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银北地区煤炭资源的开发建设

宁夏银北地区煤炭资源的开发建设

刘善荃

宁夏是祖国大西北的一块好地方，经过汉唐时期的开发、西夏王国的经营，为这块土地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黄河百害，唯富河套”，黄河之水造就了富饶的“塞上江南”。尤其令宁夏人骄傲的是煤炭资源。银北地区的煤炭资源是属于宁夏四大煤田之一的贺兰山煤田，该煤田呈北东向条带状展布于贺兰山山脉的中北段，长100公里，宽20~30公里，面积约5200平方公里，其中含煤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包括石嘴山、沙巴台、正义关（含王全口）、李家沟、石炭井、马莲滩、呼鲁斯台、汝箕沟、插旗沟、苏峪沟等10个矿区。该煤田煤炭资源储量丰富，已累计探明储量为28.5亿吨；品种齐全，既有动力用煤，又有炼焦煤与化工原料用煤，以炼焦煤与无烟煤为主；煤炭质量优良，特别是汝箕沟矿区所产优质无烟煤（太西煤）以低灰、低硫、低磷和高发热量、高电阻率、高块煤率、高化学活性、高精煤回收率、高机械强度等特点，被誉为“煤中之王”，在国内外市场享有很高声誉，销往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日本、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以及中国港台地区，出口创汇占宁夏创汇总额的40%左右；矿区煤层赋存浅或出露地表，水文、地质构造简单，且多分布于山谷和沙漠地带，基本不占良田，便于开发建设。形成了银北地区煤炭资源开发建设得天独厚的雄厚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前，该地区是宁夏煤炭资源的主要开发建设地区，国家投资的90%以上在该地区。因此，该地区的煤炭资源开发建设就是宁夏煤炭资源的开发建设。

