级干部队伍不断膨胀，国家又没有财政支持，反而把农村义务教育等支出转嫁到农村，农民负担加重，收入增长缓慢，干群矛盾突出。国家在1993年就提出了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但是，农民收入就是上不去。

1996年粮食总产量超过1万亿斤，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丰收。对此，政界和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实现了由长期供给不足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转变，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中国的农村、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由于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还彻底没有解决，农业问题又出现了反复。1996年大丰收之后就出现卖粮难、粮价下降，1997年粮食就减产207亿斤。1998年洪涝灾害（中国是个缺水的国家，丰水年一般是增产的），国家还以保护价收购粮食，粮食生产10246亿斤，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99年以后，由于粮食库存大量增加，国家粮库爆满，粮食企业亏损严重，国家以保护价收购的政策实际停止了，市场粮食价格一路下跌，1999年11月的粮价比1996年同期下降32％，损失最终落在农民头上。

从1999—2003年，政府一直强调要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农民的收入就是上不去。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9％，1997年增幅下降为4.6％，1998年为3.3％，1999年为3.8％，2000年2.1％，2001年为4.2％，2002年4.8％，2003年为4.3％。这些小幅度的增加主要是靠非农业经营性收入和农民外出打工收入，种粮务农的农民收入实际是下降的。既然种粮食无利可图，农民就没有了生产积极性，农民纷纷外出打工或另谋他业，所以农业生产再次陷入倒退停滞阶段。1999年以后粮食就连续减产。2000年产粮9244亿斤，比1999年减少924亿斤，减产9.1％；2001年产粮9053亿斤，减少191亿斤，减产2.1％；2002年产粮9141亿斤，增加88亿斤；2003年产粮8614亿斤，减产527亿斤，下降5.8％。减产的头几年，因为库存粮食多，所以供给还没有问题，靠连年挖库存解决。2003年大旱，进入秋季，粮食大减产已经成为定局，南方几个省区库存粮食告急，市场上粮食价格开始上涨，于是粮食供给问题再次惊动中央，成为经济安全问题。

2004年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并颁布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把“三农”问题列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继1982年至1986年连续颁布关于“三农”问题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之后，事隔18年，又一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颁发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文件要求大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第一次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各级政府加强对农业领导，再一次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由于市场粮价上涨30％，2004年又风调雨顺，农业获得特大丰收，当年粮食达到9389亿斤，增产775亿斤，超过了原定计划9100亿斤的目标。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6.8％。

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即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三农”问题的第七个“一号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强化各项支农政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5年粮食产量48401万吨，比上年增加1454万吨，增产3.1％。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6.2％。

200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是2004年以来中国连续三年出台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即2006年一号文件），显示了中国领导人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2006年一号文件主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核心是发展农村经济，多予少取，重点在于多予，促进农民持续增收。2006年粮食产量49746万吨，比上年增加1344万吨，增产2.8％。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7.4％。

200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九个一号文件，至此我国的“三农”政策真正走上了以“三农”为本尤其是以农民为本的轨道。

从2008年至201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相继颁发了6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实施了若干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粮食产量连年丰收，从2004年至2012年实现了“九连增”，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了“九连快”，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的来讲，改革后的农村和农业既保证了10多亿人口的供给，也为工业化、城市化建设提供了资金、劳力、工业原料和土地，支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但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把农业放在第一位的模式并没有改变。当粮食等农产品供给遇到问题时，就采取惠农政策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的改革；而当粮食和农产品供给好转时，就改变惠农政策，使农业屡次陷入徘徊停滞的局面。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以后至今，我国的“三农”政策，尤其是农民政策才逐渐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经历了由低到高的起伏波折的周期性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农民政策的反复，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规律性的认识：

第一，中国的农业问题的反复，说到底是中国农民问题的反应，是国家对农民政策反复的表现。只要国家的政策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农民的利益和愿望，农民有生产积极性，就现有的耕地，现有的生产能力是可以保证农业对社会供给的。只要把农民问题解决好了，农业不会成为问题。

第二，国家要把解决好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至今，党中央一直把解决“三农”问题列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所以当今中国的“三农”工作，第一位的是要解决好农民问题。

（三）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实现农村小康社会的决定性力量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行动纲领，也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我们党的发展理念和执政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是我国农村又一次深刻的社会经济大变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我国农村建设与发展中的体现。同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进程中，我们也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实现农村小康社会。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表明，农民是取得成功的主要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有了农民的参加，并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才取得胜利。工业化建设因为有了农民的付出，才能取得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因为有农民作为先驱，才取得巨大成功。城市改革因为有农民的支持和促进，才免除了后顾之忧。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同样离不开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进程中，一定要解决好农民问题。只有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增强农民实力,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农民去投入农业生产和安心农村生活。邓小平早在1962年关于《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中就谈到这一点：“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胡锦涛同志曾讲过,广大农民群众是推动生产力发展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败的关键。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2],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明确指出,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要求全党必须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2005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十分重视提高农民收入问题。

由此看来,不增加农民收入,不从根本上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不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那么“三农”问题就难以解决,全面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