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遭遇暴力的资本蛮横与权力异化

财经记者遭遇暴力的资本蛮横与权力异化

2010年7月23日，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对《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做出刑事拘留的决定，列入全国网上通缉名单，档案状态为“刑拘在逃”。事发突然，无数人大为震惊，社会各界极为关注。此前，仇子明发表了《凯恩股份偷天换日谜团》、《凯恩股份再调查：被隐瞒的关联交易》等几篇有关凯恩集团的负面报道。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正是凯恩集团所在地。

7月29日晚10时14分，《华夏时报》华南新闻中心驻深圳女记者陈小瑛被不明身份人士以“爆料深国商内幕消息”为由骗至深圳天虹商场，遭到重殴。此前，陈小瑛以《深国商董事长遭二奶举报掏空资产》披露了企业董事长与情人之间的纠葛及其涉及的公司内部经营等问题。事件引起福田警方高度重视，目前已立案调查。

7月30日下午4时许，《每日经济新闻》报社遭到自称为“霸王”洗发水的4名工作人员的冲击。他们擅自闯入该报社的上海办公区，找寻采写该报道的记者。冲突发生后，其中一名记者被打，副总编冯明被推搡。据称，此事疑与近期《每日经济新闻》报社对霸王洗发水被曝含致癌化学物质一事的报道有关。目前，4名男子已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

记者与媒体遭遇暴力以及权力追捕，并非时至今日，但是，记者最近接连遭遇暴力，其频度之高，时间之紧凑，前所未有，着实罕见。而且，在此之前，还有没能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的事件，比如，6月24日晚10点40分左右，《财经》杂志编辑方玄昌在回家途中遭袭，两名陌生男子手持钢筋条将其打伤，头部伤口深至颅骨。事后，两名男子逃走，方玄昌经救治无生命危险。当事人怀疑遭人报复。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所有这些令人震惊和愤怒的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负有舆论监督职能的记者和媒体的权利在被肆无忌惮地侵害，看到的是记者在肉体上受到的摧残和精神上受到的恐吓，看到的是强大资本的蛮横嘴脸和被异化的权力魔形，难怪“记者”这个职业被列入“中国最危险职业”的前三甲，现在看来确实名副其实。出现此种状况的因素，很多论者已从舆论监督的视角和法治建设的视角加以了评述。所以，本文在此不想再过多探讨这些问题，而是想从更为宏观的资本、权力以及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中找寻些答案。

近期发生的3起针对记者的暴力事件中，虽然还有两件没有最后结果，但是从可能的因果关系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共同的现象：其一，这些被通缉、殴打或冲击的记者和媒体，都是财经类的记者和媒体，他们的主要功能是负责财经新闻报道和资本市场的舆论监督。其二，与这些暴力事件有关的都是上市公司，都是资本市场上的成员。有关上市公司的负面新闻往往关系重大，霸王集团的负面消息出来后，3天就蒸发掉了近40亿港币。从利益与行为的一般规律来看，利益越大，就越值得在行为上冒险；利益越大，灭掉负面新闻的动力也就越大。

除掉在香港上市的霸王集团不说，深国商和凯恩股份都是A股市场的成员，而且，深国商是一个自1996年7月就已上市的资深成员，凯恩股份也是一个2004年7月上市的老成员。要知道，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时间是1990年12月19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时间是1991年7月3日。如果我们稍微知道点资本市场发展史与企业改制发展史，就不难推测并理解某些上市公司可能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不必说曾经上市的企业可能带病上市，带病上市的企业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断绝，这从联信永益上市10天其董事长就被刑拘中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上市之后的企业，侵吞、转移、贱卖、贱买（国有）资产，隐瞒、掩盖、不披露公司问题，故意泄露公司重大机密，利用内幕消息让企业高层的家人或朋友获益，等等，都是久除不绝的老问题。

而上述所有问题，都是财经记者和财经媒体所必须关注的。这些年来，资本市场大幅度发展，A股、B股、权证、三板、创业板等让企业获得了巨大的融资平台，而与资本市场发展和企业大规模圈钱的发展同步，财经记者和财经媒体在这些年的成长中，专业水平和职业精神也有了大幅度提高。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尽可能地少地被资本和企业所忽悠，不跟在它们屁股后面跑，不充当吹鼓手；还意味着财经记者和财经媒体开掘黑幕的水平越来越高，他们可以解开眼花缭乱的数字谜局，不被重重烟雾弹击倒，向股民和公众展示一个个更真实的上市公司，以及其中存在的龌龊事。就像《财经》曾经开掘和透析的“琼民源事件”、“基金黑幕”、“银广夏”、“庄家吕梁”、“亿安科技”、“蓝日”、“德隆”等一系列黑幕，都是震惊资本市场的大事件。

显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国情和尚在转型中的当下国情，资本市场还有很多不为人知也永不想为人知的事情，财经记者作为其中将这些事情让众人知晓的可能人士，当然是资本力量要打击的重点对象。如果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与媒体成长的历史纠缠来看，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有，但绝没有这么恶劣，而且，企业很快就转换了手段，比如委托专门的公关公司、比如投放广告进行交换或赎买。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做法在当下的中国也相当盛行。但即使如此，为什么还是发生了暴力事件？资本蛮横的底气何在？

这里面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记者和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利没有被完全法治化，伤害记者和媒体的成本较小，而且以此杀一儆百；二是资本可以收买或动用的暴力主体不仅是社会性的，而且是权力性的，这在记者仇子明前后100个小时的被通缉以及通缉被取消的戏剧化过程中可以观察得很清楚：地方权力与地方企业之间存在某种同盟关系。其中的缘由不仅存在可能的收买关系，还存在可能的地方更高层的统一协调，因为每个上市公司都是地方的大企业，关涉到地方的税收、就业以及地方官的政绩，而这也是为什么地方政府千方百计不让本地企业退市的重要原因，在这些方面，地方企业和地方政府也是同盟关系。所以，当下的资本蛮横不仅在于自身的财大气粗以及自身黑幕怕被记者揭开的穷凶极恶，还在于它有强大的权力支撑，特别是某些被腐化或异化的权力。

在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市场上的企业与负有舆论监督职能的财经记者和财经媒体之间的可能矛盾将会持续一段时间，特别是专业水平和职业精神大幅提高后的财经记者和财经媒体正在系统性梳理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上市企业，试图厘清其中的历史、纠葛、变迁、前景，所有这些，对那些干干净净的企业来讲，只不过是再次提升其资本信誉和市场美誉度，而对于那些不干不净的企业来说，无疑是如芒在背，记者和媒体一有风吹草动，它们的敏感过度和激烈行为也就不难预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在强烈谴责针对记者和媒体的暴力行为的同时，我们的记者和媒体也需要自勉：将最真实、最客观的报道呈现给公众，不给任何恶的力量以口实。

（本文发表于2010年8月7日《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