银北地区煤炭开发的历史悠久，汝箕沟无烟煤的开采年代，有据可查的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成书的《平罗记略》，距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而汝箕沟地名的出现，则在明嘉靖年间。据查最早是清康熙年间就有张胡子在汝箕沟挖煤互市，从明清已被平罗民众所采用，很早就成为宁夏平原各县主要民用燃料，可以看出汝箕沟无烟煤的开采历史，可回溯到200多年左右。石嘴山、石炭井一带的煤炭开采，有据可查的是在明末清初。清朝《朱批奏折》记载，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甘肃巡抚元展成奏：“宁夏府属灵州及中卫、平罗二县……俱有煤洞，历听庶民采取，以资日用。”《平罗记略》记述平罗物产时，说平罗出产煤炭、石炭、干炭、蓝炭。而石嘴山是石炭、蓝炭的产地，正因为石嘴山铁石、煤炭取之不尽，而且“更出于泥（陶土），烧造瓷窑”，人们早已在这里开采铁石、煤炭、干泥、炼铁烧瓷。1961年，在石嘴山二矿老空区附近的一条废巷道内，挖出了三具近乎木乃伊的尸体，死尸身穿清朝服装，留长发辫子，足以说明他们是清朝年间死于非命的窑工。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外国学者曾来银北地区作过地质地理考察，国内一些有志之士也曾先后涉足境内的各煤田作过概略的地质勘查和了解。但由于宁夏地处偏僻，交通极为不便，地区经济落后，加上封建制度的束缚和战乱不断摧残，煤炭资源利用一直停留在原始落后的手工业开采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银北地区的煤炭资源开发建设才得到振兴与发展。1952年至1956年先后有宁夏工业厅勘测队、地质部622队等12个单位到宁夏开展地质工作；1956年1月，宁夏组建了一支包括地质、水文、钻探、物探、测量、化验等技术专业性的煤田综合勘探队伍，为银北地区煤炭资源的开发建设拉开了序幕。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1955年底，原煤炭工业部决定建设以石嘴山为中心的由贺兰山北段、黄河两岸的桌子山、老石旦、雀儿沟、四道泉、白云乌素、公乌素、棋盘井、乌达、正义关、石炭井、呼鲁斯台、汝箕沟等15个矿区组成的西北煤炭工业基地，以解决包兰铁路、包头钢铁厂、酒泉钢铁厂及甘肃、宁夏、青海诸省（区）的工业与民用煤之需。1958年4月西安煤矿设计院据此提交了《石嘴山矿区总体规划》，之前的1957年8月驻原煤炭工业部苏联专家普罗斯特纽克、克里缅克、沃洛休克等参加了石嘴山矿区的设计审查工作，对石嘴山矿区向斜东南翼浅部斜井的开拓方案、生产系统、矿区总平面布置、矿井设计等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在技术方面提出了几个方案进行比较，在经济方面提出要有劳动定员、劳动力配备、劳动生产率、年度工资基金、原煤成本以及总投资等内容。1958年12月3日，原煤炭工业部批准了《石嘴山矿区总体规划》并以此作为开发建设的依据。即在批准总体规划之前的1956年1月26日，以孙昶同志为领导的石嘴山煤矿筹备处成立。随后陆续从西安、北京、山东、铜川、东北、山西、兰州、山丹、徐州等地调入大批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与成建制的地质勘探、矿建、土建、机电设备安装等专业施工队伍，他们怀着建设新矿区的豪情壮志，夜以继日地艰苦创业，为矿区大规模开发建设打下基础。1957年10月宁夏第一对中型矿井在“土法上马、先土后洋”“先生产、后生活”等方针指导下开工建设。当时，石嘴山只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1000多人口隶属于惠农县的小镇，有两座寺庙，方圆数十里荒漠一片，无电、无路、无开发建设的任何工业依托。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异常恶劣，实如传说的“一年一次风，从春刮到冬”“风吹沙石跑，地上不长草，十里无人烟”。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矿区建设的先行者们，办公借寺庙，住宿在地窖，近则徒步，远则骑驴，顶风沙，冒严寒，为建设矿区艰辛拼搏。当时关键的问题是建设需要大量的设备和器材，包兰铁路尚未通车，西安至银川、兰州至银川虽有公路，但路面差，很多桥梁承受不了高吨位载重车的压力。为了克服运输上的困难，满足矿区建设的需求，建设者们在走访黄河上的老船工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用黄河水道运输器材的方案。经过试航，船工们掌握了载重皮筏子和木排通过险要河滩的航行要领，攻克了重型设备装卸和载重筏子靠岸等技术难关，打通了从兰州到石嘴山之间600公里的航道。从1956年8月到10月的70多天中，用这种原始的特制牛皮筏子由黄河运进木材609立方米，钢材16.6吨，机械设备121吨，创造了由兰州到石嘴山这个区段黄河运输史上的奇迹。黄河皮筏运输虽然成功了，但并不顺利。1956年11月，用牛皮筏子载着数十吨重的发电设备，从兰州顺流而下，行至石嘴山附近时，气候突变，寒流袭击，河面冰块撞坏牛皮筏子，全部设备沉入河底。为了使国家财产不受损失，抢时间早发电早开工建井，30多名职工不顾个人安危，冒着严寒连续奋战3个昼夜，八级起重工王清，潜入冰凌之下，在水中拼搏拴扣起重钢丝绳，最终完整无损地将全部设备打捞上来。紧接着用半年时间突击安装了这两台从匈牙利进口的240千瓦锅驼发电机组，解决了矿区临时发电问题。为了保证建设施工用电，建设者们克服了图纸不全、配件不齐等困难，较快地完成了2×1500千瓦发电机组的安装，解决了矿区施工和生活初期用电需求。

随着矿区人员的急剧增加，粮食、蔬菜、副食品的供应一时难以跟上，1960年初指挥部动员职工自己动手办起了矿区第一个农场小东湾南农场；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又发动职工开荒种地办了第二个农场北农场。两个农场为当时上万名职工和几万名家属渡过困难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

1号斜井开工之后，随之4号斜井、2号斜井和3号斜井也相继开工建设，仅用了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在石嘴山矿区就相继建成四对中型矿井，总能力年产原煤216万吨，其中1号斜井45万吨，2号斜井100万吨，3号斜井26万吨，4号斜井45万吨。随之与矿区配套的辅助企业——机修厂、化工厂（生产煤矿专用炸药与雷管）、砖瓦厂、混凝土预制构件厂等，以及必要的生活福利设施——矿区医院、中小学校、职工简易住宅都在艰难的条件下相继建成。以生产动力用煤的石嘴山矿区初具规模。

