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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与“符号暴力”

时间:2022-03-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文化资本的传承是决定社会地位的关键因素,一般通过家教和学校教育来完成。有时文化资本像是带有某些“遗传”特征,如人们的吃相和对所谓高雅艺术的品味。在这里,“文化资本”是指将来自良好家庭的文化优势通过教育传导给后代,从而维持阶级间差异的过程。
文化资本与“符号暴力”_发展人类学概论

七、文化资本与“符号暴力”

在个人主观能动性和强大的社会结构力量之间,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用来解释持续性贫困这一阻碍发展的全球现象呢?城市人类学家布尔热瓦(Bourgois)通过田野研究发现,他所结识的那些波多黎各移民的后代,并非一开始就选择从事贩毒这条致富快车道(Bourgois,1996)。与罗斯托和亨廷顿之流的臆测相反,这些毒贩都曾经像白人族群中的多数人一样,努力地追求主流社会所认同的美国梦。然而他们最终未能成功的原因,并非是由于缺乏主观能动性,而是他们在美国族裔分化的社会结构中的固定位置。而强大的结构性力量是他们无法从现有资源中获得“文化资本”,一条能使他们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要路径(Bourdieu,1984)。

通过阐发“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将特定阶级拥有经济力量和与之紧密相连的特有文化资质加以区分。在他看来,阶级差异不仅存在于经济生产和交换过程中,而且还在物质和文化消费领域得到充分的体现。职业和收入是经济资本的来源,而生活方式和高雅品位的形成,必须依靠文化资本的积累。而布尔迪厄想了解的是:文化资本经过代际传承之后,是如何影响各阶级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及在阶级对抗中的势力消长的。在对1 00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基础上,布尔迪厄和他的研究小组力图考察阶级差异对消费模式和趣味爱好的影响(Bourdieu,1984)。调查结果显示,属于不同阶层的人群对于喜好的画家和音乐作品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差异常常是同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其父亲的职业有一定的关联性。对于中上层人士来说,与他们心目中属于最低档次的生活必需的消费保持距离,便是体现阶层差异的最好方式。比如说,欣赏抽象美术、文学和各类充满“智慧性”的闲情逸致,便是上层人士与劳工阶级在文化消费上保持显著差异的手段。在布尔迪厄看来,教育是下层人士学会上层人士擅长的这种“体现差异性”的游戏规则,进而获得文化资本的极佳途径。我们在中文语境中常常使用的“没有文化”或者“缺乏教养”的说法,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讲,无非就是由于阶级出身而导致的“文化资本”匮乏。缺少文凭或学术职称的一些企业老总们,要将自己充足的经济资本转换为文化资本,除了重返校园苦读,还可通过购买网上文凭或捐资担任大学的名誉博士这一捷径得以实现。

文化资本的传承是决定社会地位的关键因素,一般通过家教和学校教育来完成。有时文化资本像是带有某些“遗传”特征,如人们的吃相和对所谓高雅艺术的品味。那种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中耳濡目染、积累文化资本所形成的“习惯”(habitus),在不经意间成为自身生活实践的有机部分,变成一种身体语言。除了穿着打扮和举止投足之外,我们在各种场合说话时的遣词造句也在显示自身的社会地位,可以说是一种微妙的运用文化资本的方式。在20世纪的英国,这种文化资本表现为一种“贵族气”的口音,腔调和优雅的谈吐,能够显示说话人的教养和受教育程度(也就是说,文化资本的拥有量)。来自平民阶层的人士为了在劳工市场获得理想的职位,就得通过教育培训改变自己的方音和“不规范”的用语以求获得可以转化成社会和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而各级学校、政府组织、教会和老牌媒体等正式机构的存在,有效地维护了这种显示规范优美用语的文化资本的权威性。布尔迪厄将这种语言实践,看作是出身卑微人士获得文化资本成为上层精英的重要途径。那些平时不能或不屑使用这种拿腔拿调的贵族式语言的平头百姓,事实上也默认了这种特殊语音所代表的“象征性的主导地位”(Bourdieu,1984)。

在布尔迪厄看来,教育制度的存在实际上是这种“符号暴力”的延续:上层人士的优雅口音是一种象征其地位,并在有意无意间体现其阶级(或种族)优越感的语言符号,从而在精神上压迫来自劳工阶层那些所谓“没有文化教养”的下等人。据笔者观察,在北美社会,屈服于这种“象征暴力”不仅仅是黑人和墨西哥裔等传统少数族裔,更多是或许来自大中华地区的华裔移民。他们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原因,在日常生活中不免有“二等公民”的感觉。为了使在美国出生的下一代免受其苦,他们在添置房产时特别注意选择上好学区。而谁都知道,好学区往往就是房价居高不下的中上收入阶层的居住区。

依照韦伯的说法,我们可以说这些新华裔之所以为了后代受到高质量的教育,宁愿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即承受住房按揭贷款压力),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价值观的影响。然而如借用布尔迪厄的洞见,我们便可看到问题的另外一面:这些新华裔正是通过经济投入,力图在教育方面为后代挣到自己所缺乏的文化资本。在这里,“文化资本”是指将来自良好家庭的文化优势通过教育传导给后代,从而维持阶级间差异的过程。当然,布尔迪厄或许会认为这种新华裔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因为经济资本的多寡往往限制了其积累文化资本的能力。在笔者曾居住过的美国马里兰州的蒙郡和麻省波士顿地区,那里的华人一到周末,就急着送孩子去主要由华人开办的中文学校、舞蹈音乐班或数学补习班。而一些白人或犹太人开办的久享盛誉且“贵族气”十足的芭蕾学校和马场,却因收费昂贵鲜有新华裔光顾。包括新华裔在内的北美少数民族,为了实现美国梦,拼命积累经济和文化资本,实际上已经成了受制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牺牲品(见下文有关葛兰西“文化霸权”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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