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爱民为第一义

曾国藩在家训中说：“治军以爱民为第一义。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用兵应以全军为上。”治理军队，不仅要善战，更要爱民，这里的爱民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要明白行军征战要以保卫人民为目的，这样才能作战时勇往直前；其二是身为将领要体恤士兵，减少无谓的伤亡。治军当如此，为官当如此，从事各行各业都应当如此，热爱人民、为人民谋福祉永远应当是敬业的题中之义，应当是各行各业的人在工作之中不懈的追求。

与曾国藩同时代的左宗棠也是“治军以爱民为第一义”的忠实践行者。左宗棠在《与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左宗棠经过湖南时看到当地水灾严重，便捐助了万两白银赈灾，并且没有将这件事上奏朝廷。他回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时候，自己曾经在柳庄发放粮食和药品赈济灾民，左宗棠认为，当时自己还只是一介寒士，所以自己如此做，人们便认为他仁义，这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到了今天，他已经官至总督，靠着勤俭节约省下的白银来赈济灾民，这便是他为官一任所应该做的，有什么可称道的呢？左宗棠告诫儿子说，一个士人居住在乡里，能够救人一命，就是大功德了，这是因为他并没有权力来做更多的事情，但是如果是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那么仰赖他而生存的人何止千万。这个时候，纵使可以常常存爱民、保民之心，常常做爱民、保民之事，也不一定可以真正帮到多少人，那些没有得到自己拯救的人，便都是自己的罪过，又怎么可以把一点点保民、救民的行为当作自己的功绩夸夸其谈呢？在左宗棠看来，位置越高，责任越大，便越要为人民的生命和利益负责任，这是每一个官员分内的责任，而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功绩。就是本着这样一颗爱民之心，左宗棠一生兢兢业业，不仅成功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更因为栽种“左公柳”而被传为美谈。

左宗棠生活的时代，经过了鸦片战争的国家已病入膏肓，如“日之将夕，悲风骤起”。当时的清朝军队腐败，贪官横行，民变四起。1864年，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趁新疆内乱，带兵侵入了新疆，在1864～1870年间先后占领了喀什、阿克苏、库车、达坂城、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新疆的大部分地区落入浩罕汗国之手。与此同时，沙俄也趁机侵占了新疆伊犁。

在这样一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左宗棠以垂暮之年，毅然承担起了收复新疆的重任。他说：“如今新疆形势危急，我决不能放任不管、告老还乡，一定要驱逐侵略者，收复国土！”在海防、塞防之争中，李鸿章主张海防，认为新疆是化外之地，黄沙千里、人迹罕至，不收复新疆，对于国家损失不大。但左宗棠反驳道：“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矿产资源藏量极大，就如同一个聚宝盆，绝对不能放弃。”

就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左宗棠毅然出征。

左宗棠整顿军务，筹粮筹运，筹集了四千万斤粮食，集中了5000辆大车，5500匹骡马，29000峰骆驼。1876年4月，左宗棠统率着西征大军七万多人，踏上了收复新疆的征程。雄师进驻玉门关，不破楼兰终不还。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思想是“先北后南，缓进速战”，也就是先打北疆的敌人兵力薄弱的地区，然后再攻击南疆的敌军主力，不轻易冒进，一旦战机成熟，便速战速决。在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下，进兵新疆很顺利，很快就平定了阿古柏的叛军，至1877年底收复了南北疆。接下来左宗棠要收复的是被沙俄占领的伊犁，这时的左宗棠已是年近70，身体不好再加上军务繁忙，他常常咳血于营帐。但他并没有放弃收复新疆的志愿，而是为自己的后事做了充分的准备，抬着棺材，指挥大军兵分三路，抱着战死疆场的决心，誓死要收复伊犁！

如果说左宗棠收复新疆体现了他忠于国家的壮志，那么种植左公柳，便体现了他心忧人民的情怀。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看到各族人民由于连年战乱而流离失所，土地满目疮痍，田园荒芜，大片的果园、树木被砍伐，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令人睹之垂泪。左宗棠于是动员湘军子弟沿着甘新古道，在凡是有水源能到的路边荒野广种榆柳，改善新疆的面貌，造福后人，以表达湖湘子弟对祖国山河、对于新疆同胞的一片热爱之情。据说当时湘军子弟在栽种树木时，每棵树上都挂有栽种人姓名的牌子，以确保保栽保活。在道路两旁新栽的树上还每隔一段距离就挂一盏灯笼，免得晚上有车辆撞坏树木。

有关左宗棠植柳，在民间还有一个传说：据说有一天，左宗棠在肃州城里巡视，发现有个农民骑驴进城后，将毛驴拴在了柳树上，而毛驴顺势便啃起了树皮。左宗棠很生气，当即下令军士把毛驴牵到鼓楼前斩首，并张贴告示告诫民众道：“今后若有毛驴毁坏树木者，驴和驴主同罪，一律斩首！”据说此告示一出，再也没有人这样做了。左宗棠斩驴护树的义举，一时传为美谈。

后人为了纪念左宗棠在新疆的功绩，便将这些柳树称为“左公柳”。

左宗棠在国家危难之时临危受命，以古稀之年远征新疆，按说他只有平乱之命，并无建设之责。但儒家济世救民的担当精神和胸中的仁义之心让他觉得应该为整顿、开发西北尽一点力。左宗棠在指挥作战、获得军事胜利的同时，也在西北整顿吏治、扫除官吏中的贪腐风气，使西北的官僚风气为之一变。作为一个出身南国的饱学志士，左宗棠在西北践行着他的爱民之道，他的精神便如那些绿意盎然的左公柳，为西北大地带去了一丝历久弥新的暖意。

时人有诗赞曰：“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门。”渡过玉门的“春风”便是勤政爱民的“左公精神”。

评说

《论语》有言，“泛爱众而亲仁”，也就是说要心存爱民之心，亲近仁德的人，在孔子看来，这是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努力做到的。这种精神在后代演化为了《醉翁亭记》中太守欧阳修“与民同乐”的志趣，演变为了《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演变为了黄宗羲“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思想。《朱子治家格言》中说：“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这是说我们在从事自己的工作时，总要有比养家糊口更高的理想和追求，而当我们做到“以爱民为第一义”，将为他人服务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的时候，便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但凡能够为他人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我们的工作便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