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理文化中的角色

HBR在管理文化中的角色

在苏珊·维特劳弗看来，管理文化中HBR的作用是有预期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HBR旨在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善管理的行为方式：

（1）反映出经理在管理业务中面临的种种挑战。

（2）展示那些成功的管理者具备的理念、原则和理论。

（3）消除关于新理念的种种天花乱坠的报道和惊人之语。

简言之，维特劳弗认为，采访就是要力图凸显被采访人的经营理念。任何一项采访正式进行之前都要经过这样一个标准的检验，就是说采访中要能够找到具有重大价值的管理理论。要达到这一标准，采访必须充满活力、很有意义，要有知识含量，还要吸引读者的眼球。

与成功经营和管理领域内专业技能的预期标准一样，关于挑选哪些CEO进行采访的讨论表明，他们都受到好几种主观偏好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HBR员工的建议、对于某些话题的编辑兴趣，以及采访CEO的主持人个人的喜好偏见。尽管HBR的编辑是在进行了广泛研究之后才进行这些采访的，并且他们还是带着参与采访的CEO所熟知的话题与之进行交流，可是采访有时还会朝着预定之外的方向进行，局面有些失控。导致出现这种采访局面不按预期轨道进行的情况还会发生，那就是读者偏好和某位编辑的主观判断会促使这个编辑去采访某一位特定的CEO时。

除了编辑与被采访人所造成的个人偏好因素之外，维特劳弗还指出，被选中的CEO和主持采访的编辑之间的合作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双方共同参与了编辑过程，并且在细节侧面产生了影响。因此，采访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结局：HBR帮助入选的CEO使之能够提供经理想要的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尽管维特劳弗强调说选谁进行采访完全是由HBR的编辑机构来决定的，并且采访内容取决于HBR工作人员在采访进行之前反馈给编辑的研究结果，事实上，CEO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对选举结果产生了影响。

就我们把哈佛与梵蒂冈相提并论这一点上，维特劳弗坦率地告诉我们，至少她从HBR内部这个角度观察（HBR完全隶属于哈佛商学院），哈佛是许多教育机构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她的描述表明在《律政俏佳人》这类电影中所描绘的神秘哈佛压根儿就不存在。用维特劳弗的话说“哈佛不过是一帮人而已”。所以，如果哈佛在企业领导影响力这方面可以与梵蒂冈齐肩的话，她就没有必要去竭力宣称自己的影响力是多么强大。但是，梵蒂冈却无需宣传或者公开承认自己的影响力，多数人还是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事实。

最后，维特劳弗透露，在以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年，HBR的编辑会选用“普通领导的回归”作为新主题。她的评论向我们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CEO由于受到人们的极力推崇而蒙上了神秘莫测的光环。虽然我们同意维特劳弗的观点，认为把CEO（尤其是那些尚未经过磨砺的年轻的CEO）包装成名人并不是好主意，我们还是坚信不这样做并不意味着CEO会很快从公众眼中消失。我们的看法是，所有的经理，特别是CEO，将是21世纪新型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这意味着CEO将会继续引人注目。如同维特劳弗所指出的，需要对之作出批评的是把CEO混同于摇滚明星和好莱坞名人。尽管CEO与这类文娱巨星同样受人关注，可是经理在全球化社会中的地位最好是另当别论。

给予CEO以尊重，就像我们过去尊重皇室统治者或者宗教领袖那样。实现这一点，会对这些首席执行官以及他们的属下和观众提出道德要求。在21世纪来临的日子里，有的CEO受到了名不符实的称赞，许多领导因为公众的监督而被撤换。可从长远来看，支持公众对CEO和经理产生兴趣的是他们在社会中所发生的积极作用。无论如何，如今的经理可以说是这样一群男女，他们打算把民主资本主义推向全球的角落。然而，恰恰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不单单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技术影响导致了21世纪初极力反对企业运动局面的出现（类似的活动有反对全球化和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管理文化产生影响的领域要比任何一个殖民帝国都要深远，然而它所面临的风险也是空前巨大的，如果我们不把它看做威胁的话。让我们一起期待借助民主的平衡力量,在这一新兴文化的成员国中间大力推行道德责任与自由价值观。我们认为，至少希望如此，企业领导人的创造力和道德感会为未来几年内我们的持续发展（如果不是跨越式发展的话）铺设更好的舞台。

对诸如HBR和哈佛商学院等教育机构的商业期刊进行制度化的力量促使他们形成了一套关于何为良好管理必备要度的想法。在20世纪，这种影响发挥作用的方式更倾向于强调技术或者理性侧面的管理。大师，作为管理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HBR和哈佛商学院完全有能力改变价值观与期待的表现形式，进而引入艺术家和牧师侧面的管理形式。1989～1998年，HBR所刊登的CEO的采访结果印证了这一转变。尽管维特劳弗不再是HBR的主编，但至今尚无迹象表明把参考美学侧面的企业家领导能力包含进来是她在职期间的主要成就，或者说是她离任带来的主要影响。她离任后，CEO的采访分析可能会给这一问题提供更多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