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权的确立与内涵

一、发展权的确立与内涵

(一)作为法律概念的发展权的确立

20世纪40至50年代，原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相继取得政治独立，但一些国家的重要自然资源及经济命脉仍不同程度地受殖民主义的控制。因此，摆脱殖民控制，谋求本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成为这些国家和人民的强烈愿望和正当权利。为摆脱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束缚以寻求自身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依据《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发展目标，积极开展建立公正、合理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并提出了“发展权”这一新的法律概念。

1969年，阿尔及利亚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发表了一份《不发达国家发展权利》的报告，首次使用了“发展权”的概念。1970年，塞内加尔最高法院院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员凯巴·巴耶(Keba M'baye)在斯特拉斯堡人权国际研究所的演说中进一步主张，发展权是一项人权，发达国家有义务协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其经济福利水平。此后，发展权这一概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1979年，联合国大会第34/46号决议指出，发展权是一项人权，平等的发展机会既是各国的特权，也是各国国内个人的特权。1981年，非洲统一组织的国家或政府首脑在内罗毕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发展权在该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宪章中得到承认。1986年8月，国际法协会第62届大会一致通过的《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公法原则的逐渐发展宣言》将发展权作为有关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法原则之一，并认为发展权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尤其是人权法的原则，其基础是人民自决权。同年12月，联合国大会以146票赞成、1票反对和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发展权利宣言》，对发展权的含义作出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并明确指出:发展权是国际法的一般法律原则。^[7]

(二)作为人权的发展权

发展权的提出，实质上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下发达国家单方面发展的否定。具体而言，发展权是使人权与各国权利和义务相联系的法律努力，旨在创设个人享有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条件，促使国家通过有关行为责任或效果责任严格遵守其有关人权的承诺。因此，就国家层面而言，发展权应视为国家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权利。^[8]国家享有的发展权可体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就国内方面而言，国家有权利和义务制定适当的国内发展政策，不断提高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就国际方面而言，国家有权利和义务尊重各国人民的民族自决权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个别地或集体地采取措施制定国际发展政策以促进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9]晚近，发展权逐渐走出了国际文件，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具体实施越来越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10]以至于形成了“国际发展法”这一独特的研究领域。

具体到国际投资领域而言，国际社会对发展内涵认识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发展权与BIT的紧张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在20世纪80年代后声势不断消减，并在此后长期主要奉行以经济增长率、而非社会整体协调发展为基准的发展战略，导致各国普遍存在为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劳工等非经济价值的倾向。但进入90年代后，国际社会对发展内涵的认识发生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逐渐被全面的发展观所取代，^[11]发展权也因此被赋予了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方面含义，从而导致东道国在外资领域的监管出现了逐步紧缩的趋势，如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提高劳工保护水平、减少收入差距等。此时，BIT中对投资者强大的保护性条款就成为政府合理实现管理职能的障碍，发展权与BIT两者之间的紧张便由此引发。

为缓解上述紧张关系，有必要重新回顾作为发展权之纲领性法律文件的《发展权宣言》。该《宣言》规定，“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所有的人单独地和集体地都对发展负有责任，这种责任本身就可确保人的愿望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实现，他们因而还应增进和保护一个适当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以利发展”，“国家有权利和义务制定适当的国家发展政策”，“各国有义务单独地和集体地采取步骤，制定国际发展政策，以期促成充分实现发展权利”。^[12]这些规定表明，作为发展权的义务主体，国家应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承认、保护和推动发展权的实施。落实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即可以理解为:推动投资的自由流动不应当以牺牲东道国政府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发展为代价;外国投资者、东道国政府和投资者母国政府都应当对发展负有责任，确保投资以有利于东道国国民、有利于东道国政府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发展的方式进行;东道国有权根据自身的发展状况，决定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并对外资进行适度管理，从而确保发展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