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货币金融的通货紧缩理论

三、非货币金融的通货紧缩理论

（一）通货紧缩的储蓄—投资分析

投资过度论者如F．Machlup、L.Robbins、R.Strigl认为，通货紧缩与前期繁荣时的漫天节制以及由于繁荣造成的失调是有关联的，甚至是繁荣必然的结果。当生产资本品的工业在与生产消费品的工业的对照下有了过度发展时，就为通货紧缩提供了可能。促使通货紧缩的原因是生产结构实际上的失调，并非仅由于银行准备金不充分而造成的资金不足。

一方面，在繁荣的顶峰，储蓄会促进消费品需求的降低，因为储蓄起来的资金没有进一步用于消费；另一方面，在一般情况下，储蓄总是用于生产性投资，资本设备的增加只会提高消费品的供给能力，因此，消费品的供给增加了，而需求却在降低，价格必然下跌。

投资过度理论总是认为，在经济高涨时期，社会首先是发展它的生产装备，但要消费品生产开始增加，还需经过一段时间，这时，供应就是不足的，要使价格上涨，就要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刺激力量，促使投资向前推进，甚至采取种种浪费的生产方法。但是，一旦新的迂回生产方式建成时，新投资就结束了，消费品则大量倾泻而出，充斥市场，而这一点对生产较高阶段引起的反映会越来越激烈。根据加速原理消费品需求的细微变动，都可以转化为更高阶段的那些商品需求的猛烈变动，这种变动猛烈程度的加强，会贯穿到一切生产阶段。

投资过度的理论必须伴随来自货币金融方面的支持。繁荣崩溃以后，银行不仅会停止扩张信用，而且也要收缩信贷，以提高他们自己在资金方面的灵活性。在人们普遍感到不安全和具有悲观情绪的影响下，企业也将力求增强它们的现金准备，并将种种款项保存起来，不用于投资。作为实际资本投资的工具，货币不能够完成它的职能，如果是银行货币，就会使存款完全消失，随之而来的物价普遍下跌就会对投资形成进一步的障碍，于是出现货币市场的低利率与资本市场的高利率并存的局面，这是通货紧缩的典型特征。之所以货币市场的利率极低，是因为资金由货币市场流向资本市场时有了无形的障碍，而造成这种障碍的，主要是金融体系的消极行为引起的社会公众的信心的丧失或对未来境况的悲观预期。

在储蓄—投资分析中，还有一类消费不足的论点。从早期的消费不足论者R.Malthus和Sismondi，直到后来，英国的J.A.Hobson、美国的W.T.Foster和W.Catchtngs、德国的Emi Lederer都强调消费不足在通货紧缩中的作用。但是，相对于投资过度论来说，消费不足理论没能对资本化的生产方法的本质作出适当的分析，也忽略了储蓄与窖藏的区别，因此，其科学水平就差了一些。无论是货币数量减少、结构失调还是投资过度，引起通货紧缩的近因总不外是消费量的不足。消费不足既可能起因于投资过度下的资本积累使生产超过消费力，也可能是由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公民年龄结构的变迁（如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的恶化等引起，离开这些背后起作用的因素，泛泛谈论消费不足是没有意义的。若消费不足起因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储蓄的来源多数是出于有较高收入的那些人，根据这种理论，收入均等是减少周期波动、缓解通货紧缩的一个手段，这也一度是后Keynes主义者和贫民党人（Populist）反周期政策的思想根源。

（二）技术进步的通货紧缩效应

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技术进步会引起通货紧缩，因为新技术的采用要么降低了产品的成本，要么增加了产量，这两者都是促成价格水平低落的因素。因此，从长期来看，价格水平必然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论断与物价史，特别是20世纪的物价史并不十分吻合，对短期价格波动的解释也并不能令人满意。早期从这一角度分析通货紧缩的David Ricardo在其著名的《论机器》（On Machine）中认为，资本家用机器取代人力会使商品价格降低。Ricardo说，“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商品价格完全取决于供给对需求或需求对供给的比例的看法，几乎成了经济学上的公理，并且在这门科学中也成了许多谬误见解的根源”。

初看起来，Ricardo对物价的分析甚至还不及J.B.Say。Say虽然承认生产成本是物价的基础，但却坚持供求变化在其中所起的支配性作用。例如，Say曾说道：生产成本决定货物所能达到的最低价格。低于这一价格的价格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在这种情形下，生产要不是全然停止便会减少。但是，在Ricardo的分析中，仍有供求在起作用，物价下跌的主要原因不仅是生产成本的降低，更主要的是由于失业的增加减少了社会对商品的总需求。

