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分配政策及其市场效应

第二节　传统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分配政策及其市场效应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极其低下。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6元，1952年为104元，1957年为142元。在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00多元的情况下，为减轻贫困现象，满足几亿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为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并通过大规模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我国实行了中央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以便把全部资源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统一进行调配。在保证全体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的基础上，尽可能挤出资源用于国家的工业化建设。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国家以新增收入一部分用来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更多的还是用于投资。尤其是50年代后期，在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的思想支配下，国家更加偏重积累，轻视消费，更严格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集中更多的财力物力扩大建设规模。因此，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反映在收入分配上也是高度集中的。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统收统支。企业（这里指全民所有制企业）全部利润统一上交国家财政，不能自行分配；企业所需要的投资，全部由中央政府决定并由财政调拨。

2．统一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全国各行各业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规定职工晋升工资的时间、幅度和具年体分配办法，规定奖金按照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和发放。

3.制定劳动力使用计划、劳动生产率计划和工资总额计划等三大计划指标，主要目的是控制工资总额的增长。

4.中央政府不仅直接掌握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权，还利用其所掌握的财政、信贷等手段，通过资金调拨和转移的方式，调节初次分配的结果，实现收入的再分配。

总之，收入分配的各种比例，包括国民收入在利润与工资收入之间初次分配的比例和其他各种分配比例，都由中央政府决定，个人、企业和地方一般都不能实际地决定收入分配，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这种重积累、轻消费，以实现社会公平为主要目标，以政府分配为主要手段的收入分配政策和高度集中的收入分配体制，曾经取得相当成就。它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以重工业为核心的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保证了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顺利进行。但是，长期实行上述体制的结果，终于使其走向了反面。国家集中过多，集体提留过少，人民生活提高缓慢，大大挫伤了劳动者个人、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作为市场需求主体的居民的低收入水平，使市场长期处于低层次缓慢发展状态，从而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

重积累、轻消费的收入分配政策，造成我国职工平均工资长期低水平，大大落后于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见表23-1）。

表23-1　中国职工平均工资、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

在我国职工平均工资低水平徘徊的情况下，由于就业的扩大，在职职工平均赡养的人口减少，加上劳保福利费用的上升，⁽¹⁾居民消费水平仍略有提高。1952年，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76元，1980上升到227元，增长1．3倍，扣除职工生活费用价格变动因素，增长1倍，但也大大低于同期国民收入增长4．2倍的幅度，更低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1倍的幅度。这既说明我国经济建设的效益很不理想，也说明人民生活的改善程度同人民付出的劳动很不相称。

在居民消费水平缓慢增长，人均年生活费收入300余元的低水平的基础上，居民消费结构呈现温饱型特征。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吃的比重占60%左右，衣着类商品占10%，日用品占6%左右。在吃的质量方面，主要以粮食和蔬菜及少量肉类为主要内容，家禽还没有大量进入居民家庭消费。衣着按最基本的需要和略有盈余来添置，花色少，式样单一；服装的更新率取决于自然损耗的程度，“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有三年”，是当时普遍的消费方式。在耐用消费品中，以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即“三转一响”为主，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极少进入居民家庭。由于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上述吃、穿占总支出70%和以“三转一响”为代表的耐用品的消费结构一直延续到1978年。这种温饱型的消费结构必然对市场结构和市场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

我国50年代中期以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银楼、高档裘皮商店等，以及为达官贵人服务的行业及酒吧、舞厅等纷纷关闭，发展起来的大都是大众化的消费场所。从市场供应来看，也是以中低档消费品为主，而且对“奢侈品”采取高价高税政策。例如，60年代的“上海牌”全钢防震手表，成本只有8元，而市场销售价为120元。

城乡居民收入的低水平和国家有意识地把社会消费控制在低水平上的政策，也导致消费品工业发展缓慢。随着工业总产值的增长，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却逐年下降。1952年，我国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64．5%，到1978年下降到43．1%。据70年代末资料，我国服装、皮革和鞋（占工业生产比重9%）以及木制家具（占1．2%）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比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低，食品、饮料和烟草的比重（11．4%）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最低数，只有纺织品（13%）大致接近南朝鲜和印度。⁽²⁾由于轻工业发展不足，使市场供给短缺，不得不对居民实行限量供应。前面提到的自行车、缝纫机等轻工产品当时也要凭票、凭证购买。

按照市场发展的正常机理，居民收入的低水平和滞后消费的政策，应该造成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供给短缺。然而实际上确是供给短缺。我国市场发生的这种背离现象的深层原因主要是：长期实行的低工资、低收入的政策，使个人消费品分配不能成为刺激生产、刺激效率的杠杆。在“大锅饭、铁饭碗”的条件下，相当多的劳动者缺乏内在动力和积极劳动的进取心，甚至出现不负责和懒惰的现象；在劳动者个人、企业收入与经济效益不挂钩的情况下，企业也缺乏生产经营的积极性。结果，造成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社会有效供给增长缓慢。与此同时，传统的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和巨额的各种补贴，使社会消费基金随着就业人口的增加始终呈上升趋势。因此，导致社会有效供给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社会消费基金总额的增长速度。致使在解决人民基本温饱问题后所调动起来的劳动者的生产热情，逐步被平均主义“大锅饭”所磨蚀；建国初期所表现出来的资源动员率高的优势，逐渐被低下的效率所吞噬。而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低下与消费品生产的发展缓慢互为因果，导致消费的落后状况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消费品供给更加短缺，使市场始终呈“紧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