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目的上的一致性

任何哲学理论的终极目标都在于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追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学说也以人的解放和发展为最终目的，他们从现实生产状况出发来说明人类的解放问题，把人的解放看作一种客观的历史活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继承者和发展者之一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关注，针对新的时代状况，对如何实现、由谁来实现人的解放问题提出了全新设想。

大众文化批判是他们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主题。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批判大众文化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指出大众文化的弊端，而是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异化形式，最终通过文化途径获得人的自由和解放。这既是他们批判大众文化的目的，也是他们的文化追求和文化方针。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生存处于困境，人的自主性受到严重威胁，因而人的自由和解放看起来困境重重。大众文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异化和新的控制形式之一。作为资本逻辑和科技进步的伴生物，大众文化一方面使文化不再服从于个体自由的创造性和超越性，从而使文化沦为赚钱的手段和工具，走向平庸和媚俗；一方面又由于它与现存商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融合，从而丧失对现存体制的批判反思和反抗的性质，沦为控制大众的思维和行动的资本主义统治的帮凶。由此，文化艺术本身的自由超越精神、批判否定精神和理想化的导向功能都消失了。可以说，大众文化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市场法则对社会全面渗透的结果，这一现象使文化本身原有的本性、功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危机和人的生存困境下，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试图通过对大众文化本质和特征的揭露和批判，指出大众文化对人的自由的剥夺与侵蚀，揭示资本法则和技术理性对人的统治，努力为克服资本主义新的异化设计蓝图。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身心造成的异化现实的批判，分析、批判这种异化是为消除这种异化所作的一种努力。出于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文化上的基本立场是批判文化的经济化、商品化，反对文化与政治统治的同一关系；维护文化、艺术的自律性本质，捍卫文化、艺术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意义。

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努力批判大众文化，以重塑他们心中真正的、具有超越性和批判性的文化。他们认为，文化中的个性、超越性、批判性和反思精神是文化之为文化的根本性质，而大众文化却破坏了文化的这一高贵本性。他们以异常鲜明的态度批判和指责大众文化的商品化、齐一化、标准化以及娱乐化、媚俗化倾向，力图通过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来弘扬文化超越现实、否定现实的革命性本质，以及自由、反抗的精神。以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为例，这种文化的代表对阿多尔诺而言是现代艺术。正如马丁·杰伊所认识的那样，阿多尔诺认为，并非所有的艺术都简单的是虚假意识或意识形态，一种辩证的艺术批评“是认真对待这个原则的：即它不是不真实的意识形态本身，而是与现实相对应的主张”。“艺术可能提供一个未来社会的‘真实的’预示，其途径乃在于它和谐地统一了形式和内容、功能与表现、主体与客体，虽然‘艺术的乌托邦超越个人作品’，一些艺术家如贝多芬或歌德，在其作品中至少能够实现这完满的瞬间”。^[9]阿多尔诺将否定性视为艺术的本质特征，认为艺术的真理只有在拒绝与社会的认同中才能体现出来。在他看来，艺术不只是模仿、复制、反映世界，它更重要的功能在于批判世界。前技术社会的高层文化可以被看作马尔库塞推崇的这种文化的代表。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文化不仅具有反思、批判社会的性质，同时还具有与现实社会相疏离的特征，即真正的、高雅的文化是和社会的物质生产相分离的，不具有功利的性质。这就进一步深化了作为真正革命性文化的本质。

可见，人的解放和发展才是他们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终极目的。他们之所以推崇高雅文化而批判大众文化，是因为他们认为高雅文化体现了人的自由创造性，并且能启发人们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引导人们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抗，获得自由和解放，而大众文化则阻碍了人的自由和解放。理查德·沃琳在《文化批评的观念》一书中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作为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忽视社会解放问题的所有思想，回避去实现某个真正民主社会的承诺的所有理论，都是片面和有缺陷的”^[10]。沃琳的这段话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命题：人的解放问题。

他们认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已丧失反抗意识，为了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用革命的文化来唤醒大众的革命意识，即走文化和意识形态革命的道路。他们之所以强调文化的批判性与否定性，根本目的就在于引导人们走一条文化革命、文化解放的道路。这种革命的文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真正的艺术，艺术革命是人的总体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阿多尔诺提出了文化救赎主义。阿多尔诺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压抑人的社会，人们急需一种精神补偿来消除绝望、拯救心灵，而只有艺术才能满足人的这种需要。阿多尔诺指出，通过艺术的想象与批判功能，艺术能够把人们在现实中所失去的希望、所异化的人性，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并在批判现实的同时给人以希望。另外，马尔库塞提出了“感性新解放”，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建交往合理性”，总体上看都是一种从文化的角度提出的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设想。

法兰克福学派忽视经济基础的变革，主要地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设想人的解放，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但是将他们的这一设想简单地斥之为“审美乌托邦的空想”而加以全盘否定也是不恰当的。我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呼吁人们走文化革命、文化解放的道路确实不失为一种指点迷津的深刻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