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权力异化的路径选择

三、防止权力异化的路径选择

权力的特性，说明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弄不好，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公共权力本来应当为公众利益服务，但权力的二重性使它可能为少数人或个人的私利服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就想到了权力的限制或制约问题。权力没有限制，就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导致腐败，造成对权利的侵害。这一点，古今中外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看到了。于是人们提出了许多约束权力的观点，如道德制约论、权力制约论（用权力制约权力）、法律制约论等都是制约权力的不同见解。有效约束公共权力是现代法治的宗旨，也是依法治国的基本价值取向。而制约公权力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私权，即保障公民的权利，让公共权力为公民的权利服务。

（一）教育是基础

腐败是权力和私欲相结合的产物。腐败滋生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失落。思想意识腐败先于权力行为腐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利益观的扭曲，理想信念的丧失，党性原则的淡薄，意志品质的衰退，都是思想意识腐败的表现和征兆。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必然带来政治上的蜕变、经济上的贪占、生活上的腐化^[4]。在现实中，许多时候权力运行不透明，归根到底，是一些权力运行者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不少人官本位思想严重，心目中所追求的不是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而是职位、级别、规格和待遇。而官本位的直接后果就是诱导人们去追求更高级别的待遇。不仅如此，官本位还使人民的主体地位变成了从属地位。

因此，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和制度法规教育，筑牢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对于增强领导力，尤其对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抵御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和影响，切实做到政治上清醒，思想上坚定，工作上勤奋，作风上深入，生活上廉洁是极为重要的。

（二）民主是根本

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主要看其权力归谁所有，权力运行由谁管理，权力取向为谁服务。其中权力归谁所有起决定作用。在我国，由于广大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享有公民权利，又牢牢地掌握国家权力，决定了人民有权选举自己的公仆，有权监督自己的公仆，有权罢免那些不称职、不胜任的公仆；决定了任何公仆，无论地位多高，权力多大，都必须服从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决定了任何公仆，一旦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就要受到应有的追究，承担相应的责任。

防止权力异化，必须扩大人民民主，发展基层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

防止权力异化，确保权力合理行使，必须让权力运行的信息公开、民主。暗箱操作藏污纳垢，大量的腐败行为就是在信息高度垄断的情况下进行的。人们无法想象一个充斥暗箱操作的政府会是清正廉洁的政府。因此要增加政府机关运作的民主、公开和透明度。政府机关应公开行政信息，把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立法活动、政策制定、财政预算、公共开支以及工作规则、办事程序、审批条件、收费标准等行政信息如实公布于众；对公开的行政信息，公众有权查阅，政府机关应为公众提供便利条件。

（三）法制是重点

制度法规是规范权力的常规武器，通过制度法规对领导干部的职权范围、行使准则、运作程序等作出明确的规定，用制度法规约束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为，既可以惩治于已然，也能够防患于未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致力于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在从严治党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初步形成了一套以党章为核心的党的制度法规体系。但是，我们制度建设也存在许多亟待改进的问题：往往注重原则性，忽视操作性；注重单体性，忽视系统性；注重实体性，忽视程序性；注重表象性，忽视根源性。结果导致不少制度规定往往低效甚至徒劳。目前我们制定的法规不可谓不多，要求不可谓不严，而且几乎每个问题都是三令五申，但党政机关存在的以权谋私、吃拿卡要、索贿受贿、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常见病”和“多发病”依旧，有的甚至日趋严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法规的执行缺少有效的监督，对违反法规的行为缺少必要的惩戒，使已颁布的法规没有得到切实贯彻。

有效地遏制权力的滥用，必须依法对权力的等级、范围、效力、行使的程序、规则、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以减少权力行使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切实堵塞各种漏洞。一方面，要立足全局，着眼长远，整体规划，精心设计，切实按照制度发展的规律来完善制度。既要重视基本制度，又要重视具体制度；既要重视实体规则，又要重视程序规则，建立健全以廉洁自律、制约监督、源头防范、查办惩处、权益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反腐倡廉制度法规体系，使各项制度法规在空间上并存，在环节上紧扣，在功能上互补。另一方面，要把制度建设的着力点放在制度的贯彻执行上。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建立健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信息反馈制度、监督检查制度、考核评估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制度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以充分发挥制度法规的整体功能和实际效能，确保权力行使具有统一的规范、既定的程序、明确的责任，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上合理运行。

（四）体制是核心

实践表明，对权力的制约只有来自同一层次的其他权力，也就是具有内在的制衡机制的权力才是最有效的，这是由权力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证明，权力完全集中在一个机构甚至一个人手里，很容易导致个人集权和个人专断。在实际生活中，任何一个领导集体或领导成员，都有其特定的职责和权限，超出了特定的职责和权限，就会越轨和侵权。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合理划分公共权力，使之为不同的机构和不同的人员所掌握，在此基础上建立权力之间相互牵制、相互约束的关系，使其中任何权力都无法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独断专行，使任何人都不能无所顾忌地滥用权力。因此，防止滥用权力必须建立合理的内在制衡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权力的下放、政策的放宽，一些部门和单位在人，财、物方面的自主权不断扩大，客观上使一把手的权力也随之增大，在人事调配、财务管理、项目决策、工程发包等方面拥有高度集中的权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制约监督权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强化，相反还有逐步弱化的趋势。因此，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以利于从源头上斩断腐败，从流程上剔除腐败，从结果上卡住腐败，使每一个部门都成为其他部门滥用权力的制约手段，使每一个成员都成为其他成员滥用权力的制约力量。

（五）监督是关键

加强监督是确保权力正确行使，防止权力异化的关键。古今中外，因为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制约而发生腐败的案件不胜枚举。

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应该是全方位的。在权力体系内部，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为必须受到上级的制约监督（考核、任免、教育、管理）、下级的制约监督（意见、建议）和同级的制约监督（述职、评议），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制约监督（质询、罢免），专门机关的制约监督（检查、监察、审计）。在权力体系外部，必须受到人民群众的制约监督（选举、听证、协商、对话、测评、举报），民主党派的制约监督（参政、议政），社会团体的制约监督（反映民意、维护权利），新闻机构的制约监督（谴责、曝光）。在权力的配置上，领导干部的权力要适当分解，各权力之间要形成制衡机制，对领导干部的任职时间也要作出适当限定，即分权（决策、执行、监督）、制衡（集体领导会议决定）和限任（限期、限届、限位）。在权力的运行中，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为要受到制度规范（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监督制度）和责任约束（政治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

舆论监督是重要的社会监督形式。这种社会的、公开的、道义的监督既来自民意，又影响民意，能够如实地反映公职人员的权力行为，使各种腐败现象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鞭挞和抨击；使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受到警示和震慑，并推动社会各界对揭露出来的问题作出及时处理，从而在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大众传媒构建的巨大信息传播网络。我们要充分发挥它们的监督制约功能，使权力的运行更加规矩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