如果在机器采用前后，对劳动的需求并没有发生变化，由于资本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原来生产A商品的工人虽然出现了过剩，但可转移到别处生产其他商品，并且劳动者都能按提高了的劳动生产率取得效率工资，则机器的使用对物价的影响仍然是模棱两可的。自由银行论者George selgin最近将生产成本说加以发挥，形成一个生产力规则的理论（Productivity norm theory），即一般物价水平应当与生产力的变化做反方向的变动。在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的今天，整个经济就应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并且，通货紧缩率最好与生产力提高的程度相同。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财富在不同阶级中得到最公正的分配，才能将经济波动的成本减至最小，也才能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

Joseph A. Schumpeter是以其“技术革新论”来说明经济周期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的。照他看来，某些企业家因采用了新技术而获厚利，引起了其他企业家的羡慕和仿效，他们争先投资，于是，在采用了新技术的部门中出现了繁荣。到了一定时期，该部门的生产过剩了，于是经济失调，通货紧缩发生。他说：“新产品的出现一定会引起通货紧缩……因此，当繁荣已经充分发展的时候，通货紧缩即使以一种非常温和的形式，也一定会自动地由于客观情况的必然性而出现。这个理论导致了长期物价水平在发展过程中必定下跌的结论，事实上已经被19世纪的物价史对此作出了值得注意的证明。……从拿破仑战争至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时期，以及1873～1895年时期，实际上展现了我们从理论上所预料的特征，即每一个周期性低潮都比以前的更深，同时，消除了周期波动的物价曲线是向下倾斜移动的。”

新Schumpter主义者如Esben Sloth Anderson（1999年）等最近主张，由于信息时代的来临，新发明、新发现及企业组织的创新不再定期出现，而是连续发生的。这些创新活动提高了生产力，降低了成本，会使通货膨胀率降低，甚至出现通货紧缩。因此，通货紧缩的出现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信息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与Schumpeter本人相比，新Schumpeter主义者的理论完全放弃了对金融因素的考察，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倒退。Schumpeter反复强调信贷收缩在通货紧缩进程中的作用，虽然把它看作是通货紧缩的次要原因，但仍承认，从整个进程来看，它是持续起作用的因素。如果将货币金融方面的表现置之不顾，就难以解释为何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全球生产力飞速提高，但却没有通货紧缩的出现。

（三）通货紧缩的心理因素

无论是经济的周期波动还是通货紧缩，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作用的驱使，对心理因素尤为推崇的是Keynes、F.Lavington、A.C.Pigou，F.W.Tassig等。虽然这些经济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就对心理预期作了种种描述，但真正将预期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到经济学教科书中，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心理因素并不仅仅是说人们进行投资时，在高涨时期会爽快些，在低落时期不大愿意。Keynes对心理因素作了一个很好的描述，他说，繁荣的下一个主要特征是，有些投资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将产生比方说2％的收益，但人们这时作出的预期，却会认为将产生的收益比方说是6％，即以此作为估价的依据，当梦想趋于幻灭，真相大白的时候，接着就会矫枉过正，发生‘悲观情绪下的错误’，结果对原来在充分就业情况下的确可以产生2％收益的那些投资，会认为将有损无益，于是投资将限于崩溃状态，从而造成失业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来不充分就业情况下可以产生2％收益的那些投资，事实上将不得不亏蚀。

当然，在通货紧缩的影响方面，对个别投资项目的悲观预期远不及对商品或资产价格的预期来得大。通货紧缩中预期的作用与货币金融因素很相近，两者都在通货紧缩的产生和发展当中持续地起着作用，既属于“刺激因素”，又属于“传播因素”。并且，两者还是相互加强的，在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下，对商品价格的预期会通过货币金融因素而得到自发的实现。

在我国的通货紧缩中，心理预期也是起了作用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编报的某企业消费者指数，自1997年起，社会公众对未来的预期就十分悲观。以1997年12月为基期，某企业消费者指数的三大类次级指数（某企业信心指数、某企业满意指数、某企业心态指数）持续下降。例如，某企业信心指数从1997年12月到1993年8月逐月下滑。这表明，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缺乏信心，对目前情况的满意程度不断下降，悲观情绪逐渐增强。社会公众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这种悲观预期，使得他们尽可能多地储存货币而不愿进行消费，特别是对高档商品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更是大量减少，从而导致市场价格持续走低，恶化了通货紧缩的局面。事实表明，某企业信心指数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基本上保持着相同的变化趋势，但某企业信心指数领先消费者价格指数发生变动，这说明，消费者对未来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的预期对实际物价水平的变动是有着加速和促进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