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东亚经济中的新角色

中国在东亚经济中的新角色

一、引论

在传统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中，以日本为龙头，其自身在向高级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将国内许多劣势的产业以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的形式传递到低层次的国家和地区中去，其联动模式为：日本——“四小龙”——“东盟”。我们把由日本经济的发展带动继起的“四小龙”以及“东盟”经济的连锁发展形态，比做大雁队伍的飞行状态，称之为“雁行模式”。20世纪70至80年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模式的引导下，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量吸收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接受日本的产业转移，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利用当时相对自由贸易的国际环境，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即所谓的“东亚奇迹”。这也是“雁行模式”曾备受推崇的原因。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经济严重衰退，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严重制约并危害着东亚经济的发展，“雁行模式”的核心与基础发生了严重动摇。

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持续增长对“雁行模式”提出了挑战。由于众所周知的国内外诸多原因，在“雁行模式”发展的初期和繁荣阶段，中国被排除在“雁行模式”之外。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去，被纳入“雁行模式”中来，与东盟一些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日益成为亚太乃至世界商品与资本的聚集地，到1995年大陆、香港、台湾对外贸易额首次超过了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中国因素”在推动东亚区域内贸易扩展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由于日本充当东亚经济“火车头”的能力在逐渐减弱，“东亚列车”需要增加新的动力才能保持其较高的前进速度，而这个新的动力只能是在经济规模上仅次于日本的中国。鉴于此，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成为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火车头，今后东亚经济将不仅有日本在前面拉，还有中国在后面推，并得出今后东亚经济的发展机制“双头列车”比“雁行模式”更适合的结论。⁽¹⁾“双头列车”这一提法被大多数人所认可。

由于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日本政府在2001年贸易白皮书中首次承认，日本充当亚洲经济发展领头者的“雁行模式”已经崩溃。既然“雁行模式”已经崩溃，“双头列车”机制也就失灵了。那么21世纪东亚经济由谁来充当领头者呢？

二、中国成为东亚经济领头者的基本条件

（一）中国成为21世纪东亚经济领头者的前提条件

中国能否成为东亚经济的领头者，根据“起飞理论”首先在于巨额的国际资本向哪涌动。如果19世纪末有人说：美国会在今后数十年支配美洲乃至于世界经济，肯定会被取笑为梦话。然而，由于美国当时成功地引进了大批资本，昔日的梦话早已变为现实。国际资本将流向何方，关键取决于所在地的资本盈利水平以及投资风险水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资本之所以敢大胆地涌入美国，正在于那里有可观的资本回报和有保障的投资低风险。由此可见，中国能否成为东亚乃至亚洲的领头者，首先取决于我们能否以最高的投资回报和最低的投资风险吸引国际资本流入。

中国具有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经济增长率持续居世界前列，不仅在投资安全方面有保证，而且在中国稳定的经济增长中也能获得可靠的收益。中国即将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国内市场（包括资本市场）会进一步开放，对外商投资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条件。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也为外商投资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9·11”事件以后，投资者更加关注投资的安全性，中国显然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国际资本可能会因此而加快向中国流动。目前，全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有480多家在中国设立了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流入东亚（不包括日本）的直接投资有20%被中国吸收，“东盟”则吸收了50%。今天，这个数字倒转了：中国拿走了50%，“东盟”只有20%。中国现在已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流入国。目前我国每年利用的外资数额在800美元左右。截至2009年底，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突破8000亿美元。反观日本，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和封闭，外国对日本投资每年只有数十亿美元。

（二）中国成为21世纪东亚经济领头者的必要条件

一国要成为本地区的领头者，还要具备以下一些必要条件：自身国力强大，市场规模庞大，海外投资能力强，技术优势明显，政治地位高等。从这些条件看，日本在20世纪70至80年代除了没有充分开放市场、政治地位不高外，具备了其他条件。当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经济大国，在亚洲经济发展中居于无可置疑的领导地位，不存在任何竞争者或挑战者。如今，随着日本经济的衰落、制造业大批迁移到中国，随着中国迅速成长为东亚的经济巨人，中国在东亚乃至亚洲经济发展中有着越来越强的影响力。

