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清官”石瑛与“汤池训练班”

余朝晖1　余春树2

（1.咸宁学院　学报编辑部，湖北　咸宁　437005；2.咸宁学院　人文学院，湖北　咸宁　437005）

摘　要：“民国第一清官”石瑛，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与宋庆龄、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一起，为推动两次国共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崇高威望，主动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商议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大计，战胜了难以想象的种种压力和困难，“建设厅出牌子、出经费，共产党出教官”，创办了享誉中外、被蒋介石称为“红军大学”的“汤池训练班”，培训了700余名抗日军政骨干，为我国鄂豫边区的抗日战争和新四军第五师的创建，乃至国家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该文对研究石瑛和抗日战争专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石瑛；汤池训练班；历史背景；创办过程；功绩和影响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被冯玉祥等众多将军誉为“著名爱国志士”、国民党左派元老石瑛先生，一直令我们肃然起敬。近年来，承蒙石聿俊、石萍芳等石瑛后人的大力支持，我们采访了一些“三亲”人员，并研读数十万字的民国档案和珍贵文献、史料。在采访和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总被石瑛“忠贞爱国、廉能福民”的崇高精神和人格魅力所震撼。今特撰写《“民国第一清官”石瑛与“汤池训练班”》一文，既是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是对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石瑛先生逝世62周年的纪念。

一、“民国第一清官”——石瑛

石瑛，字蘅青（1879—1943年），诞生于湖北省阳新县燕厦乡（今属咸宁市通山县）。他原是清末举人，后是留洋博士。早年留学法、比、英并考察欧洲社会共达18年，是英国皇家科学会会员。为了拯救灾难的中国，他紧跟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军事秘书等要职，是同盟会欧洲支部负责人、湖北省同盟会支部长、是国民党首届中央执行委员。他“从国父革命最早、最久、尽力最多”，被国父许为“廉能”，为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立下了汗马功劳。1925年初，中山先生病重，委托石瑛、于树德、丁惟汾和马超俊等代其接待社会各界人士；中山先生逝世，其灵柩由特别亲近的人轮流替换舁之而行，石瑛便是其中之一。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校长、广州兵工厂工程师和上海兵工厂厂长、湖北省和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南京特别市市长、中央铨叙部部长、湖北省参议长等要职。石瑛的一生“清廉为本、气节为重”，“政绩显赫、万民敬仰”。 1948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只载入3位中国名人条目，而石瑛名列第一。著名的中国近、现代史学家吴相湘所著《民国百人传》中，就有“民国以来第一清官——石瑛”一文。1943年12月4日石瑛病逝于重庆，国民政府举行最隆重的追悼会并明令褒扬，中共领导董必武同志亲临现场致哀；12月5日，中共《新华日报》迅即报道石瑛逝世的消息，并发表短评，给石瑛以高度的评价：“石瑛先生特别值得我们追忆的是他从政的清廉自守和对官场奢浮嫉恶如仇……在抗战的今天，这样的操守是特别可贵的。我们举目四顾，今天像石瑛先生那样能做官清苦廉洁的人，能有几个。”《新华日报》给石瑛撰写的挽联是：“从政清廉自守；处世刚正无私。”1947年7月，石瑛灵柩由重庆迁回武昌，国民政府举行了“国葬”。怎能忘记，石瑛先生曾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一道，为推动两次国共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抗日期间，时任国民党中执委、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的石瑛在武汉市武昌区三义村故居，主动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陶铸等同志商议国共合作事宜，并取得他们支持的情况下，顶住重重压力，“建设厅出牌子、出经费，共产党出教官”，创办了“汤池合作人员训练班”（湖北应城），为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新四军和湖北党组织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怎能忘记，石瑛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崇高威望设法支持、掩护、保护和营救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年的中共阳新中心县委书记刘青、中共建始县特别支部书记姜云昌，就是多亏了石瑛先生竭尽全力保护和营救，才免遭反动特务的杀害！石瑛先生还设法营救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石克纪、董斌如等，并无微不至地关照石克纪的遗孤。

