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公共卫生立法和反歧视立法对艾滋病问题的回应及启示

二、国外公共卫生立法和反歧视立法对艾滋病问题的回应及启示

(一)国外公共卫生立法模式简述

公共卫生法强调法律对公共健康的关注和保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会涉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冲突。但这种冲突绝非是不可调和的，它需要不同的利益团体能够在对话和合作的基础上充分协调。国家或地区的立法机关则以此为基础来具体考量各种因素，并制定最大限度地符合各种利益需求的公共卫生法。

对于艾滋病在全球的迅速蔓延，各个国家在各自的公共卫生法中都对其给予高度重视，如尼加拉瓜、墨西哥、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有自己的艾滋病防治立法和法律操作模式。^[8]从各个国家的具体经验来看:首先，各个国家的公共卫生法改革在应对艾滋病问题的时候，都并非完全采取“应急”式的立法模式，大多情况下都是先通过广泛的讨论、研究和试验性项目的开展而推进的。其次，法律改革的推进并非只是议会和政府的职责，我们发现，在以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中，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和努力对法律改革的展开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再次，在政府和议会主导型的国家中，各部门均采取了互相联动和合作的策略，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立法和改革的效率。

(二)反歧视立法改革和相关运动

由于传统认识的偏差和人们对艾滋病病理认识的缺乏，致使艾滋病人在很多情况下受到许多不应有的歧视。正基于此，许多国家通过立法改革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开始了对歧视现象的规制。^[9]

在阿根廷，1992年内务部人权秘书处创建了不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委员会。这是与非政府组织磋商的结果，同时也参考了法院判决的几个就业法歧视案的案例。香港艾滋病基金与其他艾滋病组织合作，组成了反歧视艾滋病组织联盟，联盟通过与议员的个人接触和公众听证会进行游说，并开展社区运动。美国在相关法案中(如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案)作出了维持一个分两步的过程，而不是禁止艾滋病病毒检测。通过此举促进该领域民权运动的开展。

我们发现，以上各个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过程并非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的。它既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同时在必要的时候还需要作出让步和妥协。只有这样，才能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在意识上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