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日本主导东亚经济发展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亚洲的日本时代已经成为历史。（1）就自身国力来说。日本1995年GDP是中国的7倍，但到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就超过了日本。据日本《东洋经济》周刊预测，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占到全世界的20%以上，而目前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15%的日本，到21世纪中叶其国内生产总值将只占到世界的5—6%。⁽²⁾（2）就市场规模来说。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巨大的市场规模和不断增长的市场潜力是中国吸引外资的最大优势。在这方面日本是望尘莫及的。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曾经说过：中国市场潜力巨大，相当于10个日本的规模。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和亚洲第一大进口市场。未来5年，中国将从亚洲进口超过2万亿美元的商品。一个吸引力很强的中国大市场已经形成，它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3）就海外投资能力来说。日本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元的升值，对外投资开始急剧地扩大，不久就成为对外投资的最大国。然而今天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也在急剧下降。日本已由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对外投资大国而沦为二流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如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压力的加大，中国企业正在加快向海外扩张的步伐。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了100亿美元，达到123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位居首位。2006年对外直接投资为161亿美元，2007年达265亿美元，2008年、2009年更高达521亿美元和565亿美元。无疑中国开始进入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时代。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Chenery）和斯特劳特（Strout）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双缺口理论”，我国已经不存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2009年末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接近60万亿人民币，外汇储备超过2.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因此我国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将逐渐加大，我国的对外投资也必将进入高速发展期。（4）就技术优势来说，中国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入在逐年加大。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CECD）统计，中国在研发领域的经费开支排名已跃居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在某些基础科技研究领域处于世界前列，而日本正面临着缺乏基础性技术；中国既有先进的航天、电子、生物等高新技术产业的优势，又有高档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优势。（5）就政治地位来说，中国是本地区唯一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国拥有本地区最高的政治地位，是本地区最理想的政治领导人。

由上分析可见，中国具备了充当未来东亚经济领头者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对东亚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突出

（一）在投资方面

由于对中国经济前景看好，近几年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有增无减。据日本企业家讲，现在要新建一个具有规模的企业，只有到中国。中国经济不仅潜力巨大，而且高素质的劳动力也相当丰富。中国每年毕业的理工科大学生有200多万人，泰国只有1万人。近几年，日本产业加速了向中国转移的步伐。日本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主要的形式是以对日本的来料加工为主的“返销型”；20世纪90年代，变为在中国市场的“内销型”；而目前的趋势是生产据点的转移，涉及汽车、电子零部件、模具、铸件和软件等。2009年日本对华投资总额到41亿美元，同比增长15%。

韩国是我国第四大外资来源，中国是韩国投资最多的国家。截至2009年12月，中方实际使用韩资27亿美元，在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韩资所占的比重已由1992年的1.1%升至目前的10%。

新加坡当前实施全球化战略的重点是把中国纳入其经济腹地，目前新加坡脱离东盟的速度在加快，而把中国的市场作为其最大的目标。新加坡是东盟来华投资最多的国家，2009年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第三大来源国。随着新加坡新战略的实施，新加坡今后在中国的投资将会有大幅度上升。

（二）在对外贸易方面

目前中国已是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等东北亚4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亚各国相互依存度不断上升,中国市场对东亚经济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在中国的10大贸易伙伴中,日本、“东盟”、韩国分别排在第3、4、5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已成为公认的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一是中国自亚洲进口增幅远高于对亚洲出口,贸易逆差持续扩大。2009年,中国对亚洲的贸易逆差349亿美元,2010年1—4月,逆差已达到455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其中对韩国、日本和东盟的逆差分别达到221亿美元、177亿美元和59亿美元。

二是中国在主要贸易伙伴对外出口中所占比重显著上升,与去年同期相比,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出口占其对外出口的比重从17.6%升至18.9%,韩国从22.4%升至26.0%,泰国从9.6%升至11.3%,新加坡从9.4%升至10.5%,马来西亚从11%升至12.9%,印尼从7.6%升至9.4%。这说明，在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伙伴的对外出口中，对中国出口的比重在显著上升。值得一提的是韩国2009年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25.8%,中国已成为韩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

（三）在加强区域内经济联系方面

过去东亚经济的“雁行模式”的特征是以加工贸易作为出口产品的主要生产方式，出口的主要市场是欧美市场。这一特征也决定了东亚地区之间缺乏横向的联系，彼此之间没有很深的经济依赖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东亚地区在最近20多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地区，但是经济组织的建立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的建设却非常慢，落后于北美的深刻原因。

中国的崛起正在深刻改变着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对东亚地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历史变化。最近几年，欧美经济不景气并没有影响到东亚经济的增长，原因就在于中国的需求大大拉动了东亚各国的出口复苏，原来东亚区域内以欧美市场为出口导向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现在中国市场正在取代欧美市场，成为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中国的产业结构具有鲜明的多层次性，使得中国可以在多个层次上参与东亚地区的国际分工。既可以吸纳从日本、四小龙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与它们合作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又可以向东盟各国输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档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必将推动整个东亚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进一步增强该地区的经济联系。

（四）在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方面

根据“俱乐部经济理论”，作为大国即核心国愿意并能够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也就是甘愿为其他“搭便车”的成员提供优惠（包括开放国内市场）、补偿等，以便采取集体行动。