石瑛“爱我中华、救国兴国”的丰功伟绩，不仅被世人公认，而且曾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董必武、李先念等同志的充分肯定。1959年和1979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两次拨款修葺石瑛陵墓（现葬湖北九峰山烈士陵园），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生前多次前往该处祭扫凭吊。尽管岁月悠悠，石瑛先生已辞世62个春秋，然而，历史的长河无法淹没这位伟大的“爱国志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石瑛先生的大恩大德。时至今日，无论大陆，还是台湾，深情怀念并高度赞扬石瑛的诗文不时见诸报刊。国人称赞石瑛为：“民国第一清官”“爱国志士”“布衣市长”“湖北怪杰”“一代楷模”“学贯中西的民主革命家”“中华民族的瑰宝”。石瑛先生爱国惜民的光辉业绩和高风亮节，犹如一座巍峨的丰碑，将永远屹立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中。

二、关于“汤池训练班”

汤池，位于湖北省应城县以西，与京山、天门两县交界处，是丘陵起伏的小盆地。地面涌出三股晶莹灼热的泉水，腾腾白雾如白云化玉，飘逸多姿，水温常达70℃左右，因唐代诗人李白“汤池流大川”之句而得名。后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更因“汤池训练班”而轰动国内外。犹如黄埔之与陆军军官学校，地名和校名融为一体，“汤池训练班”（简称汤池）一下子变成了神州大地一个响当当的“革命摇篮”。

（一）“汤池训练班”的历史背景

在日本侵华战火日益蔓延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内部的抗日派和投降派的冲突，日益明朗化、尖锐化。其中，既有冯玉祥、吉鸿昌、李济深、蔡廷锴那样战旗高举、驰骋疆场的抗日将领，也有石瑛这样才华横溢、傲骨铮铮的抗日文官。

1932年，石瑛先生刚刚上任南京特别市市长，汪精卫投降路线甚嚣尘上。每逢中央政治会议，汪精卫有恃无恐地大谈什么：“对日外交的根本方针，遵奉总理遗教中日应携手共其发展。中日冲突，唯以和平方法正常步调解决……。”每到这种时刻，满怀爱国之情的石瑛就拍案而起，大声质问汪精卫：“东三省已沦入日本三年有余，南京街头流亡的东北父老，你为何视而不见？热河长城口被日军占领，驻天津日军正加紧演习巷战，难道这些你都不知道？这一切是所谓和平方法、正常步调解决得了的吗？”“……过去我们的错误，就是错在自己不能振作，事事仰求外人。这种劣根性，若不彻底革除，反而使劲高唱中日亲善，深怕稍越雷池，日本的坚甲利兵就要攻陷全国，这只能是自取灭亡……”

基于对日本扩张野心的深刻认识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爱国心，石瑛在他的市长任期内，拒不接见日本使节。按照惯例，新任命的驻华使节必须拜会首都市长，而日本几换总领事，石瑛都给登门的新领事以闭门羹，弄得日本外务省官员十分狼狈。石瑛常常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痛哭陈词，恳求中央改变对日政策，在总理纪念周及其它公开场合鼓动全民抗日，并领导市民积极开展防空演习。倒如，1932年6月22日，南京举行十万人追悼国殇的大会，石瑛主祭，勉励后死者继续奋斗。

1935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一触即发，石瑛与汪精卫的斗争也达到了高潮。 日本要派“《朝日新闻》访问飞机（其重要成员有日酋土肥原贤二）”抵达南京。这年3月19日，汪精卫亲自布置迎接。他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对石市长电话命令：“明天下午！市府科长以上的职员全部到机场迎接日本贵宾。”然而，石市长却语气坚定地回答：“我的科长决不迎接敌人！”“啪！”市长挂上了电话，并神情严峻地向秘书长口授指示：“明天下午，全体市府职员放假半天！”紧接着，石瑛走笔如飞地拟写第三次“市长辞呈。”3月26日，汪精卫院长不再挽留石瑛，而是尽快任命亲日派马超俊为南京市长。石瑛离职之日，南京市倾城而出，万人空巷。各界有识之士和市民们都含着热泪，深情欢送石瑛的队伍一直延绵到下关车站的三等车厢。其场面之壮观，情境之感人，实属史无前例！这是对石瑛这位“民国包拯”、“抗日市长”三年政绩的褒扬与留恋，也是对媚日投降的国民党政府的抗议与示威！

