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鲁迅的“直译”遭遇韦努蒂的“异化”

当鲁迅的“直译”遭遇韦努蒂的“异化”

顾楠

(天津商学院　300134)

摘要:本文针对翻译“异化”理论中一些术语及其指代不明的情况，从历史背景及政治目的、理论的实际意义和与“归化”的关系三方面来证实鲁迅先生的“直译”和西方“异化”派代表韦努蒂的“异化”有根本性的区别。

关键词:鲁迅;直译;韦努蒂;异化;本质区别

当下，对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备受关注，尤其是有关“异化”的文章随处可见。“异化”这一术语是西方翻译理论中解构主义者提出的一个新的视角。他们批评以往的翻译家只着眼于语言层面的“直译”和“意译”，而忽略语言背后一个更大的文化层面，因此其提出“归化”和“异化”两个概念。这一翻译新趋向得到中国翻译界的积极响应。

1　综述

刘嫦在《也谈归化和异化》一文中谈到:人们习惯上将翻译当做是处理语言问题，因此总从语言结构差异的角度来对待。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意识到翻译应包含两个层面才完整:语言和文化。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说:归化和异化可看做直译与意译的概念延伸，但并不完全等于直译与意译。如果说直译与意译只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伸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与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漩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力的得失问题。

这两位学者是对过去翻译界关注的“直译和意译”与现在的焦点“归化和异化”做了一个总结。认为“直译”和“意译”属于语言结构层面，“归化”和“异化”包括两个层面:语言和文化，后者包括前者，而且是前者的更高一层次。这些论点放在西方理论的环境下是完全正确的，但在中国理论的环境下是否正确呢?由于中西方翻译发展的历史、目的和地位的不同，还有中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的不同，笔者认为把中国理论的“直译”和“意译”和西方理论中的“直译”和“意译”等同起来，并放在“归化”和“异化”的语言结构层面过于望文生义。那么，究竟应该把“归化”和“异化”这对概念放在中国理论的什么位置呢?

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还说:鲁迅所谓的“洋气”，正是我们现在谈的“异化”(foreignization)……翻译学中“异化”这个概念，在中国似乎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学界的认识也大致还停留“直译”的定义上。葛校琴在《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阈——对国内归化/异化论者的一个提醒》一文中说过:国内归化/异化的讨论追随潮流也出现“贬归化，扬异化”的势头，而其认识基础却仍然停留在传统翻译研究的语言范畴。这种研究上的错位是国内翻译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王东风认为翻译学中“异化”这个概念，在中国似乎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这是让人认同的。但葛校琴认为国内归化和异化的认识基础却仍然停留在传统翻译研究的语言论范畴，是研究上的错位，而王东风更进一步认为“异化”应等同于鲁迅先生的“直译”都很让人费解，因为他们都没有给予我们令人信服的论证。

“归化/异化”和“意译/直译”都是十分庞大的问题，不可能三言两语讲得明白，实际也远超过笔者之及。因此，笔者只想从历史背景及政治目的，理论的实际意义和与“归化”的关系三方面来证实鲁迅先生的“直译”和西方“异化”派代表韦努蒂的“异化”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也不简单地是后者的语言层次。

2　正文

1)时代背景及其导致的政治目的的不同

2　0世纪初，正是中国遭受强敌侵略的年代。曾以中国五千年文明为骄傲的中国文人猛醒，意识到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已远远超过中国，而向中国输入外国思想以启发民智是当时最迫切的任务。鲁迅先生就是这群文人中影响较大的一位。他以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的故事来比喻这种翻译的意义，他通过翻译从外国“盗来”精神的“火种”来点燃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引导人民抵抗外敌，走上强国之路。

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与鲁迅的“直译”翻译理论在时代背景方面有着天壤之别。二战后，英美英语的价值标准在战后形成了全球的优势，确定了英美国家主体文化的语境。这种语境只接受在意识形态、话语类型和美学标准上符合英美文化的外语文本;译文的内容必须符合他们原来对这些外国文化的预设，还要加入许多适合英语接收者接受的大量解释性的材料，或随意对原文进行删减，使译语在内容上归化于目的语(英语)的嗜好和偏见，从而形成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利关系。一切弱势文化都得听命于英美强势文化的摆弄，进而成为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葛校琴:2002)韦努蒂的翻译理论正是为了保护弱势语言和文化不受本国(英美)语言和文化的侵蚀，抵抗这一帝国主义式的文化掠夺而生。

如果说，鲁迅的“直译”翻译理论的时代背景是民族危亡，导致的政治目的是输入外国思想和语言表达方式，以改变当时本国的封建思想，改革本国的语言表达方式。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的时代背景是后殖民时期，导致的政治目的是保护弱势语言和文化不受本国(英美)语言和文化的侵蚀，强调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性。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政治目的必然导致两种理论意义的不同。

