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已有184个，联合国成员国有192个。由于中立国瑞士未参加联合国但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理论上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数可以比联合国的多。再者《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法律效力不仅能直接地约束其成员国，实际上还能间接地约束那些非成员国，它已经是当今在联合国体系内，乃至全世界，在国际货币金融法律制度方面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迄今已经历4次修订，并一直致力于改革。但现实情况表明，其改革并非是朝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而仍是有利于富国的方向在进行。目前，在国际货币基金内，63%的投票权是掌握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富国手里，其中，美国即拥有17%的投票权。由于《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对于带实质性的重要事项有由“理事会经总投票权85%多数票决定”的特别规定，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的实质工作即实际上拥有一国否决权。现国际货币基金实际上是富国的代理人，受富国委托控制穷国。改变现行国际货币金融秩序和建立新的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希望，在于改变富国货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货币现有的力量对比。由于国际货币的多级化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币应当从中有所作为。
国际货币基金的改革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有利于国际货币金融大局的稳定与经济全球化，而且只能是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前提下由各成员国自主作出适宜的共同抉择。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富于理性的人是如此，一个负责任的主权国家也应是如此。我国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的改革是不宜作出力所不胜的决择的。尽管世界企盼人民币早日成为可兑换货币和实现国际货币化，但目前我国的黄金储备总量还太少(仅约600吨)。放眼世界，美国的黄金储备总量有8543吨，瑞士1332.1吨，日本765.2吨。笔者认为，我国在未达拥有1万吨左右黄金储备总量的目标时即匆忙宣布人民币为可兑换货币，那将是冒险的。现在只能从这方面去积极创造条件和做准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面临未来世界货币格局可能发生的剧变，以及人民币在经常项目可兑换进而向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转化已届迟早之间，中国需要尽早营建一个内地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堪当此任的则非上海莫属。我们自己对上海一直未能及时充分发挥其应起的重大作用。其实，早在19世纪帝国时代外国列强就已盯上了中国的这块宝地了。英、法两国即首先分别于1845年和1849年相继迫使清廷上海地方衙门发布和修订《上海土地章程》，在那里建立起租界。20世纪战争时代日本于1931年在我国东北发动“9.18事变”得手后，次年即发动“1.28事变”进攻上海。到21世纪金融时代，我们自己再不抓住机遇及早将上海营建成内地的一个像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那样的国际金融中心，若干年后国人将会深感遗憾的。我们是实行“一国两制”的国度，仅香港这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如今的香港，“一国两制”的实施为之提供了比以往更加优越的法律环境，在世界国际金融中心排名榜上已紧随伦敦、纽约之后跃居第三位(东京退居第九位)，并有了“纽伦港”(Nylonkong，纽约—伦敦—香港)的称谓。但我们仍应像深圳那样逐步开放上海的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使之与香港这个内外一体型离岸金融市场相为犄角，形成两个拳头。一旦人民币实现可兑换，日益增加的境外人民币即将变为数额惊人的跨国货币，这也就需要为之提供一个作“U形转弯”(8)的金融海湾。上海与香港这两个不同类型的国际金融中心绝非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而是互为补充共同发展和形成合力的关系。有了这两个拳头，中国在国际金融角斗场上才能攻守自如，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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