石瑛遭贬，在全国军、政界爱国人士中引起强烈不满。避居泰山与蒋介石对峙的冯玉祥将军复电蒋介石，表示若要他出山与蒋“共商国事”，必须答应如下条件：“……奖励抗日精神。如石瑛、于学忠等著名爱国志士，素具抗日抱负，尤有抗日表现，一则应加启用，一则应加重用。”然而，到了1935年7月，最高当局却任命石瑛为中央考试院铨叙部长（特任）一个位尊而无权的闲职。1937年2月，石瑛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名国民党左派一起，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紧急提案：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1937年，抗战军兴，南京国民政府西迁，石瑛也率铨叙部到达武汉。

1937年，中国人民灾难重重：7月底，平津陷落；11月11日，上海失守；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对我中华同胞实行震惊中外、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二）“汤池训练班”的创办过程

石瑛创办“汤池训练班”，完全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对祖国、对人民深挚的感情，在充分信任共产党而积极与之合作的前提下，该班办得很成功、很出色。然而，在创办的过程中，始终充满难以想象的许多困难、挫折和斗争。

1937年冬，湖北省政府改组，11月20日，具有“特任”资历的石瑛再次屈就湖北省省府委员、建设厅厅长这个简任官。一心为了抗日救国、服务乡梓的石瑛，在上任厅长的第三天，即11月22日深夜，巧妙地避开特务交织的视线，而独自一人从武昌过江去汉口会见住在“大石洋行”的中共领导董必武。烟雾蒙蒙，石瑛匆匆走进董老住所。“老友一向可好？”他激动地握着老同窗董必武粗壮有力的手。

“蘅青，你来了，真是难得。”主人惊诧而热情地欢迎他，紧紧握住他的大手。董、石二人，原是湖北老乡、老同学，又是一起参加辛亥革命与讨袁斗争的老战友。后来，一位是共产党元老，另一位是国民党元老。石瑛虽身居国民政府高位，但心情却很压抑、苦闷，正在寻求精神依托。1937年，日寇在我北平南郊卢沟桥发动了侵华战争，从此，中国人民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石瑛先生对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寄予殷切的希望，并满怀必胜的信念。因此，他深夜拜访董必武同志，密商国共合作抗日大计。董必武见他心情沉重，为了安定他的情绪，给他斟上一杯浓茶。

“我那建设厅有个农村合作委员会，由我兼任主任。”石瑛顾不上叙旧，急不可待地开始表白此次夜访的意图，“这个委员会所担负的是训练合作干部，组织农村合作社，发放农村贷款，发展农业经济。”董必武边听、边思索。石瑛端起茶杯，轻轻喝了一口茶水，又继续说道：“这就首先需要训练干部，到各县农村去开展工作。可是，现在的一批农村合作指导员，只想做官捞薪水，根本不是干事的人。”说完，他双眼盯着董必武，好像要征得他认同似的。接着，他又加重语气地说：“所以，我想用共产党的教育方法来办个训练班，培训一批能干事的农村合作指导员。我的意思是，想请共产党派人出面指导此项工作。你看如何？”此时，董必武与石瑛的想法不谋而合。关于此事，董必武向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作了紧急汇报。周副书记认为：“利用建设厅的名义，国共合作办干部训练班，这件事很好，很重要，要趁热打铁，赶紧办。派去的负责人既要在政治上完全可靠，又要懂军事，还要有一定的宣传和组织能力。”周恩来与董必武商量后认为，派陶铸去最合适。

过几天，一个初冬的深夜，寒气袭人。热血沸腾的爱国老人石瑛与中共领导人董必武泛舟扬子江上。他们在密商办班的具体事宜及操作规程。董必武与周恩来研究的意见是，委派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陶剑寒（即陶铸）作为训练班的实际负责人。这是一位文武双全、雷厉风行的爽快人，很适合担任此项任务。石瑛听后，十分高兴。而且，一见到陶剑寒就拍着他的肩膀说：“训练青年打游击全靠你啦！”陶剑寒说：“我当尽力而为，决不辜负石先生的期望。”

