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法学的观点

三、经济分析法学的观点

经济分析法学，又称为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美国一个的法学流派。它是法学和经济学相融合的产物，其理论核心是主张将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引入抽象法学理论和具体法律问题研究之中，以效益最大化为标准分析和评价法律制度及其效果，并进而改革法律制度本身。法经济学自始至终所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把效益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和评价标准，立法、执法和司法都要有利于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增殖，尽量减少社会成本。

法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人都有一种追求最大效益的动机并由此而进行行动，即人都是理性的、功利的。在人的理性中，行动都是经过选择、比较之后才进行的，这种比较就是效益的比较。只要实现了事物之间量化的比较之后，人就会以一定的理性范式进行选择，即选择最优的、收益最佳的。法律是立法者和法官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产物，它不仅仅是一种规则的体系，而且也是社会的一种理性活动。也就是说，法律的理性的，而凡是理性的东西都是可以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和解释的。

对法律的经济分析既有规范经济分析，又有实证经济分析。前者的特点是展现其价值判断，后者的特点是呈现其预测功能。相对而言，对于前者的分析方法争议较多。

对法律的规范经济分析来讲，效益是目的，是衡量一切法律乃至所有公共政策适当与否的根本标准。这种分析方法源起于福利经济学，它有两种效益标准：一是帕累托效益（pareto efficiency）；二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益（kaldor-hicks efficiency）。如果一种交换使得一个人比原来的状态变得更好而另一个人的状态至少没有比原来变坏，那么该交换便符合帕累托效益。如果某个交换尽管使得其中的一人变得比原来更好，但是另一个人则变得比原来更坏，而第一个人得到的好处大于第二个人受到的损害（当然第一个人无需补偿第二个人），这个交换便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效益。一般而言，经过协议而在市场上进行的交换常常符合帕累托效益，而政府的集体性决策则常常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效益。对于同一法律而言，不同的效益标准往往会得出不同的价值判断。由于法律所产生的福利影响常常难以判断和估量，即使采用同一效益标准，也不必然会得出相同的价值判断。

法律的实证分析是以经济学常用的方法（如微观经济学中的函数）对法律进行定量分析，通过经济分析预测行为变化的能力来判断有关分析、模型或规则的可行性和有用性。这种分析方法源起于制度经济学，具有明显的技术性和具体性，它将具体的法律与经济问题数量化，使法律的经济分析更加精确，比规范分析具有更强的实用价值和操作性。这一分析方法最适合于法律效果研究或效果评估，其运用已在侵权、契约、犯罪诸法律领域做出了一定贡献。例如，犯罪的经济分析将从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看作是一种职业选择，看作是罪犯活动能为行为人提供比其他任何可选择的合法职业更大量的净收益。而将犯罪看作理性行为的经济理论必将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减少犯罪预期收益的因素都会降低犯罪率；由刑法施与的惩罚即增加成本将减少参与犯罪的潜在预期收益。

虽然法经济学作为一学派形成历史较短，但其发展是迅速的，已走出美国，引起了各国学者的重视，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1981年英国巴特澳思出版社出版的《法学与经济学国际评论》，便是法经济学走向国际化的明显例证。近些年来，为了探求解决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中遇到的问题的途径，人们在深入研究中国实际情况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吸收法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因而，也就开始了法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进程，并举行了有关学术活动。如1988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法学和经济学”研讨会。

当然，法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比如它将“效益”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来分析法律，排斥其他原理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再有并非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复原为一定的货币单位来计算比值。值得一提的是波斯纳作为法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也看出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并对其进行了修正。在《法律的经济分析》第四版中他指出：“在评价本书中的规范性主张时，读者必须牢记：经济学后面还有正义。法律的经济分析的解释力和改进力都可能具有广泛的限制。”^[6]但是法经济学的思想框架和分析路线还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也确实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效益来分配权利和义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