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中能力建设相关规定评析

三、《京都议定书》中能力建设相关规定评析

（一）提高了对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的关注度

《议定书》本身对“能力建设”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仅在个别条款中使用了“能力建设”一词，而且将能力建设仅仅限定在技术转让、国家信息通报、资金援助以及人才培训等方面，并没有就什么是能力建设进行系统的解释。但这些个别的条款却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信号：议定书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正在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发展中国家能否切实履行条约的义务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为公约缔约方大会在以后的会议上进一步就能力建设问题展开议题讨论和谈判打下了基础。以至于在之后的第五次和第七次缔约方大会上分别作出了专门的关于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的决定，将此类问题重视程度提高，逐渐成为谈判中主要的议题之一。后续的各次缔约方会议陆续制定的关于能力建设的单项规定，为发展中国家加紧自身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带来了机遇。

（二）存在的不足为后续谈判留下空间

《京都议定书》不论从内容要求上还是具体操作上都比《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前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关于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的问题给予的特别的关注，使其后的各次缔约方大会的焦点逐渐转向了实质性的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注重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困难的能力。但《议定书》还是存在种种不足，为后续谈判留下了空间。

（1）《议定书》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具体时限只规定到2012年，其影响短暂。2008—2012年是议定书的第一个履约时段，这一时限很快就会到达。如果在2012年之前由于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等种种原因而没能规定出2012年之后的具体的减排目标，2012年履约期过后就会出现限制温室气体减排的“法律真空期”，没有法律的严格限制后果不堪设想。2004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UNFCCC第十次缔约方大会上，关于这一问题就没有达成共识。美国虽然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会议，却不愿讨论2012年以后的排放限制问题。美国代表还强调，美国将“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排放限制问题”。^[40]美国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却不是《议定书》的成员方，没有实质性的减排义务，其他签订《议定书》的《公约》附件一国家对承担减排义务早已耿耿于怀，这将为议定书的未来谈判带来巨大阻碍。

（2）京都三机制基于市场交易的形式有副作用，容易使发达国家过于依赖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温室气体贸易，而忽视京都议定书的根本宗旨，认为只要拿钱就可以解决问题。同时还不排除某些发达国家蓄意通过CDM项目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并不科学环保的所谓的“先进技术”，或发达国家可能以“知识产权私有化”为借口拒绝转让先进技术。

（3）履约机制规定得不够详细。虽然规定了附件一国家控制温室气体的时间表和目标，但对不履行承诺的国家，如何确保其履约却无具体的实施规则，更缺乏相应的惩罚措施。而这些正是保证《议定书》得以遵守与执行的保障。议定书第十八条粗略规定：作为本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应在第一届会议通过适当且有效的程序和机制用以断定和处理不遵守本议定书的请示，包括就后果列出一个指示性清单，同时考虑到不遵守的原因、类型、程序和次数，依本条可引起具约束后果的任何程序和机制应以本议定书修正案的方式通过。^[41]议定书就履约机制中至关重要的不遵守程序，仅仅提出了一些十分有限和原则的要求，有待于在日后的谈判中加以完善。

（三）推动低碳技术和高能效技术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的技术转让涉及的绝大部分类型都属于能源行业，能源行业也是产生温室气体最多的领域。相关能源技术的创新必然是时代要求。

《京都议定书》是在国际上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协议。一旦京都协议得以实施，政府和相关企业将会增加对低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投入，或者是通过对研发资金的重新分配，来推动低碳技术的发展（“技术推动”）。随后由于对碳排放的限制，所有排放温室气体较多的企业都不得不增加对低碳技术的需求，一个新兴的“低碳技术市场”将会形成，这将大大地促进低碳技术产业的发展。此外，由于“学习效应”^[42]，低碳技术的性能在应用中将得到提高而成本却会下降，这反过来增强了技术自身的吸引力，使其市场前景变得更为广阔（“市场拉动”）。^[43]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推动政府和相关企业增加对低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投入，推动新的“低碳技术市场”的形成，增强发展中国家低碳和高能效技术的竞争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