据李范一的夫人吴瑛同志回忆，1937年12月上旬的一天，石瑛先生打电话到汤池，邀范一（时任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去武昌，说有要事面谈。范一赶到武昌，石先生在三义村家中设宴，请董必武同志和范一，席间三人一起商谈创办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培养抗日骨干的问题。范一在石先生家里一见到董老便说：“抗日救国的担子落在了你们身上。我们都指望共产党抗日救国，因为只有你们能真正救国抗日。”三人边吃边谈，谈得很投机，一致认为：汤池有人力、物力和较好的群众基础，拟定以湖北省建设厅的名义，在汤池办一个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培养抗日骨干力量，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作准备，并决定李范一当训练班班主任。石瑛还派杨显东作为湖北省建设厅与汤池训练班的联络员。具体领导和实际运作则由董老派来的陶铸同志负全责。经费主要由湖北省建设厅拨给。

在石先生家中谈妥办训练班的主要问题后，范一赶回汤池，找房子、布置食宿、上课等各项事宜，忠实地履行班主任的职责。

12月中旬，邓颖超同志亲自给全国各地前来武汉报名的成千上万的学生做“动员报告”。紧接着，第一批学员30多人由陶铸同志率领来到汤池，以后招收的学员也陆续由武汉到达。20日，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第一期开学。学员多是全国各地流亡到武汉的大学毕业生或肄业生，教学内容主要是政治、军事、合作业务。教员除范一外，有陶铸、刘季平、刘顺元、陈辛人、李华、许子威、童世光、潘康时、周钟耀等。那时，在白区做党的工作很不容易，要保密，要隐蔽。关于办汤池训练班的事，都是石瑛先生和范一同共产党的上层领导定好了，而后由范一、杨显东和陶铸同志在训练班往下传达、贯彻并组织执行。

当年的汤池训练班招牌上明明写着：“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然而，它的学习内容却与此关系不大。该班大胆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党课、农民运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合作业务等。难怪有不少的人说：“这是延安‘抗大’的‘翻版’！”对此，石瑛先生十分满意，并倡议再在武昌增办一期内容相同而人数更多的“百人训练班”（汤池第四期），因此它的声名震动了省城，波及到国府，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惶恐不安”。

汤池训练班的毕业生陆续分往各地，影响越来越大，又促使大批热血青年纷纷奔赴汤池，参加学习。于是，训练班总部决定，再办一所“汤池临时学校”（学员200余人）。凡有志于抗日的爱国青年，不受年龄、学历的限制，一律可以报名。这就把办学的宗旨——抗战的主题突显出来了！石瑛强调：“所需经费仍一如既往，由建设厅承担。困难时期自行募捐一部分。”石瑛先生一次就捐献自己的劳动积蓄5000元银币，还硬说是“友人托他”捐赠的。众所周知，抗战时期的“经费支持”才是最实际的、最有力的支持！就这样，“汤池训练班”连续办了四期，加上后来办的“汤池临时学校”，前后共培养了五期抗日军政干部。学员们在学习期间，常外出宣传抗日，唱抗日救亡歌曲，演抗日救亡戏剧，练习行军打仗。

石瑛顶住了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组织的四次严厉追查，最后还是受到了牵连，被弄掉了建设厅长的职位。汤池训练班在陶铸的具体负责下，办得像“抗大”一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师生们住庙宇祠堂，睡稻草地铺，吃白菜萝卜。学员们每天黎明起床，跑步做操。 日常教学按计划进行，有条不紊，使课堂教学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办得朝气蓬勃，红红火火，被人们称之为“小延安”。

（三）“汤池训练班”的功绩和影响

2002年以来，湖北省和武汉市众多文物和史学专家一致认为：“石瑛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历史不应该忘记石瑛。”同样的道理，“汤池训练班”是著名的历史事件，历史也不应该忘记“汤池训练班”及其创办者——石瑛。