在建设石嘴山矿区的初期，石嘴山煤矿筹建处（后改为石嘴山煤矿基本建设局）还先后组建了乌达矿区筹建处、沙巴台矿区筹建处以及石炭井矿区筹建处，为加快上述三个新矿区的开发建设创造了条件。1959年1月，原煤炭工业部决定成立代开煤田建井公司（后改为贺兰山建井公司），1960年组建石炭井矿务局，担负起矿区的开发建设任务。石炭井矿区地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原为一片荒山秃岭渺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春秋两季风沙大、冬夏两季温差大，气候干燥变化无常。建设初期，水、电、路不通，没有起码的施工条件，建设者们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开拓一条艰苦奋斗，勤俭办矿的道路；没有电自己动手安装两台240千瓦锅驼发电机组，没有路自修简易公路，并用简单的工具用不到两年时间修通了铁路专用线，打开了矿区开发建设的局面。到1966年9月，设计能力年产原煤各90万吨的石炭井一矿、二矿建成投产。该矿区的三矿、四矿，呼鲁斯台矿区的乌兰矿以及汝箕沟矿区的白芨沟煤矿、大峰露天煤矿都于1966年至1970年间在“边设计、边建设、边生产”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相继开工建设，到1975年先后投产。至此，设计年产原煤216万吨的石嘴山矿区四对斜井，285万吨的石炭井矿区四对斜井，呼鲁斯太90万吨的一对斜井，汝箕沟矿区210万吨的一对斜井和一座露天煤矿都简易建成投产，总能力年产原煤801万吨。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宁夏银北地区基本建成了石嘴山、石炭井、呼鲁斯太、汝箕沟四个矿区，煤炭产量由1949年的2.6万吨增加到1970年的374万吨，不仅满足了本区工业民用之需，而且70%以上支援了兄弟省（区）。

为了合理利用煤炭资源，随着冶金、碳素、煤炭出口的增长，1969年以后又陆续建设年入洗能力300万吨的大武口炼焦煤洗煤厂与年入洗能力210万吨的无烟煤洗煤厂，为宁夏煤炭转化加工提供了优质原料煤，促进了宁夏炼焦、碳素、电石三大工业的迅速发展。为满足宁夏煤炭工业发展的需要，原煤炭工业部于1965年合理调整了煤矿机械制造工业的布局，以及当时为了战备需要开展“三线”建设，决定在西北地区建设煤矿机械制造厂，生产煤矿专用器材设备。并组织张家口、淮南、抚顺等三个煤矿机械制造厂的有关人员组成厂址选点组，进行厂址调研。选点组调研了陕西、甘肃和宁夏等省（区），最后本着“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厂址选定在宁夏石嘴山大武口地区贺兰山麓，厂名定为“西北煤矿机械厂”，按照生产产品系列下设一厂、二厂及电机厂，分别担任刮板运输机、带式输送机和隔爆电动机等专用设备的生产，各厂于1966年筹建，1970年至1973年相继简易投产。

至此，宁夏银北地区形成了一个以煤炭生产为主，包括煤炭洗选加工、机械制造、火工生产、建材生产、煤矿设计和施工、科研教育、卫生以及农场、综合利用和多种经营在内的煤炭工业基地。

银北地区的煤炭资源开发建设起步于“大跃进”年代，建设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动乱与干扰使生产建设受到极大的损失与破坏，呈现了马鞍型发展局面，煤炭产量由历史最高的1966年的363万吨，1967至1969年逐年下降，3年平均只有267万吨，基本建设矿井本应形成年生产能力405万吨，实际只形成295万吨。设计年产能力90万吨的乌兰矿1966年7月开工建设，到1975年6月投产，建设工期长达9年之久；年设计能力120万吨的白芨沟矿于1972年11月投产，基建扫尾工程也长达9年；1970年开工建设的年设计能力90万吨的大峰露天矿于1973年9月投产，由于投产标准过低又未及时按剥采比解决设备配套和大修，矿井一直未能达产。在建矿井建设工期拖长，不仅浪费资金，使矿区和矿井在基建、生产、生活设施等方面承受沉重的基建扫尾、配套和改造的压力，限制和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把经济工作搞上去”这个主题，各矿区和矿井进行了较大的技术改造，提高矿井的技术含量，采用先进的技术工艺；提高装备水平，选用先进的采掘运设备，提高机械化、自动化水平，增加矿厂的实际生产能力；实现安全系列化的装备，改善生产环境，保证安全生产；加大科技投入，使矿井逐步实现高效、高产、安全，达到现代化的矿井标准。在改造矿井的同时增建一批职工福利设施与住宅，以代替以往的土坯窑洞，人均居住面积由1976年的1.75平方米提高到4.27平方米。到1990年底银北地区煤炭工业基本形成采掘关系正常，配套完善，生产、生活设施基本配套的生产体系，煤炭资源开发逐步走上稳步发展的道路。

