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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紧缩的非货币原因说

时间:2022-11-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前面中国人民银行研究人员的文章事实上也有通货紧缩的非货币原因说这种看法。第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国有企业长期低效是导致目前宏观经济状态的根本原因。但存款一直不减少,可见通货紧缩还另有原因。这个原因,我认为一篇题为《中国通货紧缩的深层次原因》[11]的文章说出来了。

3.通货紧缩的非货币原因说

前面中国人民银行研究人员的文章事实上也有通货紧缩的非货币原因说这种看法。持此说的最突出的代表是:《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7]《打破通货紧缩的恶性膨胀》[8]和《关于通货紧缩的几个问题》[9]这三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国有企业长期低效是导致目前宏观经济状态的根本原因。一方面,由于赢了归自己、输了归银行或财政的投资制度,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逐渐上升;另一方面,中央虽然作出规定,对银行的贷款行为加以约束,这会使国有企业的“完全债务化”的速度减缓,但是,其负债增长速度,仍然远远超过其资本增长速度。由于缺乏有效的破产机制,现行的资产重组的结果可能是好的企业被坏的企业拖垮。这样一来,信贷关系就被破坏,通货紧缩就发生。因此,医治通货紧缩,就要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

第二篇文章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存在着以需求拉动为主导的通货膨胀,且要素的价格上升速度往往滞后于物价上涨的速度,企业因成本上升而出现亏损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但是经过五年实行紧缩性宏观政策之后,物价水平下落,企业的亏损问题就严重恶化。这时,随着物价下落,有的企业就提高生产率,其结果就是亏损企业更亏损。后者只好压缩开支,并使部分工人失业,这又使总需求减少,物价又下落。如此恶性循环。这样,为了使经济形势得到根本好转所采取的供给方面的措施,就是减员增效,不能不使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

第三篇文章认为,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无效供给状况严重,不仅生产出来的是废品,不能提供给人们消费,而且还在生产中,积压了还生产。这和体制有关,因为生产出来,卖不出去,损失不是自己的,而且与当事人的思想有关,因为只要“产出”,就有GDP,而有了GDP,就有速度,有了速度,就有业绩……所以要看到,当前产品积压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需求不足,而是其中严重地存在着无效供给。消除无效供给,不追求GDP的增长速度,着力改善经济结构,是最佳选择。

应该说,这几篇文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有一个问题,它们似乎都忽略了:目前我国个人银行存款达7.3万亿元,大多为定期存款,它为什么不用来购买商品,而使一部分商品不能出售?

有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生态》[10]的文章解答了这个问题。它指出,1996年“软着陆”制止了通胀。但从这时起,就出现了双储双增现象:一方面银行居民存款增加,另一方面商品仓储增加,过剩的购买力和过剩的商品同时存在;历史上任何国家的经济萧条,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没有市场供给的产品质次价高、伪劣欺诈(据估计,目前伪劣产品的总价值约为1.3万亿元,而2001年的国内总产值为9.5933万亿元,即占2001年国内总产值的13.55%)造成供给过剩这样的原因,也没有与此同时存在的居民有巨额存款而不用于购买这样的原因;而这却是中国市场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因此,只好让货堆在仓库里,让钱放在银行里,过剩供给和过剩需求各踞一方。这是世界上少见的经济现象(这说明引用通货紧缩的定义是无法说明这一现象的)。该文认为,出路在于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扩大需求的同时,也要优化供给,要双管齐下,才更能奏效。

我认为,这一篇文章提出了一般人不注意的严重问题,值得深思。但是,细细一想,伪劣商品不是久治不绝吗,这说明还是有人购买。如果是这样,个人存款应该减少才对。但存款一直不减少,可见通货紧缩还另有原因。

这个原因,我认为一篇题为《中国通货紧缩的深层次原因》[11]的文章说出来了。该文指出:“中国当前通货紧缩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的高积累政策,是高积累政策所带来的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12]该文进一步指出:“正当人们为‘软着陆’的成功而欢呼时……开始出现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供大于求的局面……这种生产能力的过剩是与长期以来居民收入和消费受到压抑相联系的,可以说正是消费的不足使生产能力过剩的时代提前到来。”[13]该文认为:“直到今天,国有部门的低工资政策仍然没有多大改变,而随着改革推进,政府向居民提供的公共福利却越来越少。”[14]该文再具体指出:“相对于GDP总量的高速增长,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从1984年的64.2%下降到1998年的41.4%,下降幅度是非常大的。”[15]这样一来,在低下的收入中,还要存钱以备不时之需,存款不敢用之谜就得到解释了。

言实所写的《中国经济形势与问题——访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教授》一文则明确指出:中国目前消费率只有59%,而世界平均为78%—79%,新中国历史上平均为65%。因此,无论同世界横向相比,还是同自身历史相比,中国目前的消费率都偏低。[16]陈云认为,经济发展要处理好建设和吃饭的关系;饭不能吃得太好,但也不能吃得太差。薄一波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中国当时的经验,认为在国民收入中,积累基金占的比重以20%,或略高一点为宜,[17]即消费基金所占比重以80%,或略低一点为宜。中国目前的消费相对于生产增长来说过低,是很明显的。根据2000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96年为9.6%,1997年为8.8%,1998年为7.8%,1999年为7.1%,而全国居民人均消费增长率则相应为9.09%、4.16%、5.55%和7.42%(我根据统计资料折算),这是人均消费,不是全国消费总额,还不能据此计算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比率,即推算消费率,但已经可以看出,总的说来,消费增长是落后于生产增长的。

因此,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改变高积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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