汤池训练班劳苦功高。它高举抗日大旗，培养抗日骨干，筹组抗日武装，成为当时鄂中抗日的中心，对于鄂中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武汉外围抗日游击战的发动和新四军第五师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汤池训练班及临时学校，办到1938年10月初，历时一年，共培训抗日军政干部达700余人，且以“合作指导员”公开的合法身份，活跃在湖北城乡各地。他们对恢复和发展中共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团结抗战，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等，都起到了重大的核心作用。十分耐人寻味的是：被派往“监视”训练班的人有不少后来都投向了共产党。其中，负有“监视”任务的应城督学张谦光，在汤池旁听了两星期课之后，思想认识上便发生了根本转变，回到应城即以督学的名义，一面积极鼓励当地青年去汤池训练班学习，一面亲自带领进步教师下乡宣传抗日。应城沦陷后，他坚定地投身于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并很快地入了党，以后又先后担负了中共应城县委书记和兴山地委书记的重任。他竭尽忠诚为革命，为党忘我地工作。后来，在解放战争初期同蒋军的一次激战中，不幸壮烈牺牲。由此可见，汤池训练班的师生素质之高、政治感召力之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汤池训练班培育和锻炼了大批的革命人才。其中许多知名人士，如顾大椿（解放后是湖北省副省长）、雍文涛（解放后是中央林业部长）、夏菲等都是有相当影响的人物。正因为他们树大招风，更加引起了国民党右翼分子的不满和仇视。因此种种，对于石瑛的诽谤、诬蔑之声不绝于耳！什么“石瑛包庇C.P.”“李范一训练共产党”，什么“石瑛引狼入室，与共产党狼狈为奸”等等，不一而足！连康泽、徐恩曾那样的大特务头子及立法委员卫挺生都亲自出马，前往汤池“视察”，形势日趋险恶。

“汤池训练班是挂羊头卖狗肉！”住在武昌珞珈山上的蒋介石，面对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王明大发雷霆：“你们怎么在这儿办起‘红军大学’和‘抗大’来了！你们这样搞，是破坏统一战线！”接着，又操起内线电话训斥其他人。

在这种形势下，石瑛自然受到内外夹击，但他很冷静、很坦然。心想：自己是党国元老，又深得民心，连蒋委员长也要对自己敬畏三分。所以，石瑛创办汤池训练班，不但在经济上勇于承担责任，而且在政治上敢于同国民党顽固派及特务们进行反复的较量，激烈的斗争。共产党人相信他、支持他、勉励他，使他能得以施展爱国救亡的抱负；国民党顽固派责难他、阻挠他、诽谤他，却对他奈何不得。为了办好一期又一期的汤池训练班，石瑛的意志始终很坚定。对待那些“好心”的说客，他却如此回答：“谁要找麻烦，就让他来吧！可笑的是，日本人几乎占领了半个中国，却不许人家起来抗日。我宁可死于中共，也绝不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甚至于干脆宣称：“我不管哪党哪派，谁真正抗日，我就跟谁合作！谁能替老百姓谋福利，我就跟他合作！”最使他难以接受的是，身为中共高层负责人的王明，工作不配合，竟然将陶剑寒（即陶铸）调离了汤池，致使到最后，训练班的领导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闹得石瑛更加心力交瘁，苦于应付。但无论如何，汤池训练班终于在大风大浪中坚持下来、发展下去了；直至日寇的侵略魔爪伸向鄂中才不得不停办。

那些心怀叵测的人，硬说石瑛同共产党人“打得火热”，然而，石瑛先生却仍在1938年3月17日中共《新华日报》上发表重要文章，旗帜鲜明地号召国人“拿出所有的精神和力量，凝集在：‘抗敌’、‘建国’这一点，来保证神圣抗战的胜利！”这位伟大的爱国老人在病危之际，还颇有感慨地说：“国民党贪污腐化，大势已去；抗日救国，唯共产党是赖。”这位深受万民拥戴的老革命家，在临终前还断断续续地念叨着：“抗战……建国……”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心声啊！它给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留下了：永远的悲痛、永远的激励、永远的思考……

综上所述，60年前的抗日战争，是我们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生死存亡的大决战，而石瑛先生主动与共产党合作，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办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汤池训练班”，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984年10月30日，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为汤池纪念馆题词：“汤池是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战争的战略支撑点之一，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这就高度概括了汤池训练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其实，从汤池毕业出来的众多学员，在抗日战争中，有的担任了部队指挥员，有的担任了地、县委书记。解放后，有的担任了中央的部、省、军级负责干部，有的担任厅、局长，有的担任高等院校负责人或教授。他们不仅对抗日战争，而且对国家建设也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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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咸宁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