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的体系雏形

上海试验:计划经济的体系雏形

共产党人在掌握全国政权之前，从未有过管理大中型城市的经验。然而，让人惊奇的是他们在第一次重大考验中就一举得手。这如同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年轻选手在初赛时就打破了世界纪录，过分的幸运往往会带来一些影响深远的问题。

1949年5月，解放军占领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当其时，上海是全国通货膨胀的风暴眼，蒋经国“打虎”未远，全城有2000多家公司、30余万人投身于投机炒卖。当时国内外许多人认为:共产党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经济恐怕不入流。荣毅仁曾回忆道，他当时便认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毛泽东征调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不久的陈云坐镇上海，指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经济战役。这场战役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资本市场管制。6月10日，解放军查封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当场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审判。随后，全市的证券交易场所全数遭查封，民间的金融活动被彻底取缔，“资本市场”从此退出了经济舞台。对上海来说，意味着亚洲金融中心的功能被摘除，香港取代了它的地位。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成了单纯的轻工业和商业中心，证券交易所重新回到上海滩，是41年后的事情。

其二，生产资料管制。上海地区是当时全国两大民生产业——纺织业和食品业的制造、交易基地，陈云将纱布、面粉和煤炭统称为“两白一黑”，认为它们是物价飞涨的“牛鼻子”。他从全国各地征调大量纱布和面粉，经过数轮“吃进”和抛售将民间炒家全数击溃，当时上海常有投机商破产跳楼，飞涨不歇的物价日渐企稳。

其三，流通渠道管制。陈云以上海为中心，着手创办了三个全国性的贸易公司:一是全国性的纺织公司，负责纺织原料和产成品的供应与销售；二是全国性的土产公司，负责各地特产的产销；三是将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11个专业公司，此外设立一个进口公司，各专业公司均按经济区划与交通要道在中小城市设立分支公司，统一调度资金和干部。在农村地区则成立供销合作社，统一物资的分销。每一个重要的商品流通领域均被国营垄断，私人企业不得从事流通业，违反者被定性为“投机倒把”。

当原料供应、产品销售被卡住，再加上资本市场的彻底国营化，两头一夹，中间的制造企业虽然仍属私营性质，但已无法动弹，成了饼干中的夹心层，计划经济的宏大构架因此胚胎初成。陈云认为，对流通——包括商品流通和金融流通——的控制，“是逐步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手段，通过这种办法，把它们夹到社会主义”。^[1]

在对国内私人资本进行清剿管制的同时，陈云还创造性地驱赶了所有的外资公司。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外资企业显然成为了新经济体制的“不适应者”，陈云用的办法是提高土地使用的税率，把外资公司一一逼走。时任上海财税局局长的顾准描述道:“1949年上海接收后，我们利用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搞起来的地价税，加重税率，对私有土地按估定地价比例征税。征收地价税，谁都提不出反对理由，可是严格征收的结果，凡是地价昂贵土地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应付的地价税。仅仅一年多，即到1950年至1951年冬春之交，许多外国资本家都宁愿用房地产抵交欠税，自己则悄悄溜走了。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

陈云在上海的整肃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50年春夏之交，物价已基本上稳定了下来。毛泽东对上海的经济战役评价很高，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陈云自此被视为“计划经济的大师”。上海经验被推广至全国，各地的证券交易机构相继被取缔，外资公司被“和平驱逐”，全国性的棉花和粮食计划调配会议相继在北京召开，对这两大战略性物资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各大城市随即建立起相应的计划管理体系。

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的此次试验，在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史上都堪称经典，体现出命令型计划经济在特定时期的战略性魅力。若放之于历代经济变革中考察，从中可以看到汉武帝变法“平准”和“均输”的明显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