2)理论意义的不同

既然鲁迅先生的目的是引进外国的思想以启民智，在翻译过程中，他以源文本为中心，极力忠实原文的意义。但由于语言结构的不完全相同，想要字对字的翻译，有时不仅不能做到忠实，反而使译文晦涩难懂，甚至扭曲原文的意义，成为“死译”。译者必须要把源文本的含义转化为符合目的语句法的句型表达出来，成为“意译”。但是，句子的形式也含有意义，因此改变句型也会改变原来句子的含义。鲁迅先生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承认自己有的句子译得‘拙劣’，‘冗长而且费解’，然而他说:‘但我别无更好的译法，因为倘一解放，精神和力量就很不同’。”(陈福康:2000)鲁迅先生提倡“直译”，即在达意的基础上，尽力保持源文本的句法，这才算忠实于原文意义。由此可见，为忠实于原文意义，鲁迅先生着重于词义和句法的语言层面，而他为了丰富群众的语言所提出的吸收外国文法，以便“逐渐添加了新句法”，其实也是在语言层面上的革新。

“韦努蒂认为，翻译是一个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求同过程——尤其是寻求相似的信息和相似的表达形式和技巧——需要进行这样的寻求，正因为是译者面对着差异。但译者永远不能，也永远不应把所有的差异都抹掉。”(许均:1999)“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许均:1999)由此可见，韦努蒂的观点是:翻译过程中，译者必然面对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为了保留这些差异，抵御后殖民主义文化侵蚀，不仅要注重语言层面的保留，更结合政治、历史和文化领域，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层面的保留上。正如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所说:“直译与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漩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力的得失问题”。

总之，鲁迅先生的“直译”着重于词义和句法的语言层面，是对翻译原则和方法上的探讨。随着翻译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韦努蒂把目光转向文化层面，核心转向文学、政治和文化领域，是对翻译策略上的探讨。鲁迅先生的“直译”既不同于韦努蒂的“异化”，也不是被包含于后者的低层面的研究，这一观点还体现在二者和“归化”截然不同的关系上。

3)与“归化”关系的不同

在谈及与归化的关系时，鲁迅先生曾说:“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所以他的译文，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很近于解释。”(陈福康:2000)由此可见，这里的归化其实就是指把源文本的含义转化为符合目的语句法的句型表达出来的“意译”。自古以来，“直译”和“意译”都被认为是对立的，而笔者认为鲁迅先生的“直译”和“意译”是相结合的。他曾说:“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陈福康:2000)既然那些异样的“直译”不宜太多，那么其他的翻译部分是什么呢?一来，该是那些由于中外文句法相似，可以把词义和句型的意义直接翻译出来的部分，这既可以说是直译也可以说是意译。还有就是，直译完全无法在保持源文本的句法的基础上把源文本的意义表现出来的情况下，他也欢迎“倘有潜心研究者，解散原来句法，并将术语改浅，意译为近于解释才好。”(陈福康:2000)可见，把词义和句型的意义翻译出来的“潜心研究”的意译，作为在语言层面上对直译的补充，鲁迅先生也是赞成的。

王东风认为:“韦努蒂对归化翻译的定义是遵守目标语言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是其迎合本土的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要求。”“韦努蒂对异化的定义概括起来就是: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王东风:2002)一个是遵守本土主流价值观，另一个是偏离;一个是同化源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另一个是保留。所以，韦努蒂的“归化”和“异化”相互对立的。此外，韦努蒂更抨击归化翻译实际上是一种帝国主义式的文化掠夺行为。他还认为，译文越归化，原著被恶意归化的事实就越隐蔽，译文读者越容易受蒙蔽。通过对译入英美文化的外国译本所采取的归化的翻译策略所作的本质揭示，证明归化策略在后殖民主义翻译批评中应遭到翻译家们的指责和唾弃，韦努蒂就把“归化”放在一个图谋不轨，不可容忍的邪恶对立面上。

鲁迅先生的“直译”与语言层面的“归化”(意译)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而韦努蒂的“异化”和“归化”是相互对立的。

3　结语

笔者从历史背景及政治目的、理论的实际意义和与“归化”的关系三方面证实鲁迅先生的“直译”和西方“异化”派代表韦努蒂的“异化”有根本性的区别，也不简单地是后者的语言层次。笔者希望此论文能给其他专注于“归化”和“异化”领域的学者以启示，真正使这对跨国术语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促进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嫦．也谈归化和异化［J］．外语学刊，2004(2)．

［2］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中国翻译，2002(5)．

［3］葛校琴．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阈——对国内归化/异化论者的一个提醒［J］．中国翻译，2002(5)．

［4］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5］许均．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