事实上，“东盟”最初对于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态度并不积极，但中国提出了首先开放“东盟”的主要出口产品——热带农产品市场方案，双方因此迅速达成协议。2001年11月朱镕基总理在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建议中国与“东盟”国家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仅一年，即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就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大有一步棋动满盘活的味道，迅速产生了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东亚其他经济大国和强国，如日本、韩国，也马上开始寻求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日本于2003年10月与“东盟”签署了《“东盟”与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韩国于2005年4月与“东盟”就自由贸易区框架协定达成原则协议，为以后与“东盟”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奠定了基础。在区域合作方面,中韩自由贸易区“官产学”联合研究正式完成,双方力争尽快启动政府间谈判。

四、“新角色”对中国经济的意义及其挑战

中国在东亚经济中的新角色对中国经济来说，既有机遇，又有挑战。一方面，中国要积极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勇于担当引领东亚经济发展的大任；另一方面，要未雨绸缪，苦练内功，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

（一）“新角色”对中国经济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中国在周边国家树立起负责任大国形象，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长期以来，一些不负责任的大国，力图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威胁周边国家安全、阻碍邻国发展的对外扩张型国家的形象。这种宣传曾经使一些东亚国家产生某些疑虑。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崛起并没有对东亚地区形成威胁，反而中国吸收了大量东亚国家的出口，带动了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扩大了其就业，确实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多次危急的情况下，始终坚持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这种对国际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受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尊敬和赞赏。中国率先和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积极推进“10+3”、“10+1”机制的建立。这些都说明中国对东亚经济不但不是威胁，而且是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稳定和促进因素。这有利于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周边国家达成共识，从而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次，有利于中国以东亚为依托，实现中国的全球战略。现在世界上有两个自由贸易区，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一是以德法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欧元区。正是当年“欧共体”的建立，西欧才联合起来，拆除贸易壁垒，增强了经济实力，才有今天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局面。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充分利用好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借助外部力量发展壮大自己，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必然选择。面对全球化与区域化的世界大潮，中国必须加强地缘经济，依托东亚，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实力。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又有利于牵制美国对东亚的霸权主义扩张，并以此为依托，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维护我国的国际利益，从而实现中国的全球战略。

（二）“新角色”对中国经济的挑战

历史经验证明，世界经济中心的形成是以技术进步为动力的，其经济表现是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西欧是如此，北美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劳力的增加这种外延式的增长，而不是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内涵式的增长。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等国的GDP中用于投资的占10%—20%，中国为40%以上。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指出，主要依靠劳力和资本投入量的增加而没有生产率增长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原苏联曾雄心勃勃地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企图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但由于其经济增长几乎只靠增加投入，结果发展失去了后劲。由此可见，中国未来能否在东亚经济中发挥“新角色”的作用，取决于中国经济能否长期持续增长以及以什么方式增长，无疑这对当前中国经济提出了最为严峻的挑战。面对挑战，中国要再造三大优势，从而确保未来在东亚经济中的领头者地位。

首先，再造制度优势。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因素不只是劳动力、资本、技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制度。我国目前还是一个市场经济很不成熟的国家，因此进行制度创新将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尤其要加速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完善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建立有效的市场秩序，争取早日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欧美常以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为由，动不动以挥舞“特保大棒”相威胁，来限制我国产品的出口。非市场经济地位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拦路虎。虽然我国现在还未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并不意味着在个案审查、行业调查中，我国企业不能证明自己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例如，在欧盟打火机反倾销案中，我国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的5家企业均获成功。企业和行业联盟的积极应对，不仅有利于企业乃至整个行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更有利于支持整个国家加速争取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进程。

其次，再造科技优势。目前我国的纺织、服装、食品、家用电器、自行车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在国内处于比较劣势的地位；而广大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拉美、非洲甚至东欧部分国家却具有相对优势，是最佳的海外投资区域。根据日本学者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我们应加大这些产业的海外转移力度，为国内高级产业的发展腾出足够的空间，促进生产要素向这类产业转移，以培育和扶持新兴产业的成长。

再次，再造市场优势。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巨大的市场规模和不断增长的市场潜力是中国拉动东亚经济增长的最大优势。但是，由于国际资本流向的改变，传统的市场优势已缺乏吸引力，为此，我国必须重构市场战略，再造市场优势。我们应根据入世的承诺，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包括金融业、保险业在内的服务业的逐步开放，消除市场壁垒，放宽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减少投资和贸易限制，加速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接轨。

（张宗斌2010年12月15日在山东师范大学举办的“金融危机下的东北亚国际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注释】

(1)黄范章等主编：《中日合作东亚经济白皮书》，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年，第87、90页。

(2)段培君：《新加坡新战略的中国背景》，《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