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大发展并形成自己体系的时期。

1938年年末至1939年年初，陈伯达先后写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及《孔子的哲学思想》，陆续在延安《解放》杂志上发表。《孔子的哲学思想》写出后，陈伯达通过兼任中宣部长的张闻天送毛泽东审阅。

2月22日，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就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阅后谈了自己的看法。肯定陈伯达的文章“改处都好”。同时又提出三点意见，请转陈伯达考虑。其中第三点说：

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炳麟）、梁（启超）、胡（适）、冯（友兰）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老子等两篇已发表，可在孔子篇的末尾来一申明（此申明低二格写），说明此篇，前二篇，及尔后发表诸文，凡引他们的话，都是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得对的，或大体上说得对的东西，对于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则属另一问题，须在另一时间去做。（《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151页）

这段话中，提到老子哲学有两处：“老墨哲学诸文”与“老子等两篇”。提请注意申明的问题，实质上关系到用什么思想做指导去判断老子哲学的性质。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自然是指梁启超、胡适诸人的观点无非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等。他们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基本上区别的”。因此，研究老子、墨子、孔子哲学时，引他们的话“都是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得对的，或大体上说得对的东西”，而且要申明在另一时间批判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

毛泽东这条意见直接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研究古典哲学时如何对待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和观点。但是，它又间接地告诉人们：研究老子等人的古典哲学，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否则就会被唯心论、庸俗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牵着鼻子走，出现“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陈伯达三篇文章，其中包括《老子的哲学思想》都引了这些人的“许多话”，毛泽东不反对这种引用，但是要明确他们的思想与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唯物论不同，基本上有区别。

在古典哲学研究实践中，毛泽东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判明老子诸人哲学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