银北地区的煤炭资源开发建设经过广大职工二十几年的奋斗，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但存在问题与经验教训也不少，主要是：

（一）煤矿的开发建设未能按经济规律与客观规律办事，一切以上级的批示、方针政策为准，而煤炭工业的方针政策又多变。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配合“大跃进”大炼钢铁，煤炭工业部提出“全民办矿，大中小一起干，土法上马，先土后洋”“先生产、后生活”“边勘探、边设计、边建设、边生产”，最后又提出“有水快流”等方针政策。在这些方针政策指导下，各矿区矿井都是简易投产。投产后由于配套设施不全，矿井综合生产能力先天不足，不能组织正常生产，投产后即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企业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技术改造，致使装备水平低下。开采工艺落后，煤炭资源回收率极低，小煤矿煤炭回收率仅10%，中型煤矿30%左右，即使是大型煤矿也不足50%，极大地浪费了资源。采掘运机械化程度低，矿工的体力劳动强度大，加上安全设施不配套，工作环境恶劣，职业病层出不穷，成为矿工的终身遗憾，工伤事故多，矿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连起码的职工生活福利设施都没有资金修建改造，大批矿工长期居住在黑暗矮小的土坯窑洞中，身心受到较大的影响。

（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煤炭产量是指令性硬指标，必须完成或超额完成，而煤炭又是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宁夏本身工业耗煤量较少，70%以上的煤炭需要外运。银北地区矿井规模年产原煤1200万吨左右，铁路运量限制在1030万至1050万吨（还包括大武口两个洗煤厂350万吨的重复运量），企业为了完成计划指标每年限产300万吨左右，仍有大量煤炭落地堆积，积压大量资金，加大了生产成本。而且因为每年以运量定产量限制增长，因而基本建设投资也少，影响矿区的后续发展能力。

（三）煤矿企业不仅要搞建设管生产，对职工及家属子女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交通等事业都要办要管。企业要开矿井，又要办社会上的一切公用事业，一个矿区或一个矿井就是一个小社会。本应由政府或社会承担的事务，一概压在煤矿企业身上，造成企业负担沉重，人员多效率低下，经营困难长期亏损，加上矿区一般都远离城市，经济结构单一，职工子女就业困难，不仅影响职工的积极性，也不利于矿区社会的稳定。

（四）煤矿企业管理体系长期不统一，分为统配煤矿（基本建设由国家投资，产品由国家统一分配）。地方煤矿（基本建设主要由地方政府投资，产品由地方政府分配）。前者由原煤炭工业部（后改为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与中央有关部委管辖，后者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管辖。造成资源不能统一规划，开发建设，各自为政。例如汝箕沟与呼鲁斯台矿区，即因资源问题长期与内蒙古自治区有所争执，甚至造成矿山安全事故，影响与制约煤炭行业的健康发展。

进入21世纪，在深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以及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历史条件，加上国务院能源基地办公室已正式将宁夏确定为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重化工基地之一，宁夏煤炭资源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必将发挥更大的作为，将为国家出口创汇，为冶金、电力、化工、化肥等工业的发展作出突出的贡献。

（2006年12月26日）

作者简介：

刘善荃，男，汉族，1933年7月生，安徽合肥人，中共党员。1953年毕业于淮南矿业学院建筑系矿井建设专业。原宁夏煤炭工业厅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政协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五届、第六届委员，原煤炭工业部技术委员会委员，宁夏科协委员。

先后任东北煤矿第二基本建设局双鸭山建井公司技术员，1956年被评为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青年建设积极分子。吉林省通化建井公司东北煤矿第二基本建设局计划处任技术员。1958年3月调宁夏石嘴山煤矿基本建设局，先后任石嘴山第二煤矿、第三煤矿总工程师，石嘴山矿务局总工程师